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商周英雄錄
中國人的歷史絕不僅僅只是司馬遷《史記》中所展現的五千年文明的框架所能夠完全包含了的。
在上古無文字記載的情況下，中國人的歷史經由一代一代人的口口相傳，加入原始的祖先崇拜，已經變成了一些創世的神話。西方人的始祖神是他們的上帝，就像是他們所處的自然環境一樣，充滿了暴戾乖張之氣，就像是西方文化中的一個後爹形象。
而我們中國人就完全的不同了，我們的始祖神不是一個和我們毫無血脈關聯的外人，而就是我們中國人自己的父母祖宗，盤古開天地的傳說，化血肉爲萬品物類，所表現的只是一種天人合一的平等思想，我們中國人就只是盤古身軀的一部分，我們祖先的那種偉大仁愛情懷，捨己厚生的作爲，普惠天地衆生的豪邁，頂天立地無可折服無往而不勝的意志和氣魄，永遠都是中國人血脈之中奔流不息的活的精魂。
而中國人的歷史中，雖然是不斷的分分合合，但是有一點卻是地球人類中所絕無僅有的文化現象，那就是中國人的哲學信念自古以來就從未被改變過。
後人溯源中國人文化的濫觴之地，往往會着眼於先秦時代，其實，那春秋戰國時期，也只是中國人文化理念被總結的一個時期，我以爲中國人的哲學思想，以及政治倫理學思想，及以農戰結合爲本的經濟思想。都反映在儒、道、墨三家思想之中。中國人的真正思想體系。就是儒、道、墨三家的境界和原則。縱觀佛教在中國的興衰史，就可以清楚的看到，秦漢以後，華夏就在積極地吸收外來文化思想，而最終在新的形勢下，貫穿了始終的，還仍舊是中國人自己的東西，爲了很好的結束這部小說的第二篇。我先借網絡這塊寶地將自己多年前的兩篇舊作上傳，沒人看的話，也仍舊算是講給自己聽的言論了。
感謝人類科技的進步，感謝中國社會的進步。落魄無能的書呆子也終於是有個地方可以向社會說說話了。
《脞語集——西遊漫說》
人們在文學作品中談仙說道，議論鬼神，其實只是在用文學浪漫主義的手法來對人世間的事物做出一個解說，這解說所依據的原則，就是本民族傳統文化的核心精神。
冬日的黎明，驀然醒來，躺在被窩兒裡。望着窗外慾明還暗即將要退去的夜色，想起了《西遊記》。
爲什麼是師徒四人去取經呢？而不是五人六人或三人兩人呢？當然。也許吳承恩並不想他們師徒四人正好湊成一桌麻將，在艱苦的取經路上也能抽閒摸上兩把，娛樂娛樂。
吳承恩關於《西遊記》的創作，不是他個人一時的杜撰，而是他對久已流傳的話本、評書的一種整理。也就是說，《西遊記》是我們這個民族集體的長期創作的結果，其中蘊涵了深沉厚重的民族文化精神，吳承恩對這一關於我們民族文化精神的玄說，做了一個忠實而又完美的總結。
談到中華民族人文精神的內容，就應該從春秋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說起，因爲那是我們民族思想文化體系成型的肇端。百家爭鳴，其實只有儒、道、墨、法並稱顯學，中國人千百年來一而貫之的主流思想發展軌跡也基本上是這四家，只是後來佛學東漸，又頗能迎合中國人的口味，才又產生了一種以調和衆口爲能事的釋家學派。
《西遊記》中唐僧師徒四人的形象，是我們中國人民族文化精神的結晶，唐僧爲儒、孫猴是法、八戒似道、沙僧類墨。他們以追求佛法慈悲、普度衆生爲信仰，以自贖其身修成正果併兼善天下爲使命，同心協力走出了一條寓世理於神怪的取經道路。
儒以天下爲己任，欲以仁德治天下。儒學推崇一種堅貞正大的人品，所謂勢窮乃見節義，君子做事成仁取義，“知其不可而爲之”，以“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信念去做人做事，雖歷盡磨難也毫無怨言，只號曰：“天刑之，安可免！”這與《西遊記》中唐僧必然要去西天求取真經的宿命，何其類同啊。
