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互利是新中國開展對外經濟關係的基本原則和戰略方針。但是，在新中國成立初的30年間，中國的對外經濟關係主要是以中國無償援助發展中國家的形式展開的。開放戰略實施以後，這種狀況逐漸改變。十二大指出，“實行對外開放，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則擴大對外經濟技術交流，是我國堅定不移的戰略方針”。隨着開放戰略的成功，十六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將“互利共贏”上升到戰略層面，不僅是語詞表述的變化，更意味着中國開放戰略的重心和內涵發生了調整和升級。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順應國內外形勢發展的要求，取得了積極成果。
一、中國開放戰略帶來的消極影響
開放戰略實施以來，中國經濟長期持續高速增長，對世界經濟發展的貢獻不斷增大，國際社會普遍分享了中國開放的紅利。中國是世界貿易的主要驅動力，是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2000—2004年，中國對世界商品和服務貿易出口新增量貢獻率達到11.3％，僅次於美、德，居世界第三位；對世界商品和服務貿易進口新增量貢獻率達到11.2％，高於美、德，居世界第一位；中國經濟對世界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國內生產總值新增量的貢獻率達到23.1％，分別比美國、歐盟和日本高6個、13.3個和19.2個百分點，成爲世界第一大貢獻國。但是，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後，隨着中國經濟貿易進一步高速發展，一些既有的問題進一步激化，一些新產生的問題開始影響中國與其他國家的關係，從而引起了國際社會的緊張。
1.經濟貿易摩擦加劇
開放戰略實施以來，中國對外貿易迅猛發展，貿易順差不斷增加。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公佈的統計數據，1978年，中國進出口總額僅爲206.4億美元，2001年增加到5096.5億美元，增加了2369.2％。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後，對外貿易發展更加迅速。從表6-1可以看出，2000年，中國商品進出口額分別佔全球商品貿易總額的3.4％和3.9％，分別居世界第八和第七位。2002年，中國進出口所佔的比重分別達到全球商品貿易總額的4.4％和5.0％，分別居世界第六和第五位。中國商品進出口年增長率大大高於全球商品貿易增長率。2001年，世界貿易自1982年以來第一次出現負增長，下降了1.5％。在全球商品貿易大範圍出現負增長的情況下，中國商品進出口卻分別增長了8％和7％。同時，中國出口所佔國際市場份額長期高於進口所佔國際市場份額，對外貿易長期處於順差狀態，商品進出口不平衡的狀況比較明顯，貿易盈餘增幅比較大。2005年，中國貿易盈餘超過1000億美元，比2001年增加了451.3％；2007年超過2000億美元，比2005年增加了156.7％。
表6-1 2000—2012年中國商品貿易佔全球商品貿易的比重及增長率 資料來源：The World Bank,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2001—2013.
對外貿易迅速發展必然導致貿易摩擦迅速增加。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針對中國的貿易報復行爲明顯增多。以反傾銷爲例，改革開放以來，針對中國的反傾銷案件呈加速發展趨勢。20世紀70年代，國際上針對中國的反傾銷案僅2起，80年代平均每年6起，90年代平均每年32起，而2001—2003年總共有150起，平均每年50起。作爲世界上最大的貿易國，美國與中國的貿易摩擦更加激烈。從1975年發起第一起337調查至2007年10月，美國共對中國發起75起337調查，佔立案總數的12％，其中80％是2002年以來發起的。僅2007年1至10月，美國就對我國發起14起337調查，佔同期立案總數的50％以上。2006年，發展中國家對中國發起的反傾銷案也大幅增加。截至2006年12月11日，發展中國家對中國新發起反傾銷調查共39起。其中，巴西9起、印度8起、土耳其4起、墨西哥和泰國各3起、埃及和哥倫比亞各2起，其餘9個國家和地區國家各1起。到2006年，中國已經連續11年成爲全球反傾銷最多的國家。
不僅如此，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後，中國對外貿易遇到的關稅壁壘雖然大爲減少，但是技術貿易壁壘等大爲增加。作爲發展中國家，中國在生產技術指標體系建設方面與發達國家存在較大差距，產品難以完全滿足有關國家安全、環保、衛生等方面指標要求。在技術貿易壁壘影響下，中國貿易遭受了重大損失。從1995年到2007年5月，世貿組織各成員國通報影響貿易的新規則共23897件，其中技術性貿易措施16974件，佔總數的71％。僅2006年，中國就有15％的出口企業受到技術性貿易壁壘的影響，造成貿易機會損失1400多億美元，佔當年中國出口貿易總額的15％。
2.外資利用競爭激烈
發展資金不足是發展中國家普遍面臨的發展難題。中國實行開放戰略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引進國外資金和先進技術，以突破經濟發展的瓶頸，加速中國現代化的歷史進程。這就不可避免地導致中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特別是周邊國家形成競資關係。中國開放戰略實施以來，隨着投資環境的逐步改善，外商來華投資不斷增加。開放戰略實施之初，中國利用外資的數額非常小，從1978年到1982年的5年間，外商對華直接投資總共才17.7億美元。隨着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逐步發育，這種狀況在20世紀90年代迅速改變。1992年，外商對華直接投資110.1億美元，同比增長152.1％，突破了100億美元大關。此後，外資繼續增加，2001年達到了468.8億美元。
