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構政治生態
高新民
高新民 中共中央黨校教授、博士生導師，原黨建部原理教研室主任。長期從事黨的建設教學與研究，以執政黨建設基本問題、黨的建設史等爲研究方向。著有《中國共產黨活動方式》《論黨的領導方式與執政方式》等著作，發表學術論文及時政文章一百多篇。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紀委五次全會上充分肯定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的成效，同時也明確指出：“反腐敗形勢依然嚴峻複雜，主要是在實現不敢腐、不想腐、不能腐上還沒有取得壓倒性勝利，腐敗活動減少了但還沒有絕跡，反腐敗體制機制建立了但還不夠完善，思想教育加強了但思想防線還沒有築牢，減少腐敗存量，遏制腐敗增量，重構政治生態的工作艱鉅繁重。”
重構政治生態，實質上是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的治本問題，是以逐漸清除產生腐敗行爲的基礎條件來構建清正廉潔的政治環境。
重構政治生態是全面深化改革應有之義
先治標再治本，以治標爲治本贏得時間，是十八大以來反腐敗的特點之一。在今後的實踐中，懲治腐敗行爲依然是絲毫不能放鬆的任務，否則不足以形成威懾力。但是，如果僅限於治標，那麼，腐敗行爲還會前赴後繼涌現，只不過暫時收斂、適時待發而已。因此，在“不敢腐”的威懾局面已初步形成的背景下，提出重構政治生態，是順應時勢、意義深遠的任務。
政治生態是借鑑自然科學的生態學理論而提出的概念，可以理解爲政治行爲個體與政治環境的關聯及運作機理。政治生態中最基本的要素就是政治行爲主體（個體或集體）、價值、制度，這些要素依據特定規則聯結爲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整體。個體的某種腐敗行爲，如果僅僅是個別行爲、偶發現象，可以理解爲行爲個體的變異。但如果腐敗行爲成批量出現，甚至有的地方出現系統性、塌方式腐敗，則說明政治生態在某些領域、某些地方發生了變異。重構政治生態，修復政治環境，就是從源頭做起的治本之路。
重構政治生態，需要分清現存腐敗行爲產生和高發的條件。腐敗的本質是濫用公共權力爲個人或小集團謀私利。公共權力的存在，國家管理權的存在，是人類社會生存所需，但如果這種權力高度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又沒有適當的制約，那麼公共權力就易於失去控制而被濫用。當下能夠做到的重構政治生態的工作，就是建立科學的權力制約和監督體系。
中國現有的腐敗行爲，主要集中於兩大領域：一是干預微觀經濟，二是干預選人用人。從某些領導者干預微觀經濟來看，土地出讓、房屋拆遷、政府採購、城市建設、行政審批、國企改制等諸多領域，甚至企業微觀經營，都有行政權力過多幹預的空間。而權力能夠干預成功，是因爲市場體制不完善，法治不健全。從選人用人來看，三十多年來黨領導了對幹部人事制度的改革，民主推薦、民意測評、競聘上崗、任前公示等具有新的時代特點的民主元素在選人用人機制中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從選人用人的實際運作來看，大多數情況下仍是領導者、特別是“一把手”的意志起了決定性作用。買官賣官能夠買賣成功，說到底依舊是某些人權力太大。
由此可見，所謂治本，其實就是從經濟體制上減少權力干預微觀經濟的空間，政治上對權力過於集中進行改革，對幹部人事制度特別是選人用人機制進行改革。這恰恰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所說的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政治方面強化權力制約和監督體系，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這兩大領域都需要法治的保障和規範。黨風廉政和反腐敗的源頭治理就蘊含在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國之中。
重構政治生態的核心是制度建設
所謂系統性、塌方式腐敗，就是特定地區權力制約和監督系統性失靈問題。從這一層面分析問題，重構政治生態就是系統性修復權力運行中暴露出來的問題。
權力制約的首要問題是確定權力邊界。爲防止權力行使者濫用權力干預微觀經濟，除前述市場體制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外，還需要通過立法來規範權力的職能、範圍、責任、運行流程，任何人不得越權。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從多個層面提出限制權力問題。
第一個層面是規範各級黨政主要領導幹部職責權限，也就是人們日常所說的黨政“一把手”的職責權限需要制度化，是對具體崗位的權力限定。
第二個層面是科學配置黨政部門及內設機構權力和職能，明確職責定位和工作任務。這裡的新意在於：一是把“黨”和“政”的部門同樣列爲需要有權力邊界的主體，而過去歷次改革大多觸及的是政府部門的職責權限增減改變，黨的部門很少觸及。但是，在十八大以來落馬的官員中，出自地方黨委主要負責人的案例並非少見，所以，確定各級黨的部門機構的權限，對於防止濫權有積極意義。二是提出黨政部門內設機構的職能問題。黨政部門某些內設機構的職責權限並不能說完全沒有制度規定，但其科學性及公開度不足。某些內設機構雖然級別不很高，但處在要害地位，有的甚至可以直接影響決策，因此，往往被特定利益相關者遊說、“公關”，易於發生濫用權力之事。界定內設機構的權限職責，無疑是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制度籠子的重要組成部分。
第三個層面是推行地方各級政府及其工作部門權力清單制度，依法公開權力運行程序，特別是推出負面清單管理方式，對於減少權力尋租的空間有重要意義。
