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在北大安頓好之後，即開始與母親商量辦理與江冬秀的婚事，胡適把婚禮的日子定在自己生日那一天，即農曆十一月十七日，1917年的那天公曆爲12月30日。
江冬秀1890年(清光緒十六年庚寅)農曆十一月初八日生，也是安徽人，家住績溪縣北的旌德縣江村，與上莊相距約40裡。也是名門女兒。父名世賢，早逝。母呂氏，名賢英，亦系出名門，是旌德廟首呂探花的後裔。呂朝瑞探花是冬秀的曾外祖父，呂佩芳翰林是她的外祖父。江冬秀和胡適家本就有親戚關係。早在1904年，即胡適去上海進梅溪學堂的那年春天，便由胡母作主，訂下了他們兩人的終身大事。到1908年秋天，江家辦了嫁妝，胡家備了新房，寫信叫胡適回家成親。胡適因家道中落，店業破產，自己學業未成，難於養家活口，故“力阻之”。
後來去美國留學，婚事一拖就拖了十幾年。
他們這樁婚事，也曾經發生過一點波折。江冬秀雖系名門女兒，但因父親早逝，舊家庭重男輕女，僅隨胞兄在私塾讀了一兩年書。後多荒疏，識字無多，又從小纏足，完全是一位舊式鄉村女子。她與自稱“新人物”，且在學人中小有名氣的胡適，在一些人看來，本就有差距。到胡適放洋留學，得了洋功名，村裡更是紛紛傳言，說胡適在外國娶了親，生了孩子，要與江冬秀解除婚約。胡適的母親起初並不相信，但傳說多了，也難免疑心憂慮，便去請胡適幼時好友胡近仁代寫家書，叫兒子勿違母命。
其實，說胡適在外國娶親之事，也並非是完全的無中生有。
1914年6月，在美國紐約州康乃爾大學的胡適結識了艾迪絲•克利福德•韋蓮司。在此後48年的歲月中，胡適因受韋蓮司的影響而獲益甚多，其生平事蹟也因有了與韋蓮司的交往而顯得更加豐富多彩。
韋蓮司是一位奇女子。是康奈爾大學一位地質學教授的女兒，曾一個人住在紐約，學習現代藝術。她留短髮，穿着簡單隨意，是個典型的“波希米亞”先鋒派藝術家，走在紐約街頭，常招來行人批評的目光。她不但在外表上不拘傳統，在精神上也特立獨行。她冰雪聰明又興趣廣泛，即使在美國的“新女性”中也很突出。
兩人結識時，韋蓮司還是康奈爾大學的學生。爲了造訪韋蓮司，胡適進了女生宿舍，這是他上大學四年來的頭一遭。
胡適爲自己進女生宿舍找的理由是，這樣有助於他性格的發展。“十年之中，未嘗與賢婦人交際……吾十年之進境，蓋全偏於智識一方面，而與感情一方面幾全行忘卻，幾成一冷血之世故中人……”他認爲自己“但有機警之才，而無溫和之氣，更無論溫柔兒女之情”，然後他決定“與有教育之女子交際，得其陶冶之益，減吾孤冷之性……”於是胡適在當天晚上第一次拜訪了女生宿舍，自視爲歷史性的第一步。
胡適一開始還對自己說是在尋求兩性間“純粹而高尚的”友誼，可不久胡適就發覺他與韋蓮司的感情日益親密。他們的關係最終帶給胡適的是人格上的深刻變化。
韋蓮司後來搬到紐約，胡適去那裡拜訪過她幾次。此後他也轉學到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能夠離韋蓮司近一些，也應是因素之一。一旦在同一城市，兩人就有了更多的時間在一起。
從韋蓮司的寓所俯瞰哈德遜河，參觀博物館、畫廊，在月光下的林子裡漫步……可以設想一下，一箇中國青年男子和一個“另類”的美國青年女子並肩走在紐約街頭，一定令不少行人驚訝搖頭。
兩人有很多共同的話題：文學、藝術、東西方哲學、倫理，時局、戰爭與和平。
胡適非常享受他們之間的談話，日記裡充滿着對韋蓮司的讚美，如：“女士見地之高，誠非尋常女子所可望其肩背。餘所見女子多矣，其真能具思想，識力，魄力，熱誠於一身者惟一人耳。”在另一處，胡適坦率地承認韋蓮司對他的影響：“吾早就需要一位‘舵手’，他能指明方向，使吾沿着正確之航線前進。然而，迄今爲止，除足下之外，還沒有人能給予吾如此之幫助，而這正是吾之所極需的。”
1915年上半年胡適寫了幾首情詩，都是中文的，無疑是在抒發對韋蓮司的愛意。
韋蓮司在給胡適的信中也以她“高格調的方式”承認他們之間的關係包含着“性吸引”。
但是她認爲“最高層次的人”生活的真正意義是“精神性的而不是物質性的”，因此她要胡適和她自己看重“性吸引”“本來的價值，自覺地拋開它的實用性”，要超越它而專注於“親近的、激發思想交流的慾望”。
在一封信中韋蓮司把他們的關係定義爲“兩個最高類型的人”之間“精神上的”交往，說這一關係不應以世俗標準來判斷，而只能從“思想的範疇”來理解。