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後，國內投資環境明顯改善，外資流入的速度進一步加快。2002年，中國實際使用對外直接投資金額首次躍居全球第一。表6-2顯示出，2002年，流入發展中經濟體的對外直接投資比上年下降了20.83％，而中國實際利用的對外直接投資增加了12.51％。顯然，中國擠佔了其他發展中經濟體吸收對外直接投資的份額。實際上，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初，國際上吸引對外直接投資的競爭更加激烈，中國也遇到了強勁的競爭。2007年的東盟投資報告指出，自從2002年對外直接投資回升以來，東盟過去5年吸引對外直接投資相當顯著。然而，過去5年吸引對外直接投資的競爭也變得更加激烈。2002年，中國實際利用對外直接投資在流入發展中經濟體對外直接投資中所佔的份額達到峰值32.53％，此後逐漸下降。但是，從2001年到2005年，中國實際使用的對外直接投資一直佔流入發展中經濟體對外直接投資的20％以上，到2007年仍然佔16.54％。
表6-2 2001—2007年中國實際使用對外直接投資佔發展中經濟體吸收對外直接投資的比例 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外國投資管理司。
任何國家的國內外行爲都必須考慮其對他國特別是周邊國家和地區的影響。就中國吸引外資來說，在中國周邊，除了日本和亞洲四小龍以外，所有經濟體都處於現代化階段，都在大力吸引對外直接投資。因此，以中國周邊地區爲參照系，考察中國開放戰略對流向發展中國家的國際直接投資的影響更有意義。然而，表6-2的數據顯示出，在東亞、南亞和東南亞地區吸收對外直接投資的格局中，中國吸收外資的能力更加突出。從2001年到2007年，中國實際使用對外直接投資金額一直佔東亞、南亞和東南亞三地之和的1/3以上。這說明中國與周邊地區的競資現象更加明顯。
3.資源環境壓力加大
開放戰略實施以來，中國經濟取得了長期持續高速增長。但是，從總體上說，這種增長是建立在能源和資源大量消耗的基礎上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犧牲資源和環境爲代價的，仍然屬於“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爲特徵的粗放型增長。據測算，在中國，平均每創造1美元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國的4.3倍，是德國和法國的7.7倍，是日本的11.5倍。對於中國這種粗放型經濟增長的後果，聯合國環境獎獲得者布朗指出：如果中國經濟繼續以目前的速度和模式發展，到2031年，人口將達到14億的中國每天將消耗掉9900萬桶石油，比目前的全球石油總產量還要多18％；將吃掉全球2/3的糧食；用紙量將是目前全球紙產量的兩倍；汽車保有量將達到11億輛，比2005年8億輛的全球汽車總量還多，屆時中國修建的公路和停車場將與中國目前的耕地面積一樣大。顯然，這種資源消耗水平是任何國家都承受不了的。
中國是一個人口大國，人均資源佔有量處於世界後列。目前，中國人均礦產佔有量約爲世界人均水平的1/2，人均耕地面積和水資源量約爲世界人均水平的1/3，人均森林面積僅爲世界人均水平的1/6，人均石油、天然氣和煤炭量分別爲世界平均水平的約1/10、1/20和3/5。雖然布朗的說法不無危言聳聽之嫌，但是它確實反映了部分事實。隨着工業化進程不斷深入，中國已經迅速發展成爲一個初級產品進口大國，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成了初級產品淨進口國。2007年，初級產品進口額高達2430億美元，增加了29.8％；初級產品貿易逆差達1814億美元，比2006年高35.2％。
以石油爲例，中國是一個石油消費大國和進口大國。2003年，石油消費量首次超過日本，成爲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費國。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表6-3顯示，2004年，中國原油進口量突破1億噸，達到1.2億噸。如果按照實際原油消費量計算，當年原油對外依存度達到了40.8％。2005年，中國原油對外依存度略有下降，此後便一路攀升，2009年首次超過了50％。爲保障石油供應，中國三大石油公司的觸角伸向全球，從而引起了有關國家的懷疑和擔心。2005年中海油併購優尼科的失敗，在某種程度上就是這種擔憂的折射。
表6-3 2002—2012年中國原油進口量與消費量比較 資料來源：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of China. *2012年原油消費量爲國家發改委公佈的原油表觀消費量。
資源的高消耗必然造成環境的高污染。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開放戰略實施30多年來，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是以犧牲環境爲代價的。中國經濟超常規的發展是建立在自然資源的超常規利用、污染物的超常規排放之上的。數據表明，2004年，中國對世界經濟的總貢獻率爲4.3％。但是，當年中國消耗了全球30％的煤炭、27％的鋼鐵、25％的鋁材和40％的水泥。而自然資源的過度開採又導致了水土嚴重流失。據測算，中國全國平均每年因人爲活動新增水土流失面積多達1萬平方公里，每年流失土壤總量達50億噸，佔世界年流失量的19.2％。
此外，在開放過程中，在片面追求外資心理的作用下，國外一些已經被限制生產的污染嚴重項目也被轉移到國內來。在貪大求全觀念的影響下，經濟的飛速發展導致城市的超常規擴張，發展規模得不到控制，人口急劇集中，引起水資源短缺，能源供應緊張，交通擁擠，污染加劇，環境失衡。由於環境問題的跨國性，中國國內的環境污染也會影響周邊地區的環境發展，甚至對全球環境產生不良後果，從而加大周邊國家和地區乃至全球生態環境安全的壓力，進而引發國際矛盾和爭端。