健全、完善監督制度。十八大以來黨內監督已經出臺了一系列制度。從長遠來說，制定反腐敗的國家立法依舊是重要任務，人大監督、行政監督、審計監督、媒體監督，都需要在法治框架內相互銜接，依法監督。
加大幹部人事制度改革力度。對於選人用人領域的腐敗現象，一需嚴厲打擊，二需加快制度建設。這一事項關係全局，需集中全黨智慧，充分論證，按照不同類型崗位確定選舉類與任命類的不同選人用人機制，把黨管幹部、羣衆參與、程序公開、責任追究等要素科學地滲透在幹部的選拔任用中。
全面從嚴治黨 形成良好從政環境
全面從嚴治黨，實質上就是嚴格按照黨章的要求，認真從各個方面、各個環節加強黨的建設，形成良好的從政環境。
落實從嚴治黨的主體責任。從嚴治黨的責任主體是各級黨委（黨組），黨委主要領導是第一責任人，黨的建設是黨的各級領導班子的最大政績。在現行體制下，黨風廉政建設的主體責任同樣由黨委承擔。過去我們雖有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但執行力度不足，並由於某些事項權限不清，導致制度虛設、程序空轉，即使出現問題也難以追究責任。因此，明確責任主體，意味着嚴格落實責任制，有權必有責，出現問題必須由相應責任人甚至責任部門擔當責任。
從嚴治黨的基本途徑就是思想建黨與制度治黨相結合。思想建黨是中國共產黨的傳統優勢。黨的思想教育以黨性和道德教育爲重點，在思想上、道德上劃出不可碰觸的紅線。制度治黨則意味着擺脫運動式黨建模式，以體制機制改革創新和務實有效的制度治理黨內事務，調節黨內關係和政治生活。清正清廉的政治氛圍政治生態，是價值體系與制度體系方向一致的產物，因此，需要把思想教育貫穿在制度建設過程中，制度建設也貫穿于思想教育中。
作風建設常態化。十八大以來，全黨開展了以反對“四風”爲主要內容的羣衆路線教育活動，“四風”得到明顯遏制，但在活動結束後“四風”是否會反彈，是黨內和社會共同關注的問題。把抓作風建設的高壓態勢常態化，向制度建設要長效，通過全面深化改革剷除不正之風的土壤，是解決問題的基本出路。
嚴明黨的紀律。中紀委十八屆二次全會和三次全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分別強調政治紀律和組織紀律，在五次全會上再次強調政治紀律、黨內規矩。紀律的作用在於可以維繫組織的整體性，保證黨內各部分組織運轉方向、行爲方向的一致性。無論是從反對在黨內政治生活中搞團團夥夥、拉幫結派的視角出發，還是從反對腐敗的視角來看，政治紀律、組織紀律都需要加強。
重視紀律是共產黨的傳統，而習近平總書記把黨內並無明文規定但長期以來形成的優良傳統和慣例也作爲黨的規矩。如在黨內政治生活中，“黨”與“政”兩個一把手之間的個人溝通，其具體做法因人而異，並無明文規定，但對於調節黨政關係有重要意義，這就屬於事實上有效的傳統、慣例。講紀律、講規矩，在當前全面深化改革中更爲重要，是排除各種干擾、保持改革大方向不變的組織保障。
加強反腐敗體制機制創新和制度保障。十八大之後，中央在推動黨的紀律檢察工作雙重領導體制具體化、程序化、制度化，強化上對下的監督方面，改進巡視工作等方面，確有重大進展，一大批不同層級的貪腐乾部落馬與此相關。從長遠來說，同級監督和下級監督的作用，人民對從嚴治黨的監督作用，還需通過一系列制度改革來充分體現出來。
反腐時評
■ 治貪也要治“混”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出臺改進工作作風的“八項規定”，在全黨深入開展黨的羣衆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持之以恆狠抓作風建設，動真格，打硬仗。反腐敗利劍高懸，鐵掃帚所到之處，掃除了頑瘴痼疾，營造了良好政治生態，取得了人民滿意的實效。
反腐敗對於黨和人民來說無疑是一件大好事，但是在氣勢如虹的反腐敗鬥爭態勢面前，也有少數領導幹部認爲“當幹部好處不多了”“做事就容易出事”，滋生了“只要不出事、寧願不做事”的混日子思想，一些地方和部門出現了“門好進、臉好看，禮不收、事不辦”的現象。爲官不作爲、敷衍了事，成爲了作風建設中新出現的突出問題，需要下大氣力加以解決。
“混日子”情緒的背後是什麼？是爲什麼做官的問題，是人生觀、價值觀的問題。中國共產黨執政是爲人民謀利益、謀幸福，忘記了這樣的宗旨，那麼這樣的黨員領導幹部對自己入黨初衷已經背離，這樣的思想情緒是很不健康甚至危險的。君不見那些出了問題的領導幹部，反思腐敗之始，往往就是被最初一種不良情緒驅動“出格”行爲嗎？管住自己與黨的宗旨不符合的不良情緒，應該是領導幹部自我管理的一項重要內容。
領導幹部一定要清醒地認識到，清正廉潔是對自己的一種底線要求。我黨執政60多年來，培育了許多孔繁森、楊善洲式的廉政模範，但是，十八大以來的一年多時間內，第十八屆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中被查處的數量已超過1%。這個數字尖銳地擺在全黨面前，多麼驚心動魄，多麼振聾發聵。每一位共產黨人，尤其是各級黨員領導幹部，在內心深處一定要築牢不貪腐的思想防線；一定要恪守規矩，嚴格按黨紀國法辦事，管住自己的手，管住自家的人，管好自己的責任領域。作爲領導幹部一定要清醒地知道，反腐敗、正“四風”並不是對領導幹部們如何過分的要求，而是底線性的要求。一個領導幹部，如果連這些底線都不能堅守，怎麼配得起“人民公僕”四個字？
保持奮發有爲，是領導幹部應有的、長期保持的精神狀態。我們共產黨人爲人民執政，既不能貪，也不能混。如果領導幹部對黨的事業無所用心，在重要的崗位上無所作爲，說到底也是一種消極瀆職行爲。這樣的行爲也是黨和人民所不允許的，尤其是一旦在工作上給黨和人民的事業造成損失，更應該嚴肅地追究責任。因此在黨紀國法上加大對爲官不爲者的問責力度，是我黨一種必然的制度和治理上的選擇。如果放任爲官不爲、敷衍塞責之風蔓延，就會嚴重阻礙中央政令暢通，就會嚴重損害人民羣衆利益，就會嚴重影響黨和政府的形象。必須建立健全懲治爲官不爲的規章制度，進一步嚴明紀律，嚴格管理，嚴肅問責。作爲領導幹部，應該及早振作精神，投入到積極主動的工作中來。
