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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別就是三年，直到聶赫留朵夫升爲軍官、奔赴部隊、順道看望姑媽的時候，他才又一次跟卡秋莎見面。此時的他和三年前在姑媽家度假的他已是判若兩人了。
從前他是個誠摯的、富於自我犧牲精神的青年，隨時準備爲一切美好的事業獻身，如今他卻成了荒淫無度的利己主義者，專圖享樂。從前他覺得上帝創造的世界是個謎，他懷着喜悅和新奇的心情一心要猜破它，現在他認爲現實中的一切既簡單又明瞭，好壞由他所處的生活條件而定。那時他認爲重要的是接觸大自然、尤其要多多熟悉思想家的哲學和藝術家的詩章，如今重要的是人際關係和怎麼跟同事打交道。從前覺得女人是神秘的造物，美麗的化身，惟其神秘才迷人，現今他覺得除開家中的親人和朋友的妻子外，女人就是具體的女人，是他嘗試過的最好的享樂工具。那時他不需要錢用，母親給他的錢花不完三分之一，他可以拒絕繼承田產而把這些田產交給農民，如今他母親每月給他一千五百盧布他還嫌少，爲此和母親有過不愉快的談話。那時他認爲精神的我纔是真正的我，現在卻認爲健康而精力充沛的獸性的我纔是他自己了。
他之所以有這種可怕的變化，全因爲他不再相信自己的信念而是相信了別人的意見。他之所以拋棄自己的信念而去適應社會的成見，這是因爲，如若堅持自已的信念，過起日子來太難了，他就得親自動手解決一切問題，而解決起來總是不利於追求輕鬆快樂的獸性的我，這個“獸性的我”幾乎總是同他作對。如果依附別人的意見，那就不用他多費腦筋，什麼問題都能解決，解決起來都有利於那個獸性的我，除此之外，如果堅持自己的信念，便會永遠受人指責，反之，如果遵循俗見，就能得到讚許。
比方說，聶赫留朵夫探討上帝、真理、貧富之類問題並閱讀這方面的書籍，別人就說他不合時宜，荒唐可笑，連好心的母親和姑媽也用諷刺的口吻管他叫我們親愛的哲學家
。他轉而閱讀無聊的小說，講猥褻的笑話，上法國劇院看輕鬆的喜劇，津津樂道其中的情節，大夥兒倒稱讚他。但如果他想節制用度，穿上件舊些的大衣，謝絕豪飲，那他們就不這麼看他了，就會說這個人脾氣古怪，沒準兒是在想標新立異。他把大筆錢用於置辦獵具或裝潢書房時，他們又衆口一詞，說他風雅得很，並且給他錦上添花，送去貴重的物品。他想潔身自好，結婚前一直保持童身，親人們卻說，他一定是健康出問題了，連他母親也心生懷疑。後來，他從同事那兒搶走了某個法國女人，母親知道後反倒樂了——是呀，兒子成了真正的男子漢！這位身爲公爵夫人的母親得悉他和卡秋莎親近，甚至有可能結婚，當然要擔心害怕了。
同樣，聶赫留朵夫成人之後，認爲土地私有不合理，把從父親那兒繼承下來的不大一份田產散給農民，這嚇壞了他的母親和一些親戚，因而成爲他們訕笑和譴責的對象。他們告誡他，說得到土地的農民非但沒有由此發家，反而開了三爿酒店，不幹農活，變得更窮了。後來聶赫留朵夫進了禁衛軍，跟他那些門第高貴的同事們一起揮霍，一起賭博，害得他母親葉蓮娜·伊凡諾芙娜不得不動用存款，可她一點兒也不氣惱，反而認爲這是人之常情，甚至覺得趁他年輕，照這樣在上流社會裡先打打預防針，也未嘗不是好事。
起初聶赫留朵夫做過抗爭，但抗爭極其困難，因爲凡是他憑自己的信念認爲是好的，別人都認爲是壞的；反之，凡是他憑自己的信念認爲是壞的，他周圍的人都認爲是好的。最後，聶赫留朵夫服輸了，不再相信自己而相信別人了。開頭的時候，他這樣自我否定是不愉快的，但不愉快感並沒有持續多久，他開始抽菸喝酒，很快就消除了不悅感，甚至覺得一身輕鬆。
於是聶赫留朵夫以他原先的熱切勁兒投入爲人讚許的新生活，另一種呼聲在他心中湮滅了。這種變化是他去彼得堡後開始，到他進入部隊的時候完成的。
軍
隊生活本就容易使人墮落，因爲一進入軍隊，沒有了合理的、有益的勞動，人就變得無所事事，他不承擔人類的共同義務，卻享受着軍旗、制服和團隊加給他的榮譽。軍人一方面對別人擁有無限的權力，另方面，對上級長官卻要俯首聽命。
然而軍隊生活，包括軍旗、軍服給予他的榮譽，合法的暴行和屠殺，其使人墮落還只是一般性的；如若他被遴選上，加入名門子弟才能加入的禁衛軍，由於接近皇室，由於窮奢極侈的生活起居，就更令人加倍地墮落，使人的利己主義達到完全瘋狂的程度。聶赫留朵夫自從進入軍界，像他同事那樣生活之後，就處於此種癲狂之中。
天天沒有一件正經事兒，只是穿上由別人精心縫製和洗刷好的制服，戴上頭盔，拿起也是由別人製造、擦拭得鋥亮然後捧給他的武器，跨上由別人餵養、調教的駿馬，去參加訓練和閱兵儀式，與和他同樣的人一同策馬奔馳，揮舞馬刀，舉槍射擊，還把這一套教給其他人，除此之外就沒別的了。但那些達官顯宦甚至沙皇不僅誇獎他們，還向他們表示感謝。演武以後，最好最要緊的事就是去吃，去喝，去揮霍不知從哪來的錢財，去軍官俱樂部或者最闊綽的酒樓。劇院、舞會、女人，再又是橫刀躍馬，再又是揮金如土、牌戲、女人。
這樣的生活對軍人起着特別厲害的腐化作用，這是因爲，如果他是個平民，內心就不能不爲過這種生活而感到羞愧，軍人則認爲所有這一切理所應該，併爲過這樣的生活而誇耀，驕傲，尤其在戰爭期間。聶赫留朵夫就是這樣。他是在對土耳其宣戰後進入軍界的，在他一生的這個階段中，隱隱約約地在想：“我們準備捐軀沙場，因此尋歡作樂的生活不但可以原諒，而且是對我們來說必不可少的。”他在這段時間裡爲他得以掙脫從前爲自己所設的道德樊籬而感到十分高興，並且一直處在利己主義連續瘋狂發作的狀態中。
正是帶着這種心態，他來到了久別三年的姑媽家。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