4.戰略安全壓力增大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際機制迅速發展，國際關係逐漸走向規範化和有序化。但是，這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國際政治是權力政治的本質。國際社會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處於無政府狀態，“叢林法則”仍然支配着國與國之間關係。米爾斯海默認爲，“國際政治一直就是一項殘酷而危險的交易，而且現在可能還是如此”，“每個國家壓倒一切的目標是最大化其所佔有的世界權力份額，這意味着一國獲取權力要以犧牲他國爲代價”。根據現實主義國際政治理論的邏輯，一國力量的增強必然導致向外擴張，以尋求與自身實力一致的國際地位，直到建立世界霸權。在國家力量諸要素中，經濟力量是最基本的，經濟力量變化遲早會引起國際關係的變革。在考察了1500年以來的經濟變化與軍事衝突以後，保羅·肯尼迪認爲，儘管列寧的經濟發展不平衡規律是論述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國家的，但是這個規律看來對所有國家是共通的。不管它們贊同什麼樣的政治經濟模式，經濟增長率的不平衡遲早會引起世界政治和軍事平衡的變動。這正是20世紀以前4個世紀內大國發展所遵循的歷史模式。
開放戰略實施以來，中國保持了長期高速增長，經濟實力顯著增強。從表6-4可以看出，開放戰略實施以後，中國與美國等發達國家的經濟實力差距迅速縮小。1978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爲1481.8億美元，2001年達到了13248.0億美元，增長了794.05％。2005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又突破了2萬億美元；1978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僅爲美國國內生產總值的6.51％，2001年達到了13.15％，2008年進一步達到30.46％。如果按購買力評價計算，中國與美國國內生產總值的差距還小得多。2005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是德國的80.1％。2007年，中國超過德國成爲世界第三大經濟體，僅次於美國和日本。中國經濟力量的增強無疑具有重要的意義。肯尼迪認爲，“中國更長遠的作戰能力中最有意義的方面在於它引人注目地飛速發展的經濟。”
表6-4 1978—2008年中國與美國國內生產總值比較 資料來源：The 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2009.
根據西方戰略家經濟實力增強必然導致軍事實力增強的邏輯，中國的發展引起了國際社會尤其是美國的懷疑和擔心。由於當今世界上的國際機制是在美國主導下建立的，反映了美國的利益和主導地位。美國擔心中國強大起來後會要求改變既有的遊戲規則，從而挑戰其霸權。“據推測，獲得了與美國平等的全球地位的強大中國將着手改變一些‘交通規則’，以更好地反映它自己的利益和偏好。”東南亞地區一些國家則擔心中國實力強大以後會武力解決南中國海爭端，更擔心中國將影響擴展到東南亞地區。雖然東盟國家在中國推行貿易自由化、開放市場等方面獲益，但是，“這並不意味着東盟成爲中國的附屬或同盟，甚至冒這種危險。沒有哪個東盟國家認爲這是一個有吸引力的選擇”，“大多數東盟創始成員和新成員對中國改革前的顛覆因素和干涉它們的內政保持清醒的認識，警惕遠逝的危險將來再現。”日本、印度等周邊大國也對中國快速發展存有憂慮，擔心中國成爲東亞地區的主導者。
針對國際社會對中國快速發展的擔憂，中國一方面向國際社會反覆宣示“中國對內一心一意致力於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對外堅持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我們內外政策的根本原則決不會改變。我們將一如既往地爲維護地區與世界和平作出不懈的努力”；另一方面積極承擔應有的國際責任，推進與周邊國家睦鄰友好，互利合作。但是，這並沒有紓緩國際社會對中國崛起的擔憂。米爾斯海默認爲，中國之所以這麼做，“那
只是中國現在還沒有足夠的發展和強大，所以中國需要這麼做。如果將來中國強大了，一定會控制這些國家，限制它們的發展，這也符合中國的利益”。
二、互利共贏開放戰略的最終確立
互利共贏開放戰略是一個具有豐富內涵的範疇，涉及經濟與社會等方面內容。在經濟方面，就是摒棄國際社會長期存在的只顧自己發展的觀念，在中國發展的同時兼顧其他國家的合理關切，以中國發展促進地區和世界共同發展，讓國際社會分享中國發展的紅利。在社會方面，就是打破國際關係史上的“霸權興衰律”，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妥善解決開放戰略中出現的問題，在積極參與國際事務的同時，遵守國際社會的通行規則，並承擔相應的國際責任，維護國際社會的和平與穩定，倡導構建和諧世界。正如《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白皮書指出的，建設一個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是世界各國人民的共同心願，是中國走和平發展道路的崇高目標。中國堅持實行互利共贏的對外開放戰略，把既符合本國利益、又能促進共同發展，作爲處理與各國經貿關係的基本原則，堅持在平等、互利、互惠的基礎上同世界各國發展經貿關係，不斷爲全球貿易持續增長作出貢獻。互利共贏開放戰略從形成到確立，經歷了一個較長的過程。
1.對外開放路徑的調整
中國開放戰略實施之初，主要是引進國外資金和先進技術，發展外向型經濟，主要是着眼於中國自身的發展。隨着開放戰略的巨大成功，“引進來”已經不能滿足中國發展的需要了。20世紀90年代，中國開始思考開放戰略的調整升級。1992年，黨的十四大對“引進來”提出了新要求，萌發了“走出去”思想。大會報告指出：擴大出口貿易，改善出口商品結構，提高出口商品的質量和檔次，同時適當增加進口，更多地利用國外資源和引進先進技術。深化外貿體制改革，儘快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符合國際貿易規範的新型外貿體制。賦予有條件的企業、科技單位以外貿自營權。積極擴大我國企業的對外投資和跨國經營。
經過長期醞釀，“走出去”思想逐漸被提升到戰略高度，與“引進來”一起成爲中國開放戰略的兩個基本方面，成爲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戰略。1997年12月，江澤民在接見全國外資工作會議代表時指出：我們不僅要積極吸引外國企業到中國投資辦廠，也要積極引導和組織國內有實力的企業走出去，到國外去投資辦廠，利用當地的市場和資源。在努力擴大商品出口的同時，必須下大氣力研究和部署如何走出去搞經濟技術合作。“引進來”和“走出去”，是我們對外開放基本國策兩個緊密聯繫、相互促進的方面，缺一不可。這個指導思想一定要明確。有步驟地組織和支持一批國有大中型骨幹企業走出去，形成開拓國外投資市場的初步規模。這是一個大戰略，既是對外開放的重要戰略，也是經濟發展的重要戰略。此後，江澤民又多次對走出去戰略進行了全面而深刻的闡發和論述。