對於每位領導幹部來說，廉政是必須的，勤政也是必須的。清正廉潔，勤政爲民，兩者相輔相成，統一於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做到這兩點，堅守這兩點，在爲黨和人民勤奮工作的同時，堅持做人做官的底線，那麼一個領導幹部就會在爲人民謀利益、謀幸福的同時，得到自己的成就與利益，自己的事業就會同黨和人民的事業一起發展，獲得人生的輝煌。能如此，應該是每個領導幹部追求的人生境界。（熊若愚）
■ 當官就不要想發財
在中央對腐敗保持高壓態勢下，不斷有貪官被查處，其中一些人貪腐數額巨大。本該是人民公僕的官員，卻成了吸取人民血汗的寄生蟲，原因何在？從主觀上說，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們把當官看成了發財的途徑。
官員手中掌握公共權力，參與國家政策或地方政策的制定，並可以進行資源調動和分配。所以，如果權力的使用沒有得到有效限制和監督，無論世界上的哪一個國家，也無論人類社會的哪一個歷史時期，官員都會貪污受賄。因此，“升官發財”甚至成爲很多人認同的邏輯，也是不少人“奮鬥”的動力。在中國人的某些傳統意識裡，當官就等於發財，就等於名利雙收。很多人在不健全的體制中“成功”了，家世顯赫，財源滾滾，真所謂“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當然，其中一些人也就和清代第一大貪官和珅一樣，被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但在名、利、色等諸多因素的誘惑驅動下，一些人依然在“前赴後繼”地奔向爲官貪腐之路。
在現代政治中，官員是老百姓選定的爲公共事務服務的人員，他們的職責就是做好百姓的“勤務員”，當官與發財必須是兩條道上跑的車，絕對不能混淆在一起。“官”只是一個服務性職位，是藉由公衆賦予的權力爲公衆服務，必須摒棄私利。不能把當官看作生意，這是現代政治中最起碼的一個原則。
共產黨的幹部是人民的公僕，其權力是黨和人民給的，只能用於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公僕不是老闆，領導工作不能以發財爲目的。“爲人民服務”歷來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宗旨，“權爲民所用、情爲民所繫、利爲民所謀”是我們黨對廣大領導幹部的根本要求。身爲共產黨的領導幹部，就有義務、有責任把爲人民謀利益當作自己的使命和追求。如果把當官作爲發財的途徑，利用黨和人民給的權力貪污、受賄，大發不義之財，最終一定會受到黨紀國法的追究，身敗名裂，被人民所唾棄。
古代出過大貪官和珅，也出過許多當官不想發財的清官、好官。如宋朝包拯，秉公辦案，拒禮拒賄，竟敢拒絕皇帝送的生日賀禮，臨終一口石棺了此一生。現代，則有焦裕祿、孔繁森、牛玉儒等，都是爲官厚德薄財的典範，備受人民的尊敬愛戴。實現中國夢，需要一大批把“當官”作爲幹事業的平臺而不是發財的途徑的人，這樣的人越多，我們黨的事業就會越興旺。
2014年“五四”青年節，習近平總書記在北京大學考察時一針見血地告誡青年學子：“當官就不要想發財，想發財就不要去當官。”這不僅是對北大的學子，也是對所有的黨員幹部的要求。中央頒佈的“八項規定”和持續的高壓反腐，也在用鐵一般的黨紀國法告訴每一個領導幹部、每一個想做領導幹部的人：想靠當官來發財和享樂行不通！既然如此，廣大領導幹部當思之慎之。（李紅）
■ 適應反腐帶來的官場“新常態”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以極大勇氣和決心全面徹底地治理腐敗頑疾，一系列雷霆萬鈞的舉措，澄清了吏治，提振了人心，也帶來了官場的“新常態”。之所以稱之爲“新常態”，是因爲一系列反腐敗措施已經趨於“常規化”，官場的清新狀態趨於穩定化。
官場正在出現的這種“新常態”，是
政治生態向好的表現，是中央大力反腐收穫的積極成果。反腐敗的目的，不在於抓些“老虎”和“蒼蠅”，而在於通過標本兼治，從根本上改變不良的政治生態，逐步塑造出讓領導幹部從不敢貪到不能貪、最終不想貪的從政環境。在中央通過反腐着力改善政治生態和從政環境的努力下，官場的風氣必然朝向激濁揚清的方向發展，官場的“新常態”也必然地隨之出現並鞏固下來。
官場的“新常態”，對於領導幹部的從政品德和行爲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對領導幹部尤其是各個地方和部門的一把手來說，權力的行使要更加規範透明瞭，不能再有那麼多不受限制的權力，權力的行使一旦越界就要受到約束和懲治。而且，在人人手裡有麥克風和照相機的網絡時代裡，領導幹部不但要習慣受組織的監督，還要習慣時時接受社會的監督。在如此高要求的“新常態”下工作，領導幹部當然不能不有所顧忌，不能不更加自我檢點，否則就會付出料想不到的代價。
“新常態”是一種新的正常狀態。之所以說是“新常態”，就是說這種狀態不是一陣風。因此我們要對之充分認識，堅定信心，不應該也不能抱有觀望和應付的態度。這種“新常態”，將是領導幹部從政新的基本環境，因此也就形成了對領導幹部的基本的底線，不能違背和僭越。當然這種“新常態”也是會變化的，但是其變化只能是對領導幹部的要求更高、更明確，而絕不是相反。
值得注意的是，現在仍有少數領導幹部對於這種“新常態”持猶疑、觀望、猜測的態度，認爲中央這樣的嚴要求不可能持續太久。這種判斷一方面是出自於以往的所謂“經驗”，另一方面則是因爲利益關係而懷有一種不切實際的願望，其實這實在是低估了中央的決心和勇氣，也沒有認識清楚信息化時代人民羣衆高度的反腐敗積極性和中央堅定的反腐敗部署之間的緊密互動、互相促進效果。實際上，清楚的事實正擺在我們面前：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在以“踏石留印、抓鐵有痕”的精神，全面徹底地治理腐敗的頑疾，既抓“蒼蠅”又抓“老虎”，既抓小事又抓制度建設，既把腐敗分子關進監獄又“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這樣的反腐就絕對不是選擇式、運動式和有退路的反腐。如果中國的政治生態沒有一個完全的改觀，“新常態”沒有完全穩定和充分到位，中央在這方面的推進是絕不會停止的，何況這已經得到了廣大人民羣衆和絕大多數領導幹部堅定的支持。因此，作爲領導幹部一定要堅定對中央治理腐敗的信心，打消顧慮，主動調整思維、心態和行爲，積極適應這一“新常態”，迅速地在“新常態”下來謀劃和開展自己的工作，同時也設計並主動進入自己的“新常態”。