唐僧以“朝聞道夕死可矣”的精神向佛求法，矢志不渝。他慈悲爲懷，抱定普度衆生的信念踏上了西天取經的道路，毫不在意個人的功名榮辱和任何物質利益的得失。他品行正直，明裡暗裡人前人後都是一樣的危言危行。唐僧是取經團隊中的靈魂，正如儒家學說是中華民族文化精神的公開的師表一樣，如果唐僧死了，西天取經也就沒有意義了，那就真的是要散夥了。唐僧所代表的儒學，在我們民族的傳統文化精神中，是構成那無法被磨滅的主體思想中分量最重的一部分，越是磨難重重，這思想就越是如指路的明燈一樣光芒四射。
唐僧是一個標準的精神領袖，他也有如同儒家迂腐性格一樣的不辨人妖的尷尬，每當妖魔打來的時候，他本人就只有束手就擒的本事，充其量也還能大喊一聲：“悟空救我！”儒家的仁義道德，面對燒殺淫掠的強盜，也只是束手無策、無可奈何。因爲對於強盜和惡人，你是不能給他講什麼道理、道德的，我們需要做的只是戰鬥，我們需要有勇敢而強大的戰士。取經團隊中這一勇敢而強大的戰士就是孫悟空。
所謂“亂世用重典”，在我們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初，人們十分推崇“金猴奮起千鈞棒，玉宇澄清萬里靄”的孫大聖，這其實就是在以法家策略來治理天下的一個表徵。
法家是君主一人的忠實臣僕，對於一切有傷君主利益的人和事都施以鐵腕，“法、術、勢”的權謀只爲對付君主的一切臣下和敵人。不意之間也將法家人物自身捎帶了進去。其實中國人執政的理念。幾乎從來都是以法家學說爲依據的。所謂“外儒內法”、“名儒實法”，這正如沒有孫行者，西天取經的事業就寸步難行一樣。
法家，其實也只是儒家的工具，如果當年孔丘本人在一國長期主政的話，他就會變成爲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法家。儒的說教，也只是塗抹在歷代貴族統治者面門之上的僞善油彩，那真正起作用的還是法家的尖刀。
孫猴子對唐僧一片耿耿忠心。對妖魔及剪徑的強盜那是從來都不手軟，只除那妖魔是有背景有來歷的，或是及時新投了靠山，最終被人收去了事。這一點也反應出中國人儒家仁愛觀念親疏有別的特性、及法家“依法治國”原則的階級侷限性——有關係就好辦，沒關係就完蛋。《西遊記》中凡是最終被打殺了的妖魔鬼怪，都是沒有後臺沒有背景的，而凡是做惡卻又最終還能不受懲罰的，也都是神佛及天庭的官僚體制之內的人物，或是因爲“吃人有功”而被吸收到了統治階層內部，而且神聖的西方佛土也是賄賂公行之地。對於我們中國的老百姓來說，妖魔鬼怪與神佛天官之間。在本質上都是相通的，都是要魚肉百姓的，一部《西遊記》，就是一幀中國傳統社會的寫真圖、小民百姓的控訴狀。而中國曆代政令之繁苛，嚴刑峻法之冷酷，也真如孫猴子面對妖魔時的一腔殺伐之心和他手中那冰冷生硬的大鐵棒。孫猴兒火眼金睛，七十二變，金箍棒力重千鈞，降妖除怪，神通廣大，掃平寰宇，好生了得，但是也像法家人物受制於權勢一樣，他的猴兒頭上也帶了一個要命的鐵箍。
中國人的歷史上，法律從來都是權勢的陪襯，也正像孫猴子再怎麼有能耐活蹦亂跳，也不過就是權勢手中的一個玩物罷了，無需人對他多費口舌。而中國曆代嚴刑峻法之殘酷，酷吏之心如蛇蠍，不能不說是得益於法家，也無怪乎中國人會認爲孫猴子是從石頭縫裡面蹦出來的了，一個無父無母、無血無肉的英雄，在對付一切敵人的時候，其手段纔會那麼兇狠決絕，且毫無任何關於殘殺生靈的道德自我內疚感。
道家學說深奧精妙，一般中國人只知其一難知其二。其實道家理念，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也已幾乎到了無處不有的地步了。“若欲取之，必先與之”，時下電視廣告中做得頗火的“捨得”酒廣告便是一例。