2002年11月，黨的十六大進一步對走出去戰略進行了闡述，強調要將引進來和走出去結合起來。江澤民在大會報告中指出：實施“走出去”戰略是對外開放新階段的重大舉措。鼓勵和支持有比較優勢的各種所有制企業對外投資，帶動商品和勞務出口，形成一批有實力的跨國企業和著名品牌。積極參與區域經濟交流和合作。作爲中國對外開放戰略調整升級的基本方向，對外投資戰略和區域經濟合作戰略被逐步確立爲黨的重大方針和政策。
綜觀走出去戰略的形成過程及江澤民的有關論述，走出去戰略當時主要是着眼於中國自身的長遠戰略利益和經濟安全目標。正如江澤民指出的，“只有大膽地積極地走出去，才能彌補我們國內資源和市場的不足；才能把我們的技術、設備、產品帶出去，我們也才更有條件引進更新的技術，發展新的產業；才能由小到大逐步形成我們自己的跨國公司，以利更好地參與經濟全球化的競爭；也才能更好地促進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從而增強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維護世界和平的國際力量。在這個問題上，不僅要從我國現在的實際出發，還要着眼於國家長遠的發展和安全。所以，無論從哪方面考慮，加強對外合作都是一個大戰略，應該不失時機地抓緊部署和實施”，“這同西部大開發一樣，也是關係我國發展全局和前途的重大戰略之舉”。實際上，雖然中國已經認識到開展對外投資和區域經濟合作是對其他經濟體發展經濟的有力支持，但是中國當時並沒有完全從這個層面進行足夠的戰略思考。
2.社會發展目標的提升
中國開放戰略主要是建立在“先富+後富=共富”模式之上的。這個模式的基本邏輯是：允許一部分地區和一部分人通過對外開放先富起來，然後通過先富起來的地區和個人，引導和幫助後富起來的地區和個人富裕起來，從而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1988年，鄧小平在聽取關於價格和工資改革初步方案彙報時明確指出：“沿海地區要加快對外開放，使這個擁有兩億人口的廣大地帶較快地先發展起來，從而帶動內地更好地發展，這是一個事關大局的問題。內地要顧全這個大局。反過來，發展到一定的時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來幫助內地發展，這也是個大局。那時沿海也要服從這個大局。”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東南沿海地區富裕起來了，中西部地區爲此付出了一定的代價但仍處於不發達狀態。爲了解決開放戰略中出現的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及貧富懸殊加劇等社會經濟問題，中國一方面提出了西部大開發戰略、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戰略和中部崛起戰略，另一方面又從社會發展戰略的高度提出“和諧社會”的戰略構想，實現了從“小康社會”到“和諧社會”的社會發展戰略提升。
從戰略層面來說，黨的十六大已經萌生建設“和諧社會”的思想。大會報告從4個方面全面闡述了建設小康社會的奮鬥目標，指出：“我們要在本世紀頭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使經濟更加發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進步、文化更加繁榮、社會更加和諧、人民生活更加殷實。”2003年，十六屆三中全會全面提出了“五個統籌”的思想，將人與自然的和諧提到了新高度，形成了科學發展觀。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指出：“按照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的要求”，“協調好改革進程中的各種利益關係。堅持以人爲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這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思想的最終形成奠定了理論基礎。2004年，十六屆四中全會將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能力作爲黨的執政能力的重要內容提出來，提出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概念，要求“把和諧社會建設擺在重要位置”。
2005年2月，中共中央專門舉辦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提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能力研討班。胡錦濤在開班式上就和諧社會建設問題發表重要講話，明確界定了和諧社會的內容和要求。他說：“根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經驗，根據新世紀新階段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新要求和我國社會出現的新趨勢新特點，我們所要建設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應該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至此，和諧社會的基本思想已經形成。10月，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任務，建議將其納入十一五規劃。2006年，中央召開專門以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爲主題的十六屆六中全會，對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進行全面部署，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從而形成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完整思想。
