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在我一大爺失蹤的大半年後，一個很平常的早晨，有早起習慣的大爺清理着喉嚨裡一夜的積痰去推自家的木門。他覺得一隻手有點費勁，就啓用另一隻手。門開了，一個粗布口袋遊倒在有露水的地上。大爺傍了一下，他本能地四下裡看看，村子還在熟睡，連雞的鳴聲都沒有。大爺彎下腰去，提起那粗布的口袋，聽着裡邊嘩嘩啦啦的響聲，大爺就知道里邊是玉米，金黃金黃的玉米。
大爺心裡頭一熱，眼裡不知不覺就溼了起來。大爺知道，他的大兄弟昨天夜裡回來過，這袋嘩嘩作響的玉米，就是他報平安的口信。
雖然出了小斧子的事後，大爺心裡把二大爺恨得死死的，但一亙知道了他的平安，大爺還是動了兄弟的感情。
打那以後，每隔一段日子，就有一袋子的東西神鬼不知地或豎或倒在父親的家門口。我的祖母、我的大爺、我的父親，輪流徹夜守在門後，豎着耳朵聽着外邊的動靜，一點點風吹草動也要衝出去看上一看。可惜，他們始終沒能見上他們想見的人。奇怪的是，東西總是接連不斷地從天而降。
慢慢地，我父親他們被這接連不斷、日趨豐富的東西嚇住了。父親他們有一種可怕的預感，但他們誰也不說出口。他們連想的勇氣都鼓不起來，怎麼可能說出來呢？
父親家鄉南邊四五十里的地方，有一個很大很大的湖，叫華子湖。湖裡有茂密的一望無際的葦子，葦子裡藏了一夥以淫殺擄掠爲生的土匪。
這些土匪中，幾乎沒有本地人。本地人是極愛臉面的，即便萬不得已做了土匪，也要撒開丫子跑，跑得遠遠的，起碼遠到家人們眼不見耳不聞心不煩的地方，對那些跟自己毫無瓜葛的人作惡作孽。
像我二大爺這樣，連路也不願跑遠，在自己家人的眼皮子底下幹壞事的幾乎沒有，起碼我父親他們這個叫南於的莊子沒有。
在風言風語起來之前，我的大爺很有遠見地很識趣地領着我的父親離開了家鄉南於。他們帶上他們的臉面和一身的力氣，躲了出去。
我的大爺和我的父親犯了一個不太像話的錯誤：他們在顧忌自己臉面的時候，忽略了他們母親的臉面。也許，他們壓根就沒有忽略，他們是故意的，他們是故意將他們母親的臉孤零零地晾在南於的陽光下。他們對他們的母親心懷怨氣，他們認爲二大爺的一切都跟母親有關，是母親將他寵壞的，母親應該受到懲罰。
祖母在大爺和我父親走後，變得黑白顛倒起來。她白天關起門來呼呼大睡，晚上盤腿坐在漆黑的院子裡，睜大了眼睛守候着。祖母知道，她這樣坐下去，是不會沒有結果的。終於，祖母如願以償了。
那天晚上有霧，而且是很大的霧。霧水先把祖母的頭髮打溼，然後是衣服，然後是身體。祖母感到了冷，很涼很涼的冷。但是祖母已經什麼也顧不上了。冷和熱，飢和飽，困和乏，對祖母，統統都像身外之物。
祖母坐在透徹心肺的寒霧中，睜大了眼睛，什麼也看不見的守候着。
謝天謝地，祖母等到了。
腳步聲，很輕很輕的腳步聲。祖母側起身子細細地聆聽。祖母聽了一陣，連她自己都不知道地嘆了一口氣。祖母很失望，她知道他沒來，她的秋收沒來。
祖母的嘆息是如此的輕微，但還是被來人捕捉到了。腳步停了下來，遲疑着不敢輕易再邁動。祖母等了一會兒，腳步的聲音始終沒有再起，祖母有點不耐煩了，就清起嗓子“哎”了一聲。
祖母聽到輕輕的一聲響，是什麼東西落地的聲音，接着那腳步聲不顧一切地響了起來。祖母衝着那腳步聲說：你別跑，你回來。來人哪裡肯聽？腳步聲越發地快了起來。
祖母在那個漆黑的有霧的深夜大聲喊叫起來：“你告訴秋收，我沒他這個兒，他也沒我這個娘！”
喊完這些，祖母如釋重負。她費力地從荀米葉子編的蒲團上站起來，彎下腰捶了捶賺了的雙腳，一瘸一拐地往屋裡走。
走了幾步，祖母被什麼東西絆了一下。那東西軟乎乎的踩在祖母裹着的小腳下。以祖母對莊稼地裡的熟悉，她知道是棉花，一袋棉花。
天就要冷了，正是需要棉花的時候。祖母慢慢蹲下身子，雙手抓住了那袋又鬆又軟的棉花。
祖母的眼淚急速地淌過冰涼的臉頰。祖母撫着那鬆軟的棉花，像撫着她最喜歡的兒子秋收兒時光着的屁股。祖母臉上的淚以更快的速度更沉的分量硒進了她那件自織的早已被霧水浸溼了的黑色的土布褂子上。