反腐敗帶來的官場“新常態”，切切實實地向領導幹部們提出了新的要求。權力行使要有明確的邊界和規則了，監督無時無刻不在了，以致有些領導幹部私下裡感慨現在工作不好做了，因此出現了消極應付的現象。這種不作爲心態正是對官場“新常態”不適應的典型表現。當然，在官場“新常態”下工作確實要求高多了，所以暫時有所不適應也還可以理解，但是一味抱怨的態度要不得。“牢騷太盛防腸斷，風物長宜放眼量”，作爲領導幹部，應該善於從長遠看問題，並且善於從自身找原因，要看到自己同黨和人民要求之間的差距，及時調整心態，儘快學會在這樣的“新常態”下開展工作，實現自己的“轉型升級”，爭取在新的條件下、按照新的標準要求，有更大的作爲。實際上，反腐敗並不是使環境惡化了，相反，由於官場趨向弊絕風清，更有利於開展正常的工作，更有利於有才幹、想作爲的人有更大的作爲，更有利於真正的人才脫穎而出。對於所有有志於從政的官員來說，這是一個新的難得的機會，都應該學會適應它，進而做出更大成績來，以不負黨中央和人民的期望。（蘭文飛）
■ 以反腐促團結
反腐敗的必要性毋庸置疑，它的重要性不僅僅在於要向羣衆有所交代，還在於涉及幹部隊伍的團結問題，而幹部隊伍的團結則同樣關係到執政的穩固與否，關係到國家的興衰存亡。只有團結的幹部隊伍，才能保持組織的活力，才能釋放正能量，才能保障政治穩定，才能謀劃經濟社會發展。同時，只要有了團結的幹部隊伍，哪怕其他方面的矛盾相當突出，我們也能克服困難，取得事業的進步。如果幹部隊伍團結出現問題，那就會出現大麻煩，其他不太突出的矛盾也會因爲幹部隊伍的裂痕而十倍百倍地放大，導致生死存亡的嚴重局面。
幹部隊伍如何團結？沒有私心的幹部才能團結。私心是幹部的一種政治病態，公權力的運行拒絕私心。一旦有私心，就會打小算盤，就會爭權奪利，一粒老鼠屎攪壞一鍋湯，甚至劣馬驅逐良馬，就會壞大事。一旦私心膨脹，尋租腐敗，破壞公權力運行和社會分配秩序，就會亂大局，進而形成一個個與黨的整體利益背道而馳的利益集團，結果就會鬧分裂。反腐敗，就要治心病。治心病，首先要通過理想信念教育，強身健體。但這還遠遠不夠，還要有抑制領導幹部出現私心和防止私心滋長的制度和機制，才能從根本上控制住領導幹部的私心。領導幹部財產公開制度、權爲民所賦的制度就是控制領導幹部私心的根本制度。財產公開使領導幹部不敢有私心；權爲民所賦要求領導幹部眼睛向下，時時刻刻想着怎樣更好地爲人民服務，走羣衆路線，不能有私心。這兩項制度的建立已經有所討論，但是還沒有真正破題，表明存在着很大的困難，但越是困難，越說明其重要。關鍵不是要一步到位建立起來，而是要行動起來，邁出步伐，每一兩年再向前邁一步，這樣有個十年八年，我們的制度就建立起來了。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如離退休制度、有限任期制度、集體領導制度、新進政治局組成人員預備人選民主推薦制度等，哪一項是容易建立的？哪一項是忽然一夜之間建立起來的？哪一項不是腳踏實地一步一個腳印經過長期努力逐漸建立起來的？因此，一定要有建立制度的決心、信心、耐心和行動。領導幹部的私心問題解決了，幹部隊伍的團結問題就有保障，各項事業取得長期穩定發展就有了保障。
剪不斷，理還亂。腐敗之所以猛烈，而且作爲一個嚴重問題長期盤踞在我國的政治生活中，就是因爲許多領導幹部有了病態的私心，而不能對症下藥。我們應該打一場高水平的反腐戰，不但要撲滅這些領導幹部的熾熱私心，抓出一個個腐敗分子，還要從根子上撲滅所有領導幹部出現私心的可能性，這就要求在“老虎”和“蒼蠅”一起打的同時，建立起領導幹部精英選育和民主選舉相結合的用人機制、財產公開的社會監督機制，建立起權爲民所賦的權力運行機制，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才能防止未來繼續發生腐敗，遏制正在發生的腐敗，從而真正建立長效機制。
反腐促團結，團結出力量。打一場高水平的反腐戰，不僅給人民羣衆一個清正廉潔的幹部隊伍，而且保障了幹部隊伍本身的精誠團結，從而創造出經濟上長期穩定發展、政治上長治久安的大好局面。（李躍平 賴海）
反腐觀點摘編
■ 廉潔政治建設的特徵
回顧十八大以來這兩年，以習近平同志爲總書記的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從嚴治黨，建設廉潔政治的基本方略在實踐中不斷推進，不斷髮展，呈現出以下特徵。
既治標，又治本。以治標爲切入點，贏得社會的高度認同；以治本爲落腳點，改善政治生態環境。
作爲廉政建設和反腐敗的兩種方式，治標和治本各自有所側重，有機統一。治標突出的是一個“懲”字，腐敗現象露頭即打；治本突出的是一個“防”字，從源頭治理，解決問題。兩年多來，中央通過重點工作的推進如要求黨員幹部嚴守“八項規定”、重點問題的解決如羣衆反映強烈的“四風”問題，以及重要機制的運行如巡視和專項巡視等綜合性措施來治標，達到集中整治、重點突破的效果，贏得了社會公衆和國際社會的高度認可。通過治標，發現實際存在的問題和漏洞，有針對性地提出治本措施與對策，將一些行之有效的工作辦法固定下來，通過制度化和規範化，從根本上爲建設廉潔政治，營造好的政治生態創造條件。
塑廉政，倡勤政。將廉政的思想與勤政的行動在黨員幹部的管理和領導實踐中統一起來，落實權爲民賦、實現執政爲民的宗旨。
廉政和勤政是爲政之本，是黨員幹部開展工作的“鳥之雙翼”和“車之兩輪”，兩者相互聯繫，相互促進，缺一不可。勤政建設搞好了，有利於形成積極進取的精神狀態，形成良好的工作作風，充實精神生活，從而爲廉政建設奠定堅實基礎。反之，如果精神狀態萎靡，工作作風不正，精神生活空虛，必然導致種種消極腐敗的觀念和行爲滋生蔓延，反腐倡廉建設的成本和難度就會大大增加。