在國內形成和諧社會戰略思想後，面對充斥世界的一系列不和諧音符，從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出發，胡錦濤創造性地將建設和諧社會的思想運用於構建國際秩序的實踐，形成了“和諧世界”的戰略理念。2005年4月，胡錦濤在印度尼西亞出席亞非峰會時第一次正式提出“和諧世界”的命題。5月，胡錦濤訪問俄國，發表《中俄關於21世紀國際秩序的聯合聲明》，首次將“和諧世界”的概念載入國際文件中；9月，胡錦濤出席聯合國成立60週年首腦會議，發表題爲《努力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的重要講話，系統闡述了和諧世界的理念，倡導構建和諧世界。12月，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指出：“和諧世界應該是民主的世界，和睦的世界，公正的世界，包容的世界。”至此，中國將自己關於國際新秩序的新訴求——“和諧世界”正式宣示於國際社會。2006年，十六屆六中全會將和諧世界作爲中國的根本追求載入了全會通過的決議，提出“按照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和其他公認的國際關係準則同世界各國發展友好關係，推動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
2007年10月，黨的十七大將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寫進了大會報告，並全面闡述了和諧世界的基本內涵，提出了和諧世界的現實路徑，形成了構建和諧世界的系統思想。報告指出：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協商，共同推進國際關係民主化；經濟上相互合作、優勢互補，共同推動經濟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贏方向發展；文化上相互借鑑、求同存異，尊重世界多樣性，共同促進人類文明繁榮進步；安全上相互信任、加強合作，堅持用和平方式而不是戰爭手段解決國際爭端，共同維護世界和平穩定；環保上相互幫助、協力推進，共同呵護人類賴以生存的地球家園。共同分享發展機遇，共同應對各種挑戰，推進人類和平與發展的崇高事業，事關各國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各國人民的共同心願。我們主張，各國人民攜手努力，推動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爲此，應該遵循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恪守國際法和公認的國際關係準則，在國際關係中弘揚民主、和睦、協作、共贏精神。和諧世界是中國對國際秩序的新訴求，是中國國內社會發展目標在全球社會發展目標方面的新體現，不僅要求中國在國內實現利益均衡普惠發展，而且要求推進世界各國與中國一道實現全球利益均衡普惠發展，“在國際關係中，弘揚平等互信、包容互鑑、合作共贏精神，共同維護國際公平正義”。
3.互利共贏開放戰略的確立
互利共贏開放戰略是與和諧世界觀緊密相聯的，兩者的形成、確立與發展基本上是同步的。互利共贏開放戰略是構建和諧世界的基本路徑，和諧世界是實現互利共贏開放戰略的根本保障。古語云：不患貧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貧富懸殊是導致社會不穩定的主要因素。發達國家的發展不可能建立在發展中國家長期貧困的基礎上，沒有南北方國家共同發展就不可能有世界和諧。因此，新中國一直將對發展中國家的援助作爲一項政治任務。對外開放戰略實施之初，中國對發展中國家的無償援助減少。可以說，作爲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這樣做也是爲了提高自己更好地援助發展中國家的能力，並不意味着中國放棄援助發展中國家發展的國際主義義務。正如鄧小平在會見馬達加斯加政府經濟貿易代表團時指出的，“我們現在還很窮，在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義務方面，還不可能做得很多，貢獻還很小。到實現了四個現代化，國民經濟發展了，我們對人類特別是對第三世界的貢獻可能會多一點”。中國不僅沒有中斷對發展中國家的援助，而且主動承諾發展起來後援助發展中國家脫貧致富。1986年6月21日，鄧小平在會見馬裡總統特拉奧雷時指出：“要教育我們的子孫後代，即使發展起來了，還是要把自己看成是第三世界，不要忘記第三世界所有的窮朋友，要幫助第三世界窮朋友擺脫貧困。實現中等發達水平的中國，仍不忘幫助窮朋友，這才能真正體現出中國是在搞社會主義。”
經過幾十年的改革開放，中國不僅已經具備了一定的經濟實力，而且中國經濟的發展也更加離不開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後，開放戰略面臨的國際國內環境更加複雜。胡錦濤指出：“沒有普遍發展和共同繁榮，世界難享太平。經濟全球化趨勢的深入發展，使各國利益相互交織、各國發展與全球發展日益密不可分。經濟全球化應該使各國特別是廣大發展中國家普遍受益，而不應造成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的兩極分化。”因此，在“走出去”過程中，中國逐漸形成了互利共贏的開放理念，並最終形成並確立了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2004年，十六屆四中全會要求黨不斷提高應對國際局勢和處理國際事務的能力，“全面認識和把握國際因素對我國的影響，不斷提高同國際社會交往的本領。全面分析和妥善應對來自外部環境的機遇和挑戰，善於揚長避短，堅持平等互利、共贏共存，充分利用有利因素，積極化解不利因素，努力變挑戰爲機遇”。
隨着中國入世過渡期即將結束，2005年，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了“實施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在《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建議的說明》中，溫家寶着重從3個方面闡述了互利共贏開放戰略的基本目標：要實施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把既符合我國利益、又能促進共同發展，作爲處理與各國經貿關係的基本準則。一是加快轉變對外貿易增長方式，積極發展對外貿易，優化進出口商品結構，努力實現進出口基本平衡。二是繼續積極有效利用外資，着力提高利用外資質量，加強對外資的產業和區域投向引導。三是支持有條件的企業“走出去”，按照國際通行規則到境外投資。這標誌着中國開放戰略的價值取向正在發生變化，由量的擴張轉向質的提高，由追求單方面發展轉向雙向共贏，由大力引進來轉向積極走出去，從而推動經濟全球化朝公平、普惠、共贏的方向發展。
