然而，北大不是世外桃源，方方面面的人都關注着北大發生的事情，特別是男女同校，更是引起守舊勢力的強烈反感。
此時，正值直皖大戰結束不久，直系聯合奉系打敗了皖系，直、奉兩系取代了皖系控制了北京的政權。
一次，在中央公園的一次宴會上，直系的首領曹錕和奉系首領張作霖在談話中竟然突然說起了蔡元培。
張作霖說：“四哥，您注意哪個姓蔡的了嗎，鬧得太不像話了，還搞起男女同校，成何體統？”
曹錕說：“親家，您說的是蔡元培吧！是不是得把他看管起來？”
兩個人說話的聲音很大，好像故意是讓更多的人聽到。
和徐世昌這樣的文人，甚至和段祺瑞這樣的武人，有時還是可以講講理的。因爲他們總要顧及一下社會影響，知道什麼事情能幹，什麼事情不能幹，或者說一般情況下做事還能有底線。但張作霖這樣的土匪出身的人是不一樣的，犯起混來可是無所顧忌，甚至爲所欲爲。
爲了蔡元培的安全，李石曾等人通過政.府和學界中的朋友積極運作，北京政.府決定派蔡元培赴歐美考察，意在使蔡元培暫時離開這個是非之地。
1920年10月，蔡元培告別北大師生，陪同杜威和到華不久的英國哲學家羅素等人，應邀赴湖南長沙進行學術講演。此期間，蔡元培也就文化、美學和教育等，先後發表了七次演說。
一個月後，他便踏上赴歐美考察的漫長旅程。
蔡元培於11月24日乘法國“高爾地埃”(cordilLere)號輪船自上海出發，1920年12月5日航行到新加坡。
對此《新加坡南洋華僑中學校週刊》做了詳細報道：
“本月初五日蔡孓民先生偕陳大齊、張崧年、徐彥之、劉清揚、王新亞、李光宇、夏循垍、劉運籌、陶尚劍諸君，乘法船高爾地埃，於清晨七時抵駐本坡。端蒙學校校長沈朝陽先生、道南學校校長形延祖先生及本校塗校長，均同時赴船埠迎接，晤蔡先生略淡，遂知該船於本日下午四時，即須啓促，於是將其欲辦各事，一一商定而接次行之。
“茲將是日經過各事列下；八時至九時，至林君義順店中小坐，晤各商家。十時至十一時，遊本坡風景佳處。十二時至本校午膳(素食) 。時參觀本校，並與同學作十分鐘談話(所談之話另錄)。一時三十分，赴道南、端蒙、啓發、中學四校歡迎會。會場假道校食堂。本校童子軍十五人，及道南童子軍五人，任維持秩序、招待來賓之責。道南教員夏應佛君、養正教員陳安仁君任記錄。
“佈置即定，本校校長塗先生略爲介紹，蔡先生遂登壇演講約一時二十分乃止(其演詞另錄)。聽者均鼓掌不已。其中對於健全人格，及女子須受同等之教育，尤爲注意焉。三時茶會。三時三十分攝影。四時船乃啓碇，送者約三十餘人。是日經過各事，均能照預定者行之。蔡先生在本校參觀時，語多稱讚，見校中校訓‘明智力學愛國樂羣’八字，似有深感，隨書‘樂羣’二字以贈本校。吉隆坡尊孔學校長周君南君，系其高足，此次因病未能來叨歡迎。蔡先生詢問之餘，亦行贈四字。”
據此可知，蔡元培訪問新加坡“華中”，實爲旋風式的順訪。上午7點抵港，華中首任校長塗開輿等偕端蒙、道南等校校長前往迎接。蔡元培先去訪問林義順，林既是華社領袖，也是接任陳嘉庚的華中董事長；接着遊覽新加坡。午餐後蔡元培訪問尼文路的南洋華僑中學，在道南、端蒙、啓發、華中四校歡迎會上發表《在新加坡南洋華僑中學演說詞》，然後下午4點啓航。在新加坡總計逗留九個小時。
爲什麼剛成立一年的南洋華僑中學，能夠邀請到蔡元培這樣的學界巨擘來發表演講？
首先是鑑於華僑中學在南洋地區的特殊地位。“華中”是華僑自力更生在南洋創辦的第一所華文中學，陳嘉庚在創立“華中”時，高屋建瓴地打破地緣畛域，將學校定名爲“新加坡南洋華僑中學”。
在《實行籌辦南洋華僑中學之通告》中明確指出：“新加坡爲南洋孔道，英荷各埠，航路交通，所有父兄伯叔，親戚朋友，商務關係，耳目最周，經費既無慮浩繁，寄託亦有撫任”
“華中”向包括英殖民地馬來亞聯邦和海峽三州府、緬甸、荷蘭殖民地印度尼西亞羣島、法屬中南半島的安南、和暹邏王國等地的所有南洋學子張開懷抱。華中不僅是華風遠被的南洋華文教育的里程碑，而且也是本區域啓智興邦的華文教育最高學府。
蔡元培在訪問時與華中同學促膝交談，對華中學子在南洋經濟社會等領域即將發揮的重要影響，給予高度期許：“諸位是南洋青年的中心點。那樣叫做中心點呢？就是責任最重大，人人都拿你來做模範，做中心歸束點。你好，人家也跟你來做好；你壞，人家也跟你去做壞。你一舉一動，都與社會的好壞有莫大的關係。比方南京學校的中心點，就是高等師範；北京學校的中心點，就是北京大學；而南洋學校的中心點，自然是南洋華僑中學。”
蔡元培將華中與北京大學、南京高等師範（後更名中央大學，今南京大學的前身）並列，由此可窺見華中在南洋華社的位置。
其次，晚清以降至民國，中國越來越注重僑務。清光緒三年（1877年）開始遣洋出國，外派使臣，途徑新加坡時都會登島訪問。“而且中國政府對華僑教育問題越來越重視，到南洋視學者不絕於縷”。