所以，新一屆中央集體一方面大力抓幹部隊伍的廉政建設，另一方面高度重視提高幹部隊伍的勤政意識，反覆倡導黨員幹部的擔當意識，通過具體舉措督促幹部隊伍提高工作的能力水平。
應當充分看到，中央在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方面的努力取得了很大成效，得到了社會的高度評價和歡迎，對於純潔黨員幹部隊伍，保證執政黨的先進性，強化執政之基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立制度，建文化。以科學的制度引領廉潔文化，以廉潔文化鞏固廉政制度實施的效果。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曾經指出，公務員是公僕，公僕要注意防止兩種傾向，即防止公僕變私僕和防止公僕變主人。恩格斯就如何從制度上防範這兩種傾向提出了思考，即通過選舉制度和監督制度的設計來做到“防患於未然”和“治病於未亡”。選舉制度重在解決權力主體的產生問題，監督制度旨在解決權力主體如何避免出現異化。應當說，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多年前提出的問題在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實踐中破題了，但是還遠沒有結題。蘇聯的幹部產生體制走的是一條完全自上而下的選舉，這條道路已經被實踐證明有很多隱患，但是單純地依靠從下到上的選舉也同樣有問題。對於我們來說，需要做的是如何在從上到下的選舉形式和從下到上的選舉形式之間找到一個最佳的平衡點，如何在自我監督和社會監督之間找到一個適度的平衡機制，如何很好地將黨的領導和人民羣衆的意見結合起來，這需要很高的領導智慧和領導藝術。
對權力的警惕之心和敬畏之心在短期之內容易形成，但如何將廉政制度“外化於形，內化於心”，進而形成一種廉政文化，則需要一個比較長的歷史過程，可能需要一代人甚至幾代人持之以恆的努力和堅守。廉政文化要注重吸收具有普遍意義的價值觀，更要注重挖掘我國傳統文化的精神養料。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博大精深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盪中站穩腳跟的根基。”蘇軾在《前赤壁賦》中寫道：“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類似這樣的精神品格在我們傳統文化中有很多，可以成爲延續廉政文化的精神命脈。
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高度重視有關廉政制度的建設。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強化制約，科學配置權力，形成科學的權力結構和運行機制。”科學的權力結構和運行機制有賴於頂層設計，也依賴於實踐中的監督。從維護憲法尊嚴，到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決定的做出，從“誰來提名”到“怎樣提名”再到“落實提名責任”，爲把好選人用人第一關紮好制度的籠子，到借鑑中央巡視組工作經驗，建立黨風廉政建設巡查和紀檢監察系統巡查“兩個巡查”制度，明確黨風廉政建設主體責任和監督責任，這些都有力地推動了科學的權力結構和運行機制的形成及作用的有效發揮。
同時，中央也將廉潔文化的養成和鞏固問題提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因爲廉政文化有助於在社會中建立普遍的道德追求，能“未病養生、防病於先”，對腐敗行爲起到“防火牆”的作用。在全黨範圍內開展的羣衆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就是要把爲民務實清廉的價值追求深深植根於黨員幹部的思想中，就是一次生動的廉政文化的再教育。（孫曉莉）
■ 以傳統文化助建廉政文化
關於加強黨風廉政建設，習近平同志曾明確指出：“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是一項長期的、複雜的、艱鉅的任務。反腐倡廉必須常抓不懈，拒腐防變必須警鐘長鳴。”這一觀點洞徹了事物的本質屬性。筆者認爲，通過長期的人文“教化”與不斷的自我“內省”，可以提高每個領導幹部的思想正確度，有利於他們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和人生觀。
以文化的感化之功塑造官德人格
文化是一個民族厚重的精神積澱，是一個民族不朽的靈魂，它對人們的價值取向、行爲方式、審美情趣、思維定勢等產生了深遠而又常新的影響。中華民族是一個注重精神修養和生命內涵的民族，歷代統治者大都非常重視文化的社會功用，以文化的感化之功，提升執政集團中每個個體的精神境界，將教化作爲防範權力異化、保證吏治清廉的最基本的手段。
中華文化的人文理念對教化官吏摒棄邪惡、消除貪慾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儒家倡導的大人之學——“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其根本目的就是使齊家治國者加強人文素養，提升精神境界，塑造完美人格，以實現“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生目標；儒家的法治觀、民本觀、愛人觀、憂樂觀、義利觀、修齊觀、自省觀、慎獨觀、生死觀、清廉觀是傳統禮制社會主流的倫理觀，已成爲中華民族主流的價值取向。道家以“慈”“儉”“不敢爲天下先”爲“三寶”，倡導自然無爲，能夠醫治人對名利的過度貪求；佛家的慈悲情懷以及對宇宙萬物的本源性認識，能夠感召人對社會的無私奉獻。這些人文財富對於提升爲政者的精神境界，都具有直指本心、塑造心靈的重大作用。