2006年，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又從構建和諧社會與和諧世界的高度，強調互利共贏開放戰略對於營造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促進中國與世界各國共同發展的重要意義。會議通過的決定指出：“高舉和平、發展、合作的旗幟，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堅定不移地走和平發展道路，實施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積極爭取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睦鄰友好的周邊環境、平等互利的合作環境、互信協作的安全環境、客觀友善的輿論環境。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提高對外開放水平，積極發展對外經濟技術合作，大力開展對外文化交流，更好地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注重加強互利合作、實現共同發展。”
2007年，胡錦濤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宣告中國將始終不渝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明確提出以中國的發展促進世界的發展。這既是中國對國際社會質疑中國發展的正面迴應，又是中國對促進世界共同發展的莊嚴承諾，標誌着中國互利共贏開放戰略的最終確立。他說：“我們將繼續以自己的發展促進地區和世界共同發展，擴大同各方利益的匯合點，在實現本國發展的同時兼顧對方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正當關切。我們將繼續按照通行的國際經貿規則，擴大市場準入，依法保護合作者權益。我們支持國際社會幫助發展中國家增強自主發展能力、改善民生，縮小南北差距。我們支持完善國際貿易和金融體制，推進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通過磋商協作妥善處理經貿摩擦。中國決不做損人利己、以鄰爲壑的事情。”這成爲進入新世紀後指導中國對外開放的基本思想。
世界經濟危機爆發後，中國與各國一道積極參與應對，爲世
界和平、穩定、發展與繁榮做出了重大的積極貢獻。在應對經濟危機的過程中，中國進一步堅定了實施互利共贏開放戰略的決心。十八大報告鮮明地指出：“中國將始終不渝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通過深化合作促進世界經濟強勁、可持續、平衡增長。中國致力於縮小南北差距，支持發展中國家增強自主發展能力。中國將加強同主要經濟體宏觀經濟政策協調，通過協商妥善解決經貿摩擦。中國堅持權利與義務相平衡，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推動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反對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這是中國就促進互利共贏對國際社會的莊嚴承諾，也是就推動經濟全球化均衡普惠發展對國際社會的重大倡議。互利共贏是中國對外開放恪守的基本原則，成爲開放戰略的基本價值取向。
三、互利共贏開放戰略取得的成果
對外開放是一種雙向活動，互利是對外開放的基本特質。沒有互利，開放就失去了原動力。但是，這種互利是消極的、被動的，會造成絕對收益與相對收益的嚴重背離，從而導致“富者愈富，貧者愈貧”和“強者愈強，弱者愈弱”的兩極分化現象。中國開放戰略的互利共贏則是積極的、主動的，是中國有意識地縮小開放雙方相對收益的差距，使中國對外開放惠己富人，推動經濟全球化朝公平普惠方向發展，促進世界各國共同發展繁榮。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雖然在十七大才最終確立，但此前中國已經在對外開放中踐行互利共贏的理念。事實上，互利共贏開放戰略就是在這種實踐摸索中逐漸形成的。互利共贏開放戰略形成、確立與發展的過程，就是中國開放戰略造福世界各國的過程，就是以中國發展促進世界各國共同發展的過程。
1.“走出去”戰略取得了重大成就
在“走出去”戰略正式實施以前，中國企業已經開始零星走出國門。但是，前往國外創業的企業不多，投資規模也不大。據《人民日報》報道，20世紀末，中國企業對外投資額僅6億多美元，不到全球對外投資總額約1萬億美元的0.1％；發達國家輸出國際直接投資與引進國際直接投資的比例平均166∶100，發展中國家平均爲18∶100，中國1.5∶100。在全世界每年1萬億美元左右的國際工程承包金額中，中國僅拿到1％多一點。2001年，“十五”計劃綱要明確將“走出去”確立爲“擴大對外開放，發展開放型經濟”的基本內容。這種狀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在“走出去”戰略推動下，中國企業到境外投資的積極性高漲，前往境外投資的企業迅速增多，投資步伐明顯加快。從企業數量來看，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發布的統計公報，2002年底，境外中資企業6960家，到2008年底增加到1.2萬家，到2012年底繼續增加到近2.2萬家，分佈在全球179個國家或地區，投資主體有1.6萬家境內企業。從投資金額看，2002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淨額27億美元。表6-5的數據顯示，2004年開始，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迅速增加，2012年達到878億美元，進入世界三大投資國之列。即使在國際金融危機肆虐的2009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也實現了1.1％的增長。