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後他又說：“上星期繁家那個老頭子也來跟我下棋，我說他‘從你這個老傢伙身上，就能看出什麼叫禍害遺千年’，他說‘那當然，一萬年我都不會死’。”
我又沒忍住地笑了，一萬年不死的是龜。
“其實那老頭已經遭到報應了。”他看着我，意味深長地說：“他下一局棋，電話就攢了十幾個。”
我想了想，說：“也許他愛的是權力。”
“你們覺得人爲什麼要有權力？”
我沒吭聲，韓千樹也沒有。
在一個八十多歲的老人面前，任何回答都顯得幼稚。我知道他一定明白我們的幼稚，也理解，但我還是不想妄言。
“我問錯了。”他捏着茶杯，笑着說：“應該是，你們都爲什麼想要有權力？”
這個好回答多了，“爲了過自己想過的生活。”
“那你想過什麼樣的生活？”
“讓自己輕鬆的。”我說：“我沒有捱過餓，所以我只想要不被人欺負，按照我的意願生活。”
“所以我就說，”老頭笑眯眯地說：“那老頭已經遭報應了，他也覺得我說得對。”
臨走前，老爺子把我們送到門口，依舊笑容滿面，顯得很高興，“以後常來玩，給小田打個電話就行。”
小田是他的傭人，比我媽的年紀還要大。
“好。”我沒有忍住，問：“孟九爺，可能這樣問不合適，可我還是想問……”我又猶豫了一下，最後還是沒能忍住自己提問的慾望，“您對我們這麼好，可我……”算了，“抱歉。”
我知道這樣有點冒犯，但孟九爺並沒有在意，笑眯眯地回答，“因爲做善人難，年輕人做善人更難。但善人得有好報，我這老頭已經沒本事賺錢了，就捧個人場嘛！”
回去的路上，我問韓千樹，“你有沒有覺得見了他，咱們還挺有體會的？”
“嗯。”他說：“希望我到那把年紀還能這麼幽默。”
“你肯定是古板老頭子，但我肯定會這麼幽默的。”
他微微地笑了起來，“我等着看。”
“嗯哼。”
“不過他給咱們講的幾個故事都讓人覺得有點無奈。”
“嗯。”我也有些唏噓，“也許每個人在獲得權力時，都是懷着和我一樣的願望。希望通過變得強大來讓自己更自由。”
“是啊，但每個人最後都沒有獲得自由。”
他點着頭，問：“你最自由是什麼時候？”
“……”
“怎麼了？”
“突然發現好像是現在。”
“現在？”他顯然很疑惑。
就連我在聽到這個問題之前，都以爲自己最自由的時候，應該是在遇到繁盛之前。
但其實在那之前，我依然沒有自由。我哥哥失蹤了，我很痛苦。再往前，我想和finn在一起，我怕他離開我。
“就是現在，這一分鐘，我就是最自由的。”我問：“你呢？”
他想了想，又笑了，“我也是。”
“如果每天都這麼感覺，可能也不枉此生了。”我嘆了口氣，“等我和繁家有一個結果，我就把基金會交給別人。我們就皆大歡喜了。”
他看向了我，“是我們。”
我不由笑了，“沒錯，是我們。”
之後我和韓千樹動身去了南非。
因爲韓千樹給音音買了毛絨小飛機，並且給我讓我給他，所以音音對我重新燃起了熱愛。他很喜歡小飛機，整天拿着他的飛機跑來跑去。我父母有些擔心，知道我不打算朝着任何方向培養他，才覺得放心了些。
其實我知道，他們對於支持我哥哥和我當飛行員，心裡一直有些自責。因爲他們當初在支持時，只認爲我們兩個要有自己的愛好和生活，希望我們開心。可如果我哥哥不是飛行員，是一個每天可以回家的職業，或許一切都會稍微不一樣一些。
父母總是容易把孩子受到的傷害包攬到自己身上，不論他們是不是真的有錯。
之後我和韓千樹去了南非。
我們先去辦了正經事，去了基金會在那邊的救助站。
南非曾是彩虹之國，但它經歷了不少政治動盪，所以現在的貧富差距相當之大，社會福利也比較弱，種族歧視嚴重，所以環境並不好。
救助站的外表並不豪華，很樸素，在一棟老舊的樓裡。因爲社會治安不太好，救助站裡又有一小部分臨時調用的資金，所以安保設施非常齊全。
我們過去時，救助站里正有人在求助。是一位滿身傷痕的婦女，懷裡抱着一個同樣滿身傷痕的孩子。
這是比較顯眼的，還有其他求助者，都沒有她的情況看起來嚴重。
