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新、制度與規律
樊綱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
企業家與管理者：藝術還是科學
按照熊彼特的定義，企業家的核心品質是“創新”，是開拓、開發和創造新的產品、新的市場、新的技術、新的組織（包括管理方法）的那種“創新精神”，是捕捉新的市場機遇，把原來不相干的要素或原來不形成有用物的各種要素加以組合或重新組合，創造出新的有用物（物品、服務等）。
企業家不等於“管理者”或“經營者”，後一個概念更強調的是按照一定的規則保證某種經濟秩序產生出預期的成果。但在現實中，好的管理者、經營者之所以有成就，很大程度上是因爲他們富有創新精神；而企業家要想使其創新變成能夠實現的利潤，也必須善於管理（至少是善用管理人才）。所以我們現實中所用的企業家的概念，實際上比理論上的概念定義更寬一些，它也包含着管理的能力。
這裡我們就遇到了人們經常混淆的問題：“管理學”究竟是一門科學還是一門藝術？有人說是科學，有人說是藝術。其實，現代管理學試圖同時教授兩樣東西：第一，如何在市場經濟中當一個企業家；第二，如何管理好一個企業。企業的活動的確是藝術，因爲那是靈感、勇氣、想象力等構成的創新活動；而管理則可以構成一門科學，它可以用確切的數字來加以表示並進行檢驗，在實踐中需要用嚴密的方法加以實施。現實中的許多企業經營者由於事實上身兼兩任，所以可以說既是藝術家又是科學家。這正是現實中的企業家與一般的藝術家的不同之處：後者可以只有浪漫的想象，而前者必須有科學精神。
傳統體制下有沒有企業家？
不少人說，企業家只有市場經濟中才有，傳統的計劃體制沒有企業家。其實也不盡然。
企業家的概念，從“創新”的含義上，可以普遍地加以利用。政治學中把政治家也稱爲“政治活動的企業家”，因爲他們同樣要通過創新（新的理念、新的政綱、新的競選策略、新的人事組合、新的體制結構等）把過去不相干的要素組合起來，辦成過去辦不成的事。從這個意義上說，政治家也是一個企業家，也需要藝術性的創造活動，只不過不是以經濟利潤爲活動目的罷了。
在過去傳統體制下，那些能幹的廠長經理，之所以被我們大家認爲“能幹”，也是因爲他們富有創新能力——在那麼一個錯綜複雜的官僚化的計劃體制中，他們居然能把事情辦成，把章蓋下來，把資金搞到手，沒點兒想象力，沒點兒“變通能力”，沒有在上上下下的人際關係上創新、發展的本事，是辦
不到的。在那樣一種“鐵飯碗”“大鍋飯”“平均主義”的體制下，工人都缺乏努力工作的激勵（包括懲罰），而有的就硬是通過各種手段使大家能夠認真工作，使工廠秩序井然，沒點兒組織結構和人際關係上的創新能力，也是辦不到的。
到了今天，我們一方面形成了處於發展初期的市場，另一方面很大程度上還存在着政府控制的國有經濟體制。在這種“雙軌體制”下，要當好一名國企的經營管理者（這裡是“當好”，也就是使企業有利潤。否則的話，連年虧損也沒什麼難的）更是得有點創造力，因爲他一方面要對付龐大的官僚體制，另一方面要應付市場競爭，要捕捉兩種體制下的機會和兩種體制之間縫隙中的機會，同時要避開兩種體制下的成本和兩種體制摩擦產生的成本，真得要有十八般武藝。你可以說在不同體制下企業家有不同的行爲目標、行爲方式和體制約束；你也可以說搞市場經濟我們必須有適合於市場經濟的企業家；你還可以說過去的廠長經理所熟悉的那一套不是市場條件下企業家應搞的一套，今後不再適用等；你還可以更嚴格地區分和定義“計劃體制下的企業家”和“市場經濟下的企業家”，但無論如何，他們都得具有創新精神，用“具有創新精神和創新能力”這一基本要素來衡量，兩者具有共性。