2013年，中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達到901.7億美元，其中流入中國香港、東盟、歐盟、澳大利亞、美國、俄羅斯、日本的投資達到654.5億美元，佔72.6％，同比增長9.1％。大量中國資金的投入，爲包括髮達國家經濟在內的全球經濟復甦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從資金流向來看，從2007年到2012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淨額共3702.1億美元，其中亞非拉地區3165.8億美元，佔85.5％。對於面臨發展資金缺口的發展中國家來說，中國企業直接投資無疑是一個推進現代化不可多得的歷史機遇。事實上，中國企業走出去投資興業爲投資對象國增加了稅收，創造了就業機會；中國企業積極主動地參與當地社會經濟建設，有利於造福當地百姓、改善民生，從而促進當地經濟社會發展。據統計，2011年，境外中資企業向投資所在國繳納的各種稅金總額超過了220億美元；年末在企業就業的人數達到122萬，其中僱傭外方員工88.8萬人。
表6-5 2003—2012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淨額及流向 單位：億美元 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中華人民共和國統計局。
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改革開放以來，隨着教育事業的發展，中國公民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加之中國人具有吃苦耐勞精神，勞動力素質較高。對外勞務合作不僅有利於中國緩解就業壓力、增加外匯收入，而且有利於相關國家緩解勞動力缺乏壓力、擴大消費、增加稅收。作爲“走出去”戰略的重要內容，作爲實現互利共贏的重要途徑，21世紀，中國對外勞務合作迅速發展。從人數來看，對外勞務合作派出人數與年末在外人數均有較大增長。從2004年到2012年，對外勞務合作項下派出人數增加了60.9％，年末在外人數增加了20.5％。2013年，中國對外勞務合作派出各類勞務人員52.7萬人，其中勞務合作項下派出25.6萬人；年末在外各類勞務人員達85.3萬人。從金額來看，截至2002年底，累計完成營業額237.6億美元，合同額295.2億美元。其中，2002年完成營業額307141萬美元，新籤合同額275167萬美元。截至2009年底，對外勞務合作累計完成營業額648億美元，合同額達674億美元。其中，2009年完成營業額89.1億美元，新籤合同額74.7億美元。
對外工程承包業務發展也非常迅速。表6-6顯示，從2003年到2012年，對外承包工程合同數、合同金額、完成營業額和年末在外人數雖然受世界經濟危機等因素影響而有所波動，但總體呈上升趨勢，增長幅度都比較大。2013年，對外承包工程業務完成營業額1371.4億美元，同比增長17.6％；新籤合同額1716.3億美元，同比增長9.6％；年末在外人數27.1萬人；新籤合同額在5000萬美元以上的項目685個，合計1347.8億美元，佔新籤合同總額的78.5％。其中，上億美元的項目392個，較上年同期增加63個。截至2013年底，我國對外承包工程業務累計簽訂合同額11698億美元，完成營業額7927億美元。
表6-6 2003—2012年中國對外承包工程與對外勞務合作情況 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
值得指出的是，中國企業國外投資在亞非拉地區佔比很大。表6-5顯示，2003年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直接流量所佔比重爲：亞洲52.72％、非洲2.62％、拉丁美洲36.37％，總共佔91.71％。2006年，亞非拉地區所佔比重進一步上升到94.43％，此後雖有較大幅度下降，但2012年仍佔83.7％。同時，伴隨資金流入的是技術和管理經驗的流入，是人才的流入。作爲發展中國家，相對於發達國家的技術來說，中國的技術項目和產品更容易與發展中國家的實際與需求對接，而且中國的投資和技術從來不附帶任何政治條件。因此，對於受資金與技術瓶頸制約的發展中國家來說，中國投資的增加無疑是一個利好因素。而對於中國來說，國內企業到發展中國家投資興業，不僅可以鍛鍊國內企業跨國經營的本領，培育和壯大自己的跨國企業，而且可以將部分出口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內部，有利於促進對外貿易收支平衡。此外，中國能源與資源企業走向世界，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於保障中國的能源與資源安全。
2.區域經濟合作取得了重大成就
與世界經濟全球化相伴隨的是區域經濟一體化。爲了應對經濟全球化浪潮的挑戰，世界上很多地區都走上區域經濟合作的道路。中國所處的東亞是一個多樣性非常突出的地區，區域主義道路遠沒有歐洲和北美那樣平坦。作爲互利共贏開放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區域經濟合作在十七大正式提出自由貿易區戰略之前已經起步。到2007年，中國正在建設的自由貿易區有5個，正在商談的自由貿易區有7個，共涉及29個國家和地區，涵蓋對外貿易總額的1/4。
互利共贏開放戰略逐漸確立以後，中國推進區域經濟合作的力度增強，步伐明顯加快。十八大提出：“統籌雙邊、多邊、區域次區域開放合作，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推動同周邊國家互聯互通。”2013年11月，十八屆三中全會又指出：“堅持世界貿易體制規則，堅持雙邊、多邊、區域次區域開放合作，擴大同各國各地區利益匯合點，以周邊爲基礎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改革市場準入、海關監管、檢驗檢疫等管理體制，加快環境保護、投資保護、政府採購、電子商務等新議題談判，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網絡。”根據中國自由貿易區服務網發佈的數據，目前中國正在建設的自由貿易區有18個，涉及31個國家和地區。此外，中國還加入了《亞太貿易協定》，中印區域貿易安排聯合研究已經完成，中國與哥倫比亞等也正在就自由貿易區開展聯合可行性研究。以中國周邊地區爲基礎，中國初步構建了一個覆蓋亞洲、拉丁美洲、歐洲、大洋洲部分國家和地區的自由貿易區網絡框架。
