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中國夢與華夏文明的中興
（一）文明變局下的文化變遷
鴉片戰爭之後，面對當時的國際時局，李鴻章曾感慨中國遇到了“數千年未有之變局”, “數千年未有之強敵”。
後稱“三千餘年一大變局”。李鴻章的歷史功過雖有爭議，但他用“千年變局”的命題來概括中華民族面對西方列強的空前嚴峻性，足見其強烈的危機意識，透射出一縷文化自保、民族自強的氣息。100多年過去了，有些學者認爲中國經濟目前正處於數千年未有之變局。作者認爲，不僅僅在經濟領域，實際上李鴻章所言的千年變局應釀就於鴉片戰爭之前，且變局的浪濤延擴至今絲毫沒有衰減。30多年的改革開放，是中國正視千年之變局的過程，是勇於接受全球化挑戰的過程，是中華民族砥礪風霜實現偉大復興的過程。隨着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入，中國社會的各個領域都已經或正在進入3000年未有之變局。
1．時代落差下的社會革命
古希臘之後，中華文明一枝獨秀，創造了燦爛輝煌的成就，遙遙領先於世界各民族。然而，也許是文明邏輯起點的固有短長，也許是經驗實用傾向的內在侷限，也許是文武制度創設的歷史偏頗，也許是文明演進的時限不同，近代世界文明的奇葩——科學革命並沒有發生在當時經濟、技術領先的中國，而是發生在奉古希臘文明爲圭臬卻相對落後的西歐諸國。自然科學的革命，不但催發了資本主義的成長和發展，更使資本主義掌握了亙古未有的自然力量。這種巨大的力量，徹底改變了人類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進一步徹底改變人們的世界觀並導致社會組織形式的革命，徹底打破舊的國際格局，把世界推向一個新的洶涌波濤之中。
正是在這種情形之下，纔有李鴻章式的感慨，纔有師夷長技的洋務運動。可惜的是，洋務運動最終失敗了，西方的科技並未學到手，我們沒有趕上第一波世界潮流；戊戌變法也失敗了，西方式的民主憲政未能取代封建宗法制度；辛亥革命也失敗了，孫中山的一攬子科技優先、發展工業的治國方略未能得到實施，工業強國的夢想沒有實現。新中國的建立，使中華民族第一次在近代史的屈辱中站了起來，然而由於冷戰時期的意識形態對抗，以及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對新生社會主義國家的封鎖，新中國只能“獨立自主、自力更生”，關起門來搞建設。真正使中國第一次勇敢地站在世界潮頭，從容面對“三千年變局”的，是30多年來堅定不移的改革開放，30多年來的中國社會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次自覺地、全面地走向世界。
若以600年曆史時空作爲比較尺度的話，東西方文明確實是一個互相傳承的過程。成吉思汗大軍橫掃歐洲，擊碎了歐洲封建堡壘，中國的火藥技術一下子改變了歐洲寧靜的秩序。鄭和七下西洋，再一次喚醒了沉睡中的歐洲諸國，激發歐洲人的財富慾望，也帶去了新的航海技術。風水輪流轉，從此歐洲開始獲得了新的生機，在古希臘文明的照耀下不斷地醞釀一次又一次的科技革命和社會革命，在歷史的跑道上後勁十足，遠遠地把其他民族甩在後面。而當時的中國，尚陶醉在康乾盛世之中而裹足不前。
然而這種陶醉一晃就拉開了300年曆史時空，在這300年裡，歐洲文化無論物質技術和意識形態都出現了革命性的飛躍，完成了工業革命，建立了世界市場，完善了社會制度。東西時代落差的強烈對比，以及落後就要捱打的驚醒與自覺，終於在恰當的歷史時空下醞釀了中華民族復興的偉大運動。這一場意義深遠的民族運動，肇始於鄧小平同志改革開放的主張。改革開放之初曾引起不少非議，30多年來的歷史證明，改革開放的政策是完全正確的。改革開放的真正含義，是把中華民族推向世界潮流中去，只有在世界潮流中，纔有機會贏取下一輪的輝煌。要知道，歷史上的中國並沒有真正開放過國門，晚清政府即使開放了一些通商口岸和城市，也是迫於西方堅船利炮的淫威。30多年來的改革開放，在3000年的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的，經濟改革的階段性成功，推動政治、文化、軍事、外交等領域的全面改革與進步，中華民族第一次自覺、自願、自主地全方位打開國門，迎接全球化的浪潮，迎頭追趕世界的潮流。