不同體制下的企業家，行爲方式當然會不一樣，甚至還得有不同的“偏好”以至不同的“品質”。比如，在過去傳統體制下，當一個好的廠長經理的一個特殊要求是有“對國家的忠誠”或強烈的爲國爲民服務的利他主義精神，最多是“只求名，不求利”，“只想當官，不想發財”，因爲在國有制企業的體制中，相對的平均主義、“考慮左鄰右舍”等是國有制的所有制關係的內在邏輯決定的，企業的經營管理者不可能像在市場經濟中的私人企業或公司中那樣根據其業績獲取高額的經濟報酬。作爲“國家幹部”，作爲政府任命的國企經營管理者，他可以取得很高的榮譽，可以被提升到更高的政府級別上去，並因此而享受一些特殊待遇，但個人貨幣收入卻很難與其他人有明顯的差距。或許，在較壞的情況下，一個國企的經營管理者可能會用公款吃喝玩樂，但在工資、獎金等分配問題上卻很難多拿（“大腹便便可以，兩袖必須清風”）。筆者不相信國有體制不改，這種情況會有根本性的扭轉。而這就要求國有體制下的企業家與市場經濟下的企業傢俱有不同的“偏好”。這也可以說是我們在現行國有制體制下選擇國企經營管理者所要考慮的特殊問題。
企業家的成功：審時度勢與着重規律
以上我們事實上是將企業家作爲創新精神
的代名詞進行分析，但創新不等於空想。成功的企業家可以是成功的幻想家，因爲他的幻想或猜想並未脫離實際，符合了客觀規律；而許多人一心想創新，最後一事無成，是因爲他想捕捉並不存在的機會。
這似乎有點“成者爲王，敗者爲寇”的味道，但這的確表明企業家的事業是充滿風險的。如果人們有100％的把握知道事情的結果，那就不是創新了。因爲創新按照定義來看就是去嘗試前人沒做過從而未知的事情。正因如此，一切成功都包含着機遇或“運氣”，許多成功的企業家都承認其成功是努力加運氣的結果。
當然成功並非全靠運氣。理論上說，還是有辦法提高成功概率的。要想做到不空想、不蠻幹、不瞎折騰，一個重要的條件就是多瞭解一些歷史上別人成功的經驗，多一些關於客觀規律的理論知識。比如，市場經濟幾百年，一個“顛撲不破”的客觀規律就是“專業化競爭”最有效率。現代經濟學開山鼻祖亞當·斯密兩百多年前寫的《國富論》開篇講的就是分工與專業化，構成了現代市場經濟的基礎，構成了生產力不斷提高、效率不斷改進的基礎，一切“橫向聯合”或“縱向聯合”、多元化經營等都建立在這種專業化分工的基礎之上。而一些年來我們許多企業家卻不斷地“創新”——事實上是不斷地闖入自己不熟悉的領域，以爲自己無所不能，結果攤子鋪得過大，顧此失彼，在哪個領域裡都不具備專業上領先的能力，最終哪個都成不了氣候，甚至被排擠出來。在市場經濟發展初期，到處都有空缺，似乎哪裡都能賺錢，用不着專業知識，這種“橫向創新”似乎還可維持；一旦市場競爭發展起來，這種缺乏專業性的三心二意的冒險家們的弱點就暴露出來了，才知道專業化的必要。世界上成功的大企業，都是兢兢業業在一個領域裡不斷完善又不斷創新，才能穩佔市場份額，形成百年老店，立於不敗之地。這是有規律可循的。
所以說，創新容易，只要想象力豐富；而成功的創新就不那麼容易了，它得符合市場經濟的規律，符合科學技術進步的規律，符合社會進步的規律。
中國的企業家，經過市場經濟發展初期的幾番折騰，正在開始反思過去、探討未來，從而也更加註重理論的學習和經驗的觀察。現在有那麼多關於經營管理、市場營銷、企業家傳略、經濟學知識的書籍成爲暢銷書，正是這一過程的反映。從一味地“造市”“鋪攤”“冒險”，至學會審時度勢、尊重規律，正是企業家走向成熟的過程，是更多的成功企業家產生的過程。而中國成功的企業家多了，也就會有更多成功的企業，整個經濟也才能更加繁榮地發展。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