祖母死那年只有38歲。她是自己上吊死的。據說她死後的樣了一特別的嚇人。
按我老家南於那一帶的鄉俗，那些七吊的投河的喝藥的等等不得好死的鬼們是不能入自家墳地的。可憐我的祖母，爲我的祖父守了那麼多年的辛苦，死後竟不能完成她生前那麼神往的與祖父同墳共寢的夢想。
我的祖母被我的大爺和我的父親極其簡單地埋入了一片荒墳中。匆忙之中，他們甚至忘記了做一個起碼的記號，以備日後上墳添土。
在一個絕早的清晨，我的大爺帶着我的父親，踏着滿地的白霜，走掉了。
我父親大概沒有想到，他這一走，竟會是“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
而我的大爺比我的父親更絕，他這一走，簡直就是“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了。否則，他決不會拖上我的父親，義無反顧地走掉，冷靜得連頭都不肯回一下。
“爸，咱們找找大爺吧。”這是1974年中秋之夜的第二天吃早飯時，我的姐姐講出的原原本本的一句話。
大家吃饅頭的吃饅頭，喝稀飯的喝稀飯，嚼鹹菜的嚼鹹菜，誰也沒把這句沒頭沒腦的話當回事。當姐姐再一次重複這句話，而且重複得異常堅決時，飯桌上的動靜才小了下來。
首先，是父親極其認真地看了姐姐一眼。那一眼內容豐富。然後，他什麼也沒說，又把整張臉埋入飯碗裡，專心致志地喝着金黃色的小米稀飯。我看不見父親的表情，父親所有的表情都掩埋在那隻細瓷白碗裡。我特別地對父親用細瓷白碗將面部上的表情遮得嚴嚴實實表示不解，我覺得父親的這個舉動含義深刻並且深奧。
母親是無動於衷的。母親對父親老家裡的一切人一切事內始至終地無動於衷。那是母親發自內心的無動於衷，而不是什麼假裝的。
我的大哥在仔細地嚼着一塊很脆的鹹菜，清脆的聲音從他一張—合的嘴黽發出來，特別地誘人。他看起來同我的母親一樣無動於衷，但他的這種無動於衷同我母親的無動於衷不同。他是裝的，假裝的無動於衷。因爲他太瞭解他的這個滿腦子都是浪漫念頭的妹妹了，他歷來對這類玩意兒不以爲然。他知道，這個時候贊同她或是反對她都是極不明智的舉動，因爲贊同或反對同樣能使她上癮。
小哥在狼吞虎嚥地對待一個很白很暄的饅頭。自從他上山下鄉當了社會主義的新農民，每次回家，都像跟家裡飯桌上的飯菜有仇，那種堅決徹底消滅它們的狠勁使我們全家每個人都有欠了他什麼的負疚感。他聽見姐姐要找大爺的話，把滿口的饅頭伸直了膀子吞下去，倒出嘴來，伶牙俐齒地說她：你的中樞神經又發炎了吧？
我埋頭吃我的早飯，儘量避免開口。我是有自知之明的，我知道，以我在家中倒數第一的位置，撒撒嬌是可以的，議論起家中大事來，說輕了沒人當回事，說重了有人訓你沒大沒小。遇上這類事，我免開尊口比較合適。雖然，我對我姐姐找大爺的提議覺得可笑，怛我是不準備說出來的。我身上從頭到腳穿的一切時髦的東西，都是姐姐在省城替我置辦的。我雖然只是個初中生，但吃人家的嘴軟拿人家的手短的道理還是懂得一些的，並且一直都在有良心地恪守着。
姐姐見她的提議沒人響應，把手裡的碗筷很重地放下。見我們對此還沒反應，就故意自言自語說給我們聽：沒良心，真沒良心！小哥首先反擊，他斜視着坐在他右邊的姐姐，陰陽懌氣地說，良心？良心是個啥傢伙？俺沒見過，俺那兒不種那玩意兒，你們山東大學裡長那玩意兒吧？
姐姐厭惡地推了他一把，說，下了兩天鄉，在農村學了一身的壞毛病！
小哥說，哎，於明同志，我可鄭重地提醒你，這樣誹傍廣大的貧下中農，誣衊偉大的上山下鄉運動，可是路線問題。我們一千個不答應，一萬個不答應。
母親停下吃飯干涉道：“吃飯也堵不住你們的嘴嗎？”
大家繼續吃飯，吃得比較沉悶。我父親首先放下筷子，在他起身準備離開時，我的姐姐又鍥而不捨地重複說：“爸，咱們找找大爺吧！”