道家說是無爲，其實他哪裡會無爲啊，他只是要高明地做到讓別人看着是無爲罷了，他追求一種狀態，同時還要表現出另一種狀態。其實道家只追求一種在戰略上處於必勝態勢時，對於事物的發展能夠進行掌控的狀態，所以《老子》一書才成爲了後世兵家學說的一個重要思想來源。《老子》在精心的老謀深算中，還要表現出一種身如槁木而心若死灰的近乎頹廢的狀態，頗有“晚年唯好靜，萬事不關心”的情懷，也難怪他叫“老子”了。
《莊子》所闡述的逍遙遊，也只是在追求自我身心的安逸和舒適。所謂“爲善無進名，爲惡無進刑，緣督以爲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道家有着獨特的以自我爲中心和出發點的道德觀念，不同於做爲官方主流道德觀念的儒家思想。道家思想還與近代西方人的無政府主義思想有着異曲同工之妙。但道家的出世哲學，卻並不是要人真的脫離人類社會，而是要在人類社會中最熱鬧的地方，找一個相對僻靜處，安穩舒適自在逍遙地待在那裡，做一個有見識有能力卻又不作爲的旁觀者。有明一代，武當山道教文化的繁盛，充分說明了這一點，道士們雲居仙山，超然物外，什麼社會生產都不從事，但卻和皇帝老朱家打得火熱，在超邁瀟灑的人生狀態中也沒少吃香的喝辣的。
豬八戒正應了這道家爲人處世的信條，他天生愚笨，嗜慾多多，意志不堅。私心還重。卻又憨態可掬。笑料頻頻，一身的缺點倒反襯出他的天然率真，真是《莊子》中所謂“人之小人天之君子”了。他善於“全生遠害”，一見打不過妖魔，掉頭就跑，別人在酣戰，他竟能拱進草窠兒裡去酣睡。叫他八戒，名義上是要他斷欲。可他哪裡斷得了啊，他最善於在艱苦的取經道路上隨時滿足自己的欲求。他胸無大志、追求不高。他偷攢小金庫，動輒便欲散夥，好回他的高老莊去隱居。他天生的善於博得領導的喜歡，在領導面前他顯得無知、憨厚、殷勤、聽話、誠懇、善解人意，他還善於在領導面前給積極分子墊磚，一旦有錯，領導就會說：“這全怪他呆，實心眼兒，老實。不像有些人，雖然能幹。但花花腸子太多，你們都休要耍弄他！”於是乎，他的錯誤也讓大家覺得是頗爲可愛。在一個單位中，豬八戒這樣的人確實是很吃得開的，他左右逢源，上上下下一團和氣，幹活不多，得利不少，口碑還不差。用現在的流行話來說，豬八戒是“智商不及格，情商九十九”。也難怪某年有好事者以《西遊記》中的四個男主角爲對象，對上海年輕白領女性做了一次選擇戀愛男友的調查，結果是豬八戒勝出，獨佔鰲頭爲嬌客，若問爲什麼，答曰：“豬八戒呀，他乖巧、體貼，富有生活情調。”你看，這豬悟能他到底是真呆還是假呆啊？說不來。
讓可愛的上海年輕白領女性們最不待見的就是沙和尚了，整天只管挑擔子的老沙，在女菩薩們的眼裡，簡直就是一根木頭。其實，沙僧雖戲份不多，但關鍵處卻也不乏傳神妙語。當唐僧被妖魔弄風攝去，沙僧道：“是個燈草做的，想被一風吹去也。”在勸八戒助孫行者降妖一處，沙僧道：“二哥雖本事不濟，卻也放屁添風，好歹助些聲勢。”這些話語，其實也可以引申爲是對儒家及道家的善意的批評。
墨家學派幹板倔強，摩頂放踵以利天下，以“治水患三過家門而不入”的大禹王爲榜樣，心懷“兼愛、非攻”的政治抱負，大力推崇吃苦耐勞任勞任怨的精神品質，熱愛勞動，拒絕享樂，勇於戰鬥，百折不回，真是有一腔浩然英雄氣充塞於天地之間，這同沙和尚的形象不謀而合如出一轍。