身教勝於言教必先正己 而後化人
古人云：“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使得公衆有強烈的從衆、仿效心理。權力高層高尚的道德操守，對治下官吏具有潛移默化的教化作用，居上位者的以身作則，都是治下官吏廉潔執政效法的榜樣。
在注重“正己化人”的同時，歷代有作爲的政治家還十分注重對官吏進行廉政訓誡，告誡他們要奉公守法，廉潔自律。如漢景帝勸諭官吏要廉潔愛民，警告他們不得“以貨賂爲市，朋黨比周”，違者嚴懲不貸。唐太宗訓誡羣臣：“大丈夫豈得苛貪財物，以害及身命，使子孫每懷愧恥耶？”並告誡臣僚，鳥棲於林，魚藏於水，仍被人捉拿，其緣由在於它們貪吃誘餌。明太祖朱元璋訓誡羣臣：“無作是非，顯爾祖宗，榮爾妻子，貴爾本身，以德助朕，爲民造福，立名於天地之間千萬年不朽，永爲賢稱。”後蜀孟昶以送箴言的方式勸誡地方官吏廉潔自守：“爾俸爾祿，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難欺”。宋太宗親書這一箴言，賜給州縣官員，要他們勒石立於衙門大廳之前，引以爲戒，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戒石銘》。清代康熙帝明令地方以及在京的全體文武官員不得“借名節令、生辰，剝削兵民”, “苛索屬員”, “交相饋送”，要求官員之間“斷絕饋送，以盡厥職”。這些封建統治者的言傳身教對於防範官吏腐敗起到了一定的教誡效果。“正己化人者順”（《三略》），在人類文明高度發達的現代社會，不僅是權利高層，各級領導幹部都是國家的主人，每個官員都有“正己化人”的社會責任，理應以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做好治下官員的好榜樣。
正確對待名利常存懼戒之心 修身內省
“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攘攘皆爲利往。”（《史記》）人類追名逐利的本性，似乎成爲吏治腐敗的正當理由，但是，對“名利
”的不當貪求，必然會導致墮落。
《周易·乾·九三》說：“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這句爻辭告訴我們，無論是建功立業，甚或是安身立命，都必須慎重對待，在事業的發展過程中，應該努力不懈，奮發有爲；同時也應存有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的懼戒之心，纔不會迷失人生的目標。否則，若胸無大志，飄飄然忘乎所以，昏昏然不思進取，整天燈紅酒綠，腐化墮落，就會在不知不覺中蛻化變質，滑向犯罪的深淵！白日欺人，難逃清夜之愧赧；暗室收金，怎欺天地之明鑑。慎始、慎終、慎獨、慎微都是君子修身內省的必備功夫。歷代明君賢臣無不注重涵養道德，修身反省，嚴於律己；處上位而不驕傲，居下位而不憂鬱，在不斷進取的同時，時刻保持內心的警覺，最終成就千秋偉業。在物慾橫流的現代社會，人們越來越注重對名利的追求，對道德操守愈發不屑一顧。然而，名利之實不能使人永久佔有，而操守之虛卻能成就千古清名！如何看待名利，是衡量一個人道德水準的重要方面。若以不正當手段求取一己私利不計天下大利，若求一時之名而不計身後之名，必然會身敗名裂。我們每個領導幹部，都應樹立正確的名利觀，自覺修煉“內省”功夫，注重內心省養，鄙視物慾享受，應以積財貨之心積學問，以求功名之念求道德，以愛妻子之心愛父母，以保爵位之心保國家，則人人皆可爲堯舜。（李如龍）
■ 反腐倡廉徒法不足以自行
《孟子·離婁上》曰：“徒法不足以自行。”即只有法令不能夠使之自己發生效力，反腐倡廉僅靠法令是不行的。早在兩千多年前，董仲舒在給漢武帝的《舉賢良對策》中曾重點分析了當時爲什麼會“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即：政府防止犯罪的法令越多，人們犯罪的數量也越多；政府打擊犯法的措施越多，人們犯法的手段也越高明；政府越是反腐敗，腐敗越猖獗。中紀委王岐山書記強調，要把堅決懲治腐敗、遏制蔓延勢頭作爲工作目標，並指出，懲是爲了治，要加強理想信念教育，使領導幹部“不想腐”；強化制度建設和監督管理，使領導幹部“不能腐”；堅持有腐必懲、有貪必肅，使領導幹部“不敢腐”。反腐倡廉，需要他律與自律的共同推進，徒法不足以自行。
“相濡以道德，相忘於法治”，反腐倡廉須道德源頭教化。道德自律是軟約束，而法律制裁是硬約束，道德與法律都屬於人們的行爲規範，法律是外在的道德，道德是內在的法律；法律是強制執行的道德，道德是自覺執行的法律；法律是起碼的道德，道德是高尚的法律。道德的力量是無窮的。董仲舒以爲，要從根本上解決腐敗問題，必須以“正人心”作爲重要的突破口，並從最上層做起，層層向下，影響整個社會，其曰：“故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資治通鑑》記載，唐朝宰相姚崇喪子，請假數日，政事積壓，同朝宰相盧懷慎一時處理不了，感到愧疚，便向唐玄宗作檢討。然而，唐玄宗並無怪罪之意，他笑着對盧懷慎說：“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鎮雅俗耳。”意思是說，管理朝政主要是姚崇的事，而盧懷慎是他樹立的道德榜樣，讓其在位的意義在於引領社會風氣。盧懷慎居官多年，正直無私，廉潔自律，生活儉約，所用器物、衣服沒有金玉錦繡之華麗，所得薪餉大都接濟給困難的人，家無積蓄，妻兒常年受窮，其官聲極佳、影響很大，他手下的官吏亦不敢奢侈揮霍，更不敢中飽私囊。再如明朝萬曆皇帝用海瑞來引領社會風氣，做道德楷模，雖然海瑞屢次觸犯萬曆皇帝，貶了又升，幾起幾落，因爲萬曆皇帝知道，海瑞是一個離不開的清官，由他“坐鎮雅俗”，引領世風，對抗官場貪瀆習氣極爲重要。古今中外，無論哪個社會，都需要“坐鎮雅俗”的道德楷模，能夠開風氣之先，淨化黨風、政風和民風。