父親沒有了白瓷飯碗的掩護，臉上的表情一覽無餘。我看見父親面部的表情很那個。上初中的我，還不知道字典裡有個現成的詞可以形容父親此時臉上的表情：曖昧。父親很那個地立在那兒好一會兒，離開時，我發現父親的背有點挺不直的樣子。
那天早晨，父親有點丟三落四。出了門，折回來，說忘了拿提包；出了門，又折回來，說忘了戴帽子。那天早晨父親的進進出出顯得他有點手忙腳亂。
父親終於穿戴整齊，提着公文包，腆着肚子要去上班了。走過我們身邊時，父親說了句沒有任何意義的話，父親說，今天的小米不錯，很香。
小米是小哥帶回來的，父親好像是誇獎種小米的小哥。可惜小哥不太識擡舉，對這句話沒有任何反應。小哥不以他能種出這麼香的小米爲榮。
姐姐站起來，丁丁當當地收拾碗筷，臉上的神情很不好。正準備離開飯桌的小哥看了眼陰着臉的姐姐，說，神經病！大爺是誰？誰認識大爺？
大哥坐在那兒，一動不動地盯着姐姐看了一會兒，問，哎，你還當真啊？姐姐不理他，手裡的動靜越發地大了。大哥望着姐姐聳了聳肩膀，一副高深不測的樣子。我認爲那是從羅馬尼亞和阿爾巴尼亞電影裡學來的動作。這動作讓羅馬尼亞人和阿爾巴尼亞人一做挺漂亮的，讓中閏人一做怎麼就這麼彆扭？我想笑，但望了望生着氣的姐姐沒敢笑。
大哥從口袋裡掏出煙來，抽出一根，點上，吸了一大口，很深地吐出來。大哥在他吐出的煙霧後邊，模栩不清地說，我勸你別找，小心找出麻煩來。
姐姐停了手裡的活，不明白地問大哥，找出麻煩？找出什麼麻煩？
大哥揚着食指彈了彈菸灰，神秘莫測地說，誰知道呢？我奉勸你，越是不知道的事越要小心。
姐姐把幾隻碗咣噹咣噹往一塊摞。她的嘴一撇，不屑地說，哼！你們這些當幹部的，一個個把心理搞得特別陰暗。
大哥又深吸了一口煙，這次他吐出的很少，只從兩個鼻孔裡滲出了一點。他把尼古丁大量地吸入肺裡，好像還挺過癮。他站起身來，屁股下的方凳搖搖晃晃了好長時間，我以爲它會慢慢地停下來的，誰知它卻在即將停下那一瞬間，“轟然”倒地。那方発的體積不大，重量也不大，但倒地的聲音卻能用“轟然”來形容。
湊巧的是，在那種“轟然”聲中，我的大哥說了句什麼，我的姐姐沒聽清，就伸過腦袋格外地追問了一句：什麼？你說什麼？大哥就又重複了一遍。
當時，我對那句話的感覺非常的不好，但我忽略了這種感覺。我簡單地把這種不好的感覺歸罪於飯桌上的爭吵，也就大意地沒往心裡去。
我的大哥當時鄭重地叫着我姐姐的名字，有點暗示意味地說：“於明，你要不信，你就找吧。你會找出麻煩來的！”
我的姐姐於明，人雖然浪漫，但總的來說是隨和的。不知爲什麼，她在這件跟她關係不大意義也不大的事情上，卻是如此的倔強。在後來的日子裡，我經常很宿命地想，這大概就是命了。命中註定要對你生拉硬拽的事，你是無法抗拒的。
我的姐姐開始尋找我們的大爺。她基本上是孤身奮戰，惟一支持她的是父親的曖昧態度。她像個意志堅強的人，蔑視一切困難地勇往直前。
那時，她已經從山東大學中文系畢業了，分配在省城一個大批判寫作班子裡。那個時候，全國正時髦各種各樣的大批判，各類寫作班子猶如雨後春筍在全國各地茁壯成長。這些班子一般都有個象徵性極強的筆名，像樑效一兩校那種。我姐姐呆的這個寫作班子，叫石一仁。淺層次講，這是個十一人的寫作集體；深層次講，他們大概是想代表全國十一億人民怒吼。
姐姐在這個石一仁的寫作班子裡生活得非常偷快。這種偷快的原因很多，首先是輕鬆。你想想，十一個人寫一篇東西，還是由一個人主筆，基本上不用費自己的腦子，只要跟着兩報一刊的調子走就行，惟一要做到的就是要跟得天衣無縫。而十一個腦袋十天半個月地拼一篇稿子，天衣無縫是件很容易做到的事。
另外一個原因，是姐姐的年輕，還有，還有就是她的漂亮。我的姐姐是那種貨真價實的漂亮。她幸運地完整無缺地把我父親我母親身上的優點合二爲一地繼承在她一個人身上。她屬於那種猛一看好看，仔細一看也好看的漂亮。關鍵她那種漂亮一點也不張揚，是那種男人喜歡女人也不反感的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