改革開放的過程是一個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過程，是身份社會走向契約社會的過程，是農業經濟走向商品經濟的過程，是農業社會走向工業社會的過程，是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的過程，是社會機械團結走向諸領域有機團結的過程，是民族文化走向世界歷史的過程。
綜觀世界古文化，只有中國文化綿延數千年而保留旺盛生命力至今，原因很多，其中有兩點十分重要：一是中國文化超穩定的韌性結構，任何外在的勢力和內在的壓力只能干擾文明的進程而不能改變文明的前程；二是中國人對民族命運的歷史自覺，每一次危難關頭總有衆多應運而生的傑出人物，凝聚民族的希望，帶領整個民族浴火重生。
2．異質撞融中的文化變遷
如果說獨特的華夏地理環境決定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特徵，那麼近現代以來西方科學技術和社會意識形態則成爲中國文化新特徵的決定性因素。正像中國的四大發明傳入歐洲激起工業革命的浪潮一樣，現代歐洲先進的科學技術的輸入同樣也激起了古老的中華文明的革命熱情。
中華文化傳統基因在時代精神的碰撞中，發生了分解、融合、飛躍、衰變、斷裂、重構等變遷運動。中華文化經歷數千年的歷史滄桑而巋然不動，面對近代新崛起的西方文化，古老的文化並不遜色，相反，她依然獨具魅力，散發現代文明所沒有的芳香。這兩種文化各有千秋，互有優點，碰撞的結果絕不是東風壓倒西風，也不是西風壓倒東風，而是東西方文化的重新整合。西方文明非但沒有動搖本土文化的根基，反而成爲中國傳統文化土壤的有益的肥料。現代化的科技思想和文化精神給傳統的本土文化注入了新鮮的血液，從而孕育了當前非中非西、亦中亦西的文化新形態。具體來說，30多年來的改革開放，文化變遷出現兩個迴歸，兩個飛躍，兩個衰變（這裡論及的文化變遷，既不是社會學意義上的結構與制度的變化，也不是人類學意義上的組織、信仰和知識等的變化，而是泛指民族意識與生活方式的改變。這種改變體現主體性作用之於自然、社會及人本身的相互關係，反映民族文化形態在歷史長河中的變化與發展）。
兩個迴歸：
一是從古代“和合”文化到“和諧”文化的迴歸。“和合”文化在中國思想史中源遠流長，其基本精神是天人合一、道器不離，具體說就是天道與人倫、自然與社會、出世與入世、宇宙與人生的契合與統一。現在，我們適時地提出建設生態文明與和諧社會，倡導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之間和諧統一，倡導國家之間、人與人之間的和平共處。二是兼收幷蓄的傳統價值觀再次出現多元化的迴歸。數千年的文化積澱，中國逐漸形成了以個體農業經濟爲基礎、以宗法家庭爲背景、以儒家倫理道德爲核心、以儒釋道爲主體的中國傳統文化。概括起來，中國傳統文化具有諸如天人合一、崇拜祖先、尊重歷史、道德至上、經驗實用、和合一統、羣體本位、三教和睦、結構穩定、隔絕獨立、綿延不斷等多元化多層面的特點。改革開放以來，馬克思主義成爲中國主流文化的支柱，然而，由於當時國內外特定的歷史條件，造成我們對馬克思主義價值觀與傳統文化、外國先進文明的虛假對立，在很大程度上扼殺了文化的內在生機。近些年來，經濟的全球化帶來世界性思潮的流行，這再一次導致了人們價值觀念的多元化，大衆精神文化需求從封閉的政治意識形態的強制性文化，轉向不斷衍生變換的開放多元的自主選擇文化。