“畏己知”“嗜魚拒魚”，反腐倡廉須自律。“畏己知”始見於清，作爲反腐倡廉名訓爲歷史推崇沿用。譽稱“千古一廉”的清代河南巡撫葉存仁離職時，僚屬爲避人耳目，便在深更半夜用小舟爲其饋贈金銀首飾等大批禮品，葉存仁見狀，既不想私藏暗吞，可送禮者是自己昔日的舊僚下屬，又不想生推硬擋，便靈機一動，揮詩巧妙拒絕。其詩文曰：“月明風清夜半時，扁舟相送故遲遲。感君情重還君贈，不畏人知畏己知。”《初潭集廉勤相》中的《公儀休嗜魚》記載：公儀休相魯而嗜魚，國人獻魚而不受。其弟子諫曰：“嗜魚不受，何也？”公儀休曰：“夫唯嗜魚，故不受也。受魚而免於相，則不能自給魚，無魚而不免於相，長自給於魚。”“畏己知”“嗜魚拒魚”都是一種自律境界，“畏人知”“不免於相”是外部約束的他律。《禮記》雲：“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畏己知”“嗜魚拒魚”是一種慎獨意識；“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畏己知”“嗜魚拒魚”亦是一種憂患意識。正如唐代詩人杜荀鶴詩云：“涇溪石險人兢慎，終歲不聞傾覆人。卻是平流無石處，時時聞說有沉淪。”加強反腐倡廉建設，需要領導幹部要有“葉存仁畏己知”“公儀休嗜魚拒魚”這樣的自律境界。
“淮南爲橘，淮北爲枳”，反腐倡廉需廉政文化土壤。《晏子春秋·內篇雜下》記載：“齊國的晏子到楚國，楚王想戲弄他，故意將一個犯人從堂下押過。楚王問：此人犯了什麼罪？回答：一個齊國人犯了偷竊罪。楚王就對晏子說，你們齊國人是不是都很喜歡偷東西？晏子回答：淮南有橘又大又甜，一移到淮北，就變成了枳，又酸又小，爲什麼呢？因爲土壤不同。”“橘生淮南則爲橘，生於淮北則爲枳”，現喻指反腐倡廉的文化土壤很重要，關鍵在於建設培育。廉政文化的特點在於它是軟性的不是剛性的，是民主的不是專制的，是多元的而不是單一的，是春風化雨、潛移默化的，攻其力不如攻其心。廉政文化具有社會引導的功能，對人們的思想認識起到潛移默化、感染薰陶的引導作用。要加強廉政文化建設，才能從根本上剷除腐敗的土壤；要強化廉政文化載體，增加廉政文化含量；要重視廉政文化制度建設，不搞“教而不誅”或“誅而不教”，不斷建立和完善先進廉政文化；要強化“文化反腐”氛圍，形成對腐敗文化零容忍的輿論態勢。《官箴》曰：“吏不畏吾嚴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培育廉政文化土壤讓倡廉有形，潤物無聲。
“自宜按律，以儆效尤”，反腐倡廉須保持高壓態勢。清代李綠園《歧路燈》:“自宜按律究辦；以儆效尤。”要強化懲治機制、加大懲處力度，形成“不敢腐”的反腐機制和社會氛圍。要加大權力運行的透明度和對腐敗行爲的懲治力度，使行政權力的運作處於衆目睽睽之下，不讓腐敗分子“痛苦一陣子，幸福一輩子”，而要讓腐敗分子“痛苦折磨一輩子”。把堅決懲治腐敗擺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以嚴明的紀律維護黨和政府的形象，同吃、拿、卡、要、報等一切消極腐敗現象進行毫不留情的鬥爭。嚴格按照十八大報告中要求的“始終保持懲治腐敗高壓態勢，堅決查處大案要案，着力解決發生在羣衆身邊的腐敗問題。不管涉及什麼人，不論權力大小、職位高低，只要觸犯黨紀國法，都要嚴懲不貸。做到‘老虎’‘蒼蠅’一起打”。通過嚴懲使腐敗分子心生懼意，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
“甲申對”“窯洞對”“趕考對”，反腐倡廉須民主監督。延安時期毛澤東讚賞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的“甲申對”;1945年與黃炎培的“窯洞對”，黃炎培問毛澤東：歷朝歷代都沒有能跳出“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週期率”。“中共諸君”能跳出這“週期率”的支配嗎？毛澤東回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能跳出這“週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纔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纔不會人亡政息。兩次對談一個主題，即如何防治腐敗，保持共產黨的先進性、純潔性。300多年前的甲申年是非常典型的“週期率”，李自成的農民軍之所以亡得這樣快，一個重要問題就是腐敗而喪失鬥志。在黨中央由西柏坡到北京城時，毛澤東對周恩來說：今天是進京“趕考”，退回去就失敗了，我們決不當李自成，我們都希望考個好成績——這就是“趕考對”。“甲申對”“窯洞對”“趕考對”三個“對談”至今對中國共產黨都是很好的鞭策和警示，啓示我們反腐倡廉要堅持“兩個務必”、民主監督，才能跳出“歷史週期率”的“魔咒”。
“法者，天下之程式也”，反腐倡廉須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管子》曰：“法者，天下之程式也，萬事之儀表也。”習近平同志強調指出：“要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鄧小平指出：“廉政建設，要靠教育，更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能否有一套嚴格而又較爲完善的法規法制體系，這是防治腐敗現象，在反腐敗鬥爭中有無強制性對策的問題。反腐敗要標本兼治，法制是保證，應通過法制建設，剷除腐敗現象滋生蔓延的土壤。要運用法制思維和法制方式反對腐敗，進一步推進各項與權力運行相關的體制機制改革，用制度來保障權力在陽光下運行。加強反腐倡廉法制建設，提高制度剛性約束的有效性。
人無常心，習以成性；國無常俗，教則移風；德以勸善，法以誅惡。反腐倡廉，徒法不能以自行。（樑曄）
■ 廉政文化培育的現實路徑