作爲亞太地區一支重要的戰略力量，東盟是中國構建和諧周邊的突破口，在中國開放戰略中佔有重要的地位。2002年11月，中國與東盟簽訂《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在經濟、貿易和投資等方面提出了全面合作的目標，從而啓動了建設自由貿易區的歷史進程。2004年11月，雙方簽署《貨物貿易協議》，規定雙方自2005年7月起對約7000個稅目的產品實施降稅。2009年8月，雙方又簽署《自由貿易區投資協議》，建設自由貿易區的主要談判正式結束。2010年1月1日，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自由貿易區如期建成。中國-東盟經濟關係迅速密切，90%以上的貨物貿易實現了零關稅。爲提高自貿區的開放程度，雙方在走過戰略關係的“黃金十年”後，又在努力開創雙邊關係的“鑽石十年”。2013年9月，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提出打造升級版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10月，在出席第16次中國-東盟領導人會議期間，李克強建議啓動中國-東盟自貿區升級版談判，力爭到2020年雙邊貿易額達到1萬億美元，讓東盟國家更多從區域一體化和中國經濟增長中受益。2014年3月，中國-東盟自貿區聯委會第五次會議在成都舉行，籌備升級版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談判成爲會議重要內容。目前，中國已經向東盟提交了升級版倡議草案，但東盟內部意見存在分歧。
在東北亞地區，自2002年提出中日韓自由貿易區設想以來，由於政治關係的制約，中國與東北亞國家區域經濟合作的進展比較慢。2012年5月，中日韓簽署自由貿易投資協議。11月，三國宣佈啓動自由貿易區談判。2013年3月，首輪談判在韓國首爾舉行。目前，中日韓自由貿易區談判已經舉行4輪，三方就談判的基本原則和方針、談判範圍和商品准入方式、貨物貿易談判模式、貨物貿易降稅模式、服務貿易和投資開放方式、自貿協定範圍和領域等進行了討論和磋商，並就貨物貿易降稅模式達成了共識，自由貿易區建設取得了一定的進展。
3.中非經濟合作取得了重大成就
中非雙方有着長久而深厚的友誼，中國曆來重視與非洲的合作關係。非洲大陸資源豐富，經濟普遍欠發展，是中國對外開放的重要對象之一。進入21世紀，面對經濟全球化的新挑戰，爲推動南南合作，謀求共同發展，加強中非在新形勢下的友好合作關係，中非雙方共同倡議成立了中非合作論壇。2000年10月，雙方在北京舉行了中非合作論壇第一屆部長級會議，通過了《北京宣言》和《中非經濟和社會發展合作綱領》兩個歷史性文件，決定在21世紀建立和發展長期穩定、平等互利的新型夥伴關係，建立了中非合作論壇機制。2003年12月，第二屆部長級會議在埃塞俄比亞首都亞的斯亞貝巴舉行，通過了《亞的斯亞貝巴行動計劃》，爲此後3年中非合作制定了總體規劃。在論壇框架下，中國宣佈繼續增加對非洲國家的援助，3年內爲非洲培養各類人才1萬名，給予同中國有外交關係的最不發達國家部分輸華商品零關稅待遇。
隨着中國互利共贏開放戰略的逐步確立，合作論壇框架下的中非經濟貿易合作關係進一步加強。2006年，中非合作論壇首屆首腦會議在北京舉行，通過了《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宣言》，確定了中非“政治上平等互信、經濟上合作共贏、文化上交流互鑑的新型戰略伙伴關係”的新目標。根據宣言精神，會議制定並通過了《北京行動計劃》，爲雙方在2007—2009年進行政治、經濟、國際事務和社會發展等領域合作確定了基本框架。爲推動中非新型戰略伙伴關係發展，促進中非在更大範圍、更廣領域、更高層次上合作，中國宣佈將採取8個方面的政策措施，包括擴大對非援助規模，提供優惠貸款和優惠出口買方信貸，設立鼓勵和支持中國企業到非洲投資的中非發展基金，援建非盟會議中心，免債，免關稅，在非洲國家建立境外經濟貿易合作區以及提供人才、技術、醫療、教育等方面援助。
2009年11月，中非合作論壇第四屆部長級會議在埃及沙姆沙伊赫舉行，對2010—2012年的中非合作進行全面部署，通過了《沙姆沙伊赫行動計劃》。中國承諾3年內在農業、環保、投資、減免債務、市場準入、氣候變化、科技合作、醫療、教育、人文交流8個方面採取新舉措，推動中非合作務實發展。2012年7月，中非合作論壇第五屆部長級會議在北京舉行，通過《北京宣言》和《北京行動計劃》，全面規劃了2013—2015年中非合作的發展方向與重點領域。中國政府宣佈了支持非洲和平發展、加強中非合作的5大重點領域：投融資、援助、非洲一體化、民間交往、非洲和平與安全。在雙方共同努力下，目前會議後續行動的落實工作已取得階段性成果。
在中非合作論壇框架下，雙方經濟貿易關係迅速發展，雙方人民得到了實實在在的利益，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在中非經濟關係中取得了豐碩的成果。2011年，中非貿易額達到1663億美元，比2006年增加了2倍；中國累計對非直接投資達到150多億美元，項目遍及非洲50個國家。在雙方合作推動下，中國連續5年成爲非洲第一大貿易伙伴國。2013年，中非貿易額突破2000億美元，達到2102億美元，同比增長5.9％。其中，中國對非洲出口928億美元，從非洲進口1174億美元，同比分別增長8.8％和3.8％。目前，在非洲投資的中國企業有2500多家，非直接投資存量達到250億美元，涉及道路、電力、水利基礎設施建設、製造業、農產品加工業、資源開發、金融、商貿物流等多個領域。在中非合作穩步推進的背景下，2014年5月5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出訪非盟總部，提出中國願與非洲積極推進產業合作、金融合作、減貧合作、生態環保合作、人文交流合作、和平安全合作6大工程，打造中非全面合作的升級版。中非合作開始朝更高目標邁進。
此外，中國認真履行入世的各項承諾，不斷完善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法律和制度體系，積極推動解決國外在對華反傾銷調查中的非市場經濟地位問題。2004年新西蘭率先承認中國的完全市場經濟地位後，到2010年5月，又有80個國家和地區承認了中國的完全市場經濟地位。同時，中國在改善對外貿易結構、提高利用外資質量、引進先進技術和服務業開放等方面也取得了較大進展。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