當然，求助者是公平的，但我需要特別關注一下這位。
於是我和韓千樹先站在旁邊旁聽了一下，因爲我的上任消息已經發過內部email，所以工作人員認得我。但bauer先生留下的老規矩就是：在非正式的場合中，即使看到會長也不必放下手中的工作，更不必感到緊張。所以他們只是衝我微笑點頭，並沒有耽誤進程。
那位女士是黑人，孩子應該是混血，膚色淺很多。她的表情始終非常麻木。說她的老公經常對她們實施暴力，甚至監禁她和女兒。他有嚴重的重男輕女思想，並且歧視她，但她無法拿到任何證據，當地的司法的執行力不足。
現在她的訴求是需要醫藥費，希望離婚並且獲得孩子的撫養權，當然，她也希望可以得到孩子爸爸的撫養費。
基金會先替她們預約了醫院，然後聯絡律師以及心理醫生。
她們去醫院，不好跟太多人，而且她好像更信任黑人，不太信任其他顏色的人種，看我們的目光有些緊張。那是一種很可憐的眼神，彷彿任何一個人都會傷害她們，孩子的一隻眼眶是烏青的，完全睜不開，她看起來和音音差不多大。想起音音也曾被虐待，我就更加心疼這個孩子。
然後我和否則這起訴求的工作人員聊了一下，他很無奈地說：“雖然有相關法律條文，但執行起來有諸多困難，這樣的情況已經出現很多次。不過我們會盡量努力地通過法律手段解決它。”
“不能尋求政府幫助嗎？”
“她的丈夫在本地的政府部門工作，在裡面有一些朋友，他們會幫助他一起利用法律和執行的漏洞。”
“原來如此。”
“所以這起訴求最後很可能會變成基金會負擔她們的最低生活需求。”他解釋道：“但因爲基金會的能力有限，只能夠做到幫助她離婚，以及每個月一些微薄的資金幫助。”
“不能把她丈夫送進監獄？”
真不可思議。
“就目前的情形很難，醫院只會出具她們確實被毆打，但按照這裡的法律，警方需要切實的證據。”他苦笑道：“但這樣的家庭暴力事件真的很難取證，而且那位女士很懼怕她丈夫，她不敢再回到他的身邊，一分鐘都不肯。”
我能理解這種心情。
“那麼她經濟條件如何？住房和工作以及保險都有嗎？”
“她的孩子太小，這裡的工作強度比較高，沒有爲哺乳期婦女專程安排的特殊工作，普通工作不願意接受她。她沒有住房，她的丈夫早就停掉了她的保險，她幾乎一無所有。可她的丈夫歧視女兒，揚言如果她不把女兒帶走就讓那孩子無聲無息地消失。”
“太過分了……”
“是的。”他無奈地說：“但這是無奈的現狀。好在基金會可以保證那孩子順利讀書，可以讓她們有食物，住在我們的救助站裡的話，條件也還不錯。”
我心裡五味雜陳，因爲清楚地知道基金會需要幫助的人太多了，比她們更可憐的也比比皆是。我們無法完全改變一個人的命運。
韓千樹也受了很大震動，因爲她們的樣子真的太可憐了，所以他問：“那我能夠以我的私人身份特別贊助她們嗎？”
“這不合適。”我解釋給他，“你是我丈夫，你以私人身份也沒有用。基金會必須保證公正。”
剛說到這，電話突然響了，工作人員接了起來，說了幾句臉上立刻就變色了。她放下電話後，對我們說：“那位女士逃跑了。”
“逃跑？”
“是的，她把孩子丟在了醫院，自己離開了。”
“她怎麼會逃跑？”我完全沒反應過來。
“暫時還不清楚，但因爲孩子的傷勢更重，而她說不希望更多人陪她，所以工作人員主要在陪着孩子。也許她是計劃好的，要把孩子丟給基金會，她自己離開……”她說完立刻發現自己的不嚴謹，又改口說：“雖然這樣的事也有先例，但現在尚不能確定。”
我連忙和韓千樹去了醫院。
醫院人非常多，各個窗口都排着長隊。
基金會只去了兩個人，一個在交費，另一個則在配合醫生給孩子做檢查。
因爲媽媽已經離開了有一陣子，孩子的傷勢又非常嚴重，此時不停地哼着，小嘴鮮紅。剛剛孩子穿着衣服，我並沒有看明白，現在才發現孩子身上很多傷，醫生說她的肋骨斷了兩根，一根插入內臟，需要立刻做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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