廉政文化的養成，從時間上講，遠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從培育的現實路徑看，需要多措並舉。培育廉政文化必須堅持人民羣衆主體地位，以寬廣的視角、創新的思路、綜合的辦法積極加以推進。筆者認爲可以考慮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積極穩妥地推進以幹部選拔制度爲突破的政治體制改革，破除官本位的阻礙作用。
30多年正反兩方面的經驗表明：“經濟體制改革每前進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體制，就不能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經濟體制改革繼續前進。”政治體制改革問題已經成爲躲不開、繞不過的難題。歷史和現實經驗也表明，破除官本位對社會發展的阻礙作用必須對官員選拔方式進行改革，從根本上要解決各級領導幹部手中權力的來源、使用與監管問題。因此，“必須繼續堅定不移並持之以恆地將幹部選拔、任用與管理制度的改革作爲整個政治體制改革的突破口，作爲反腐倡廉制度建設與創新的關鍵生長點，使所有肩負人民重託與期望的領導幹部都能置於優良制度的監管之下而永不變質”。在具體路徑上，尤其要加快推進基層民主發展的步伐，在總結鄉鎮選舉民主工作實踐經驗基礎上，至少應在縣級層面大力推進選舉民主，將人民羣衆的知情權、參與權、選擇權和監督權落到實處，“從制度與體制層面將黨選幹部、黨管幹部與民選幹部、民管幹部統一起來，最大限度地從幹部選拔這個源頭上堵塞權力腐敗的漏洞。”
大力培育以科學理性爲主導的融人文精神於一體的當代科學精神，推動人倫型文化向科學理性文化的轉型。
科學與民主在一定意義上是一致的，現代政治文化的形成離不開科學精神的支撐。西方現代政治文化是在科學精神指導下的西方社會整體現代化過程中形成的。現代政治文化所要求的公民意識、公共權力觀念、政治主體意識、政治參與意識、平等協商精神、開明包容意識、依法辦事觀念，在與科學精神的融合互動中得以形成。中國傳統文化從根本上說是一種道德倫理型文化，未曾產生真正的科學精神，妨礙了現代政治文化的形成和發展。在中國的現代化運動中，由於傳統人倫文化、實用工具取向、現實社會環境制約等因素的影響，科學精神始終處於缺失的狀態，加上我國基礎教育薄弱，科普工作又極爲有限，精神層面的現代化無法實現，自然造成了現代化運動中首要的也是最爲重要的人的現代化始終沒有完成，國民的科學文化素養仍然需要不斷提升。要真正實現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轉型，必須大力培育以科學理性爲主導的融人文精神於一體的當代科學精神，爲廉政文化培育營造良好的基礎條件。同時我們要弘揚的科學、科學精神並非近代脫離了人文向度的霸權性意識形態與絕對工具理性，而是融人文精神於一體的現代科學精神。
重塑國家廉潔價值觀，奠定服務型政黨和服務型政府發展的文化基礎。
廉潔價值觀奠定了制度的道義基礎、構成其合法性的依據，構成服務型政黨和服務型政府發展的文化根基。香港在20世紀70年代發起的“廉政風暴”中，在法治和防止腐敗行爲的同時，還注重開展“價值革命”提高公衆對腐敗的認識、對政府的信任及社會整體的倫理道德標準。實際上，“有什麼樣的價值觀念，就有什麼樣的制度，價值觀念的變化會引起制度的變化”。廉潔價值觀作爲一種價值標準，可以發揮對廉政建設和廉政制度建構的指引作用、預測作用、評價作用、教育作用，它應該是引領中國特色反腐倡廉建設科學發展的旗幟。“值得警醒的是，對於制度反腐的重要性，現代政府和民衆已經有了較爲普遍的共識，而對於重塑具有內在反腐屬性的政治文化價值和道德理想的重要性，不少人仍然缺乏清醒的認識”。當前，中國社會處於紛繁複雜的轉型時期，既有的道德文化價值體系日漸式微，工具理性大行其道，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盛行，傳統士大夫的道德理想和傳統政治文化中特有的內在超越精神被種種肆無忌憚的世俗化、功利化傾向急劇吞噬，成爲腐敗滋生和蔓延的土壤。從長遠看，這是比制度化建設不足更爲堪憂的問題，是提升中國政治合法性和社會基礎秩序生成過程中更爲艱難而又更加隱形發揮作用的根本性任務。重塑國家廉潔價值觀在個體意義上應着眼於實現理論認同、真誠信仰、行動指南的統一，在社會約束機制意義上要力求實現在其崇高價值理想、合理價值取向、日常價值選擇、科學價值評價層面的統一，引導廣大人民尤其是黨員幹部樹立人人崇廉、自覺拒貪的理念和信仰，形成清正廉潔的品行和操守，自我監督及監督他人的價值評價。對廣大公民個體來說，就是要樹立正確的事業觀、利益觀、交往觀；對黨員幹部來講，尤其是要樹立正確的權力觀、事業觀、利益觀。
將高質量的制度建構及其良性運行作爲重點，提高制度建設科學化水平。
改革開放以來，一系列黨內法規和反腐倡廉基礎性法律逐步頒佈，廉政制度建設取得一系列成就和突破。同時，對制度本身的合理性、適用性、系統性、簡便性考慮不夠，不利於制度功能的發揮和制度本身生命力的維護。在社會已經發展到一定程度、制度規範逐步建立健全的今天，應當將制度建構的重點放到制度的優化、創新和執行上來。這就要求強化“權利本位”觀念，充分發揮民衆在制度建構及其良性運行中的主體作用。研究囚徒困境以及相關博弈的學者提出，通過反覆的博弈，更容易維持合作關係，在民衆參與過程中，會逐步形成民衆自治規則系統——社會規範，包括各種層次：法律規範、道德規範以及行爲習慣等。這種社會規範不同於由國家機構自上而下指令性發布的法律規則，是民衆在多次重複自由組合過程中逐步發現爲保障個人利益最優而存在着的最優納什均衡。因此，在制度擬定中要充分發揮人民羣衆的作用，通過各種形式徵求和吸納羣衆的智慧，避免少數人閉門造車、紙上空談。在價值取向上，要立足於實現和維護人民羣衆的福祉，方便羣衆而不只是方便管理，要體現出個體權益和公共利益的關聯。在制度執行中，要體現人人平等的剛性，在鼓勵人們遵守制度的同時，對破壞制度的行爲給予足夠震懾的懲治。最後，還要加強對制度的全方位監督，避免出現制度模糊、制度執行不力、制度失效、制度虛置的現象，這也是制度價值體現的保證。（張弘政）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