兩人真心地相愛，是徜徉於自己創造的世界中的一對戀人，把藝術、文學和詩編織進自己的戀情之中。對胡適和韋蓮司這兩個“最高類型”的人來說，墜入情網肯定要觸動“自我”（self）的最深層次。用胡適自己的話說，他給韋蓮司的信裡有他真實的自我。
胡適與韋蓮司的交往在1915年上半年左右達到了頂峰，這時候的胡適開始猛烈抨擊美國社會對男女青年行爲的束縛。
他在一則日記中寫道：“蓋此邦號稱自由耳，其社會風尚宗教禮俗，則守舊之習極深，其故家大族尤甚。”
他還拿美國與俄國進行比較，認爲俄國青年享有比美國更多的自由。他從俄國小說中讀到，俄國的青年男女可以在一起做各種事情，包括從事革命事業，彼此平等相待，不懷任何邪想。
他認爲這纔是真正的自由，是美國保守的“老媼”所不能理解的。從胡適1916年初寫的一封信看，這裡的“老媼”，應該是指的是韋蓮司的母親韋蓮司夫人。那是封給韋蓮斯夫人的回信。信很長，流露出來的情緒有些憤憤然，這在性格平和的胡適是不尋常的。
從胡適的回信來看，韋蓮司夫人的信很可能夾雜着焦慮，口氣也許有點傷人。或許她已經意識到女兒和胡適之間不尋常的關係，併爲之感到不安。她在批評美國年輕女子做事“不合習俗”時，所指應該是自己的女兒，藉機間接表明她不贊成女兒與一個“東方人”之間的友誼。種族的差異很可能是韋蓮司夫人認爲的“不合習俗”之處。
胡適與韋蓮司夫人的關係總體上似乎是很好的，但是至少有時候她對胡適與自己女兒的密切關係感到不安，不願意讓他們在沒有旁人在場的情況下單獨在一起。
在對華人抱有強烈偏見的美國社會，這個問題甚至對韋蓮司和胡適來說也是一個難以逾越的障礙。
胡適在回國前重訪了伊薩卡，也許就是爲了與韋蓮司道別。在她那裡胡適檢讀了幾年來寫給她的信，感慨地說道：“吾此兩年中之思想感情之變遷多具於此百餘書中，他處決不能得此真我之真相也。”這話將他們之間的關係說得不能再明白了。這裡只需指出，由於與韋蓮司的關係，使胡適向“現代人”的轉化比他同時代的其他中國留學生都更爲徹底和深刻。
此時，胡適與韋蓮司的感情已不復熱烈。這個變化發生在1916年的某個時刻。韋蓮司夫人的信可能是使之冷卻的一個原因，但韋蓮司自己邁不出最後的一步可能更爲關鍵。她的遲疑早在1915年2月給胡適的信中就表露了。胡適顯然接受了韋蓮司劃定的界限。他在1915年5月末的一則日記中寫道，他與韋蓮司都同意集中精力於學習。這意味着他們將從一度徜徉的浪漫之旅中折返。
胡適約束自己對韋蓮司的感情並最終在中國完婚的原因是複雜的，但最重要的原因，是出於對母親的孝順。胡母23歲起守寡，一手把胡適撫養成人。胡適在美國留學期間經常帶着愛、敬意和負疚的心情想起母親。他非常明白，如果譭棄婚約將會給母親帶來巨大打擊，因此最終決定順從。像魯迅一樣，胡適也是“爲了母親”結婚的。
顯而易見，反抗一個專制的父親或一羣親戚，像顧維鈞和趙元任分別做的那樣，比在感情和道義上違背母親要容易得多。
在胡適衆多的美國朋友之中，交誼維持五十年，並對他的思想有過重大影響的人並不多。韋蓮司是這少數人中，最重要的一個。
兩人的友誼一直維持到1962年胡適逝世。在胡適去世之後，韋蓮司繼續與胡夫人江冬秀保持聯繫，並整理胡適寫給她的英文書信，在1965年將信件寄贈胡適紀念館。
中國傳統愛情故事的極致表現和最圓滿境界，都體現在“有情人終成眷屬”的這一句話上。“成眷屬”成了中國愛情故事在結局上悲喜劇的最後判斷。從《孔雀東南飛》，到《西廂記》，到《三言》中的著名短篇故事，如《賣油郎獨佔花魁》，《杜十娘怒沉百寶箱》等，以至於《紅樓夢》無一不是圍繞着這個主題。
在這樣傳統下成長起來的男男女女，都有一個根深蒂固的愛情觀：愛情最後歸宿必定是婚姻。否則，便是愛情的悲劇，如梁山泊與祝英臺。
韋蓮司與胡適的戀愛故事卻完全不在中國人的這個老套之中，他們在“有情人終成眷屬”的模式之外，別立了“雖不成眷屬，而一往情深”的模式。
從1937年10月26日韋蓮司寫給胡適的信中，可以得知，胡適是韋蓮司畢生惟一想嫁的男人，但她也清楚地知道，這個惟一想嫁的男人，永遠成不了她的丈夫。然而，這個事實絲毫無礙於她對胡適終其一生的情誼。
韋蓮司終身不嫁，在胡適和韋蓮司50年的交往中，我們只見深情，而沒有恩義的牽絆。在現有的材料中，我們看不到韋蓮司有“誤我一生”之類怨嘆，尤其是她晚年善待江冬秀，而在整理胡適書信上，更是做到了“死而後已”。
回看韋蓮司的一生，其實也只有一個“情”字能在時間的流裡，閃爍着悸人的光彩。這光彩所回映的也許只是初凝眸的一剎那，也許是一次午夜的傾談，一抹共賞的夕陽，山道上的一個黃昏，水邊的一個午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