在華中成立前的1917年5月，蔡元培的學生——著名教育家黃炎培受北洋政府教育部的委託前來南洋視查，並與陳嘉庚先生結緣。華僑中學作爲僑校，是中華民國國家教育體制的海外延伸，其招生簡章明確“一切學科悉照（中國）部章規定爲專門教育之預備，限四年畢業。”
蔡元培作爲中國杏壇領袖，途徑新加坡時訪問當時南洋最高學府，也屬情理中事。
另外，蔡元培與當時華中的創辦團隊及校長也多有私誼。蔡元培與陳嘉庚都是“教育救國論”的積極倡導與力行者，1920年陳嘉庚擬建廈門大學，特意邀請蔡元培作爲創辦廈大籌備委員會委員。陳嘉庚返回廈門後，華中繼任董事主席林義順與蔡元培同爲國民黨元老。
前來迎接蔡元培的華中首任校長塗開輿是黃炎培推薦而來，黃炎培與蔡元培既是師生，又是“教育救國”的生死道義之交，而塗開輿則是被蔡元培讚譽爲“最有希望之團體”的少年中國學會的骨幹會員，與蔡亦有往來。
蔡元培本來性格就“和平敦厚，藹然使人如坐春風”，所以儘管沒有充分準備，但還是應邀發表了這篇熱情洋溢的《在新加坡南洋華僑中學演說詞》，“諄諄教誨，嘉惠南洋莘莘學子”。
蔡元培《在新加坡南洋華僑中學演說詞》於1920年12月以《普通教育和職業教育》發表在《教育雜誌》第13期第1號上。這篇演說詞的主要內容包括普通教育和職業教育、人格教育與女性教育等。
普通教育和職業教育是這篇演說詞的基軸，《教育雜誌》以《普通教育和職業教育》命名這次演講。蔡元培之所以以此爲演講主旨，他在演講開頭就予以說明：“在座諸君，大半是學界中人，因此可知這裡的學校多了。我今天就把普通教育和職業教育說一說。剛纔從中學校來，知道中學內有商科一班，這卻是職業教育的性質，不在普通小學校或中學校的普通教育範圍以內。”
原來，華中1919年3月創校後，先開辦普通科；1920年在普通科的基礎上又開設商科。1912年2月蔡元培率先揭櫫“實利主義教育”思想，爲中國現代職業教育奠定基石。1917年黃炎培繼起，把“實利主義教育”改爲“職業教育”，建議在高等小學、中學分設職業科，在上海發起成立中華職業教育社。
陳嘉庚也提出“教育爲立國之本，興學乃國民天職”，“教育不振則實業不振”的主張。華中校長塗開輿原爲南京暨南學校的學監兼教員，經黃炎培推薦前來新加坡，深受黃炎培影響。陳嘉庚主張學校設置學科和教學內容要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培養社會需要的人才，所有才會在華中開設商科。
身爲中國職業教育的先驅，蔡元培認爲興辦“有用之學”必須要解決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方爲人計，曰以供青年謀生之所急也；一方爲事計，曰以供社會分業之所需也。”職業教育作爲“有用之學”，既要解決人民生計的問題，解決社會經濟發展問題。
蔡元培在這篇演講稿中，一方面認爲在南洋倡辦商科是必須的：“這裡（新加坡）有了小學，漸覺中學的不可少。辦了普通教育，又覺職業教育的不可少。南洋是富於實業的地方，我們華僑初到這裡的，大多數從工事人手以創造家業。不過發大財成大功的，都從商務上得來。商業在南洋，的確很當注意的，這裡的中學，就應社會的需要，而先辦商科。”
另一方面，他認爲南洋僅發展商科是不夠的，還應該促進科學發展，推廣農業、工業等職業教育。“照現在的社會看來，商務的發達，可算到極點了，以後能否保持現狀，或更有所進步，這都不能有把握。萬一退步起來，那麼，急須從根本上補救。像研究農業和開工廠等，都足爲經商的後盾，使商務的基礎，十分穩固，便不愁不能發展。故學生中有天性近農近工的，不妨分頭去研究，切不可都走一條路。”
此外，蔡元培還認爲，職業教育要得到長足發展，必須先從普通教育抓起。“普通教育和職業教育，顯有分別：職業教育好像一所房子，內分教室、寢室等，各有用處；普通教育則像一所房屋的地基，有了地基，便可把樓臺亭閣等建築起來。要起蓋房子時，必將先求地基堅實，若起初不留意，等到高星將成，才發現地基不穩，纔想設法補救，已經來不及了。”
在他看來，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同質不同類，各自獨立又相互影響：普通教育是打基礎的，職業教育是分專業講技能的。職業訓練能夠加強學生的就業能力，但這不等於也不能代替學生基本能力的培養。重要的是把基礎打好, 使學生日後能夠接受專業訓練。普通教育和職業教育的關係在世界教育史上關係複雜，無論華中在普通教育中融入職業教育，還是蔡元培提出的發展職業教育必須以普通教育爲基礎，都爲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的發展提供了積極有益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