兩個飛躍：
一是文化內涵實現歷史上最快速的飛躍。人類文明的發展進程不是勻速直線運動的，而是呈加速螺旋上升運動發展的。現代文明在理性精神的引領下，藉助於大工業的發展，使人從傳統的社會共同體中解放出來，真正獲得了自身存在的自由和獨立。30多年來，我國大衆生活發生巨大的變化，私人領域逐漸從公共領域中分離出來，經濟、政治、社會管理、世界交往等社會活動領域得到了快速膨脹，民衆的理性精神和創造智慧得到了充分的發揮。從學術領域來看，科學、藝術、哲學等精神生產領域在世界互動與自主開發的條件下達到了空前的繁榮，知識總量超過歷史上已有知識的總和，民衆的文化創新能力和文化自信心達到了歷史上最好的水平。二是文化生活實現大衆化飛躍。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物質生產已經超越單純的生存需要，泛化爲滿足多方面的需要，這使社會物質財富得到了極大豐富，物質享受和物質追求作爲人生的最大目標沉澱到文化思維之中。隨着科學技術的日新月異，文化思維的物質化和文化形式的商品化爲大衆文化的興起提供了前提。大衆文化造就了新的文化形態。它是在工業社會中產生，以都市大衆爲其消費對象，通過大衆傳播媒介傳播的模式化、易複製、按照市場規律批量生產的文化產品。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推進文化走向產業化、市場化，促進了中國大衆文化的發展。在中國現有的國情下，大衆文化擴大了人民羣衆的文化參與程度，克服了“**”以來中國文化發展的貧瘠，彌補文盲半文盲的社會缺課，拉近歷史原因造成的文化落差，極大豐富了人們精神生活，最高意義上加快了中國現代化進程。
然而，異質文化的強勢輸入，必然存在負面作用，本土文化在短時間內的震動是難免的。市場經濟浪潮夾帶的異質文化元素，已經滲透到文化生活的各個角落並引起褪色、發酵、變質反應。
兩個衰變：
一是市場光耀下的理想暗落。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一方面市場調節容易引起馬太效應，從而導致城鄉分化、貧富分化等社會矛盾。另一方面市場競爭釋放了個人的活力，個人價值得到了張揚，這必然帶來人與人之間的冷漠，以及社會理想的暗落。同時，政治理想日趨世俗化，人們的自我實現表現爲對知識、財富的強烈追求，經濟利益成爲人們判斷事物的主要價值尺度。伴隨着改革過程中出現的利益分化和社會結構的變化，我國當今政治主導文化正面臨傳統政治文化的影響和外來政治文化的衝擊，有人提倡返回孔孟之道，有人羨慕亞洲新興國家政治制度，有人主張全盤西化，有人則留戀建國初期的時代。最需要重視的是時下國內普遍存在的信仰危機、歷史虛無主義和理想淡化等傾向，這種傾向在一點一點地消解社會自身的整合作用，嚴重影響政治的號召力和民族凝聚力。二是觀念混亂中的行爲失範。中國作爲一個各種文化的複合體，各地區之間的文化本身就存在的重大的差異，人們的生活習慣、思維模式具有重大不同。而中國的現代化是在內力與外力共同作用下的進程，這必然會出現多種可能性的複雜局面。社會經濟發展戰略的層次化、區域化使文化的發展也出現層次化、區域化特徵。傳統社會主張“天人合一”，天是人倫綱常的樣板，人際關係和倫理道德是生活中的第一要素，注重社會人格而忽視個體人格。在這基礎上又形成了“和爲貴”的傳統美德，一直決定中國人日常思維定式和行爲習慣。然而，這種思維定式和行爲習慣在當代中西文化撞融過程中，相對軟弱保守、無競爭力的一面而成爲注重經驗實用的國人所詬病。“天人合一”和“和爲貴”價值觀念適合於團結的無競爭的社會羣體，這種價值觀念使中國成爲數千年不變的超級穩定社會而爲黑格爾所驚訝。問題在於中國既不是宗教社會，也不是理想社會，既沒有僵化的教義，也沒有迂腐的信條，於是在這樣新舊交替的歷史關頭，國人根性深處的經驗實用的貴生哲學發揮了作用，在無章可循情況下，出現各自逐利的非社會性行