取經路上，豬八戒三心二意，孫悟空也不免發發牢騷，打兩下退堂鼓出氣，沙和尚卻從來沒有絲毫退卻的意思，像頭牲口一樣挑着行禮擔一路走到西天也毫無怨言怨心，他同唐僧一樣一心向佛，始終堅定不移。他言語不多，只是實幹苦幹，你們說，我們要是做事業，在自己的陣營裡，能少得了像沙僧這樣忠誠可靠又能獨當一面的戰友嗎？缺少了沙僧，西天取經的事業同樣難以完成，最起碼那出力不見功的挑擔子的活兒，就會成爲一個本不是問題的問題。同時，沙僧的低調，也正應和了歷來學者們所公認的後世墨學的式微。然而墨學並未中絕，而是化入了民間，其思想理念從來也沒有離開過我們的中華民族，墨學就像沙和尚，無限忠誠地護佑着我們民族的發展，人們往往在力行墨家信條的時候而不自覺。天下大亂時，民間各類會道組織的風行，就是後世墨者在爲我們民族的自強而抗爭，如中國近代史中那悲歌一曲如狂飆自天而落的義和團。天下太平時，如我們的共和國建國以來，不同時期所涌現出來的各類英雄和勞模，他們其實就是當代墨學的實踐者，大禹治水的精神，在他們身上體現的淋漓盡致。墨學思想培養出了我們民族中無數吃苦耐勞的人、埋頭苦幹的人和拼命硬幹的人。墨學之所以不再被後人所公開提及，主要是因爲墨家學派兼愛、兼利、尚賢、尚同的政治主張，以及自身嚴密的組織性和紀律性不能見容於貴族統治集團，因爲世界上怕就怕“認真”二字，墨家信徒無疑都是些太過認真的人，所謂“蹈義向勇、死不旋踵”，單這一點就使貴族統治集團無法消受。所以，《西遊記》中忠心耿耿的沙和尚也就沉默寡言了，現實中秉執“兼愛、非攻”信念的墨者，在公開的社會生活中也就銷聲匿跡了。
《西遊記》中取經人自從集結完畢，就從來也沒有再分離過，他們一往無前，直到取經事業的成功。其實諸子百家思想之間的爭鳴，就是我們這個民族自身文化精神的常態，是我們民族文化整體狀態的表現形式，是同一基礎上的紛爭和辯論，是分歧和爭論狀態下的統一。道、墨、法等學派名義上皆圍繞在儒學的周圍，其實他們是以一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離不開我、我離不開你的狀態而凝結成的一種共同存在和共同發展，他們一同披荊斬棘，共同開創着我們這個民族前進的道路。一部《西遊記》，四個人物與一匹馬，那匹馬也許就是一個國家機器的象徵，天下共尊儒學爲師表，道、墨、法爲功用，駕馭引領着國家政體衝破世間的一切艱難險阻，不斷地開創着我們民族的未來。而今天，我們將有必要對我們民族文化的新的西遊之旅，進行新的整合與重塑。
《西遊記》中，有一點頗值得一提，就是無論是誰，無論如何地艱難危險，師徒四人中都從來沒有面對妖魔屈膝投降的，沒有貪生怕死變節的，而是人人都始終具有一種戰鬥的、革命式的樂觀主義精神，我們中華民族靈魂深處的骨氣，在這師徒四人的身上熠熠閃光。儒的堅貞、法的剛強、道的圓轉、墨的執著都表現出了這種骨氣。我們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精神，數千年來歷盡磨難而又精魂不滅，我們的祖先遺傳給我們的精神財富是如此的博大精深，以至於我們後世學人，一遍遍地想要將這思想講清楚，而結果只能是發現，我們只不過仍然是在沿着這條思想道路在繼續走下去。
（時下國內的一切愛國文人都看到了我們民族文化深層次的弊病，但是人們給指明的改進方法卻是迥異的，一種要求完全地更徹底地繼續向西方學，一種要求弘揚自己老祖宗的法寶，並認爲中國人是最牛的。其實我們的中華文明正是這樣在“左右兩腳走路”一樣的爭論中就前進了，學習一切，吸收一切，融匯一切，發展一切，混同一切，最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也是我、我也是你。我們中國人的“西遊文化”、“西遊精神”其實就是一個“和”字，和同天下，天下爲一，又和而不同。無論誰在說什麼，都阻擋不住我們中華文明的進步，雖然艱難，但我們卻是進步得越來越快、越來越好了。）
列位讀者朋友欲知後事如何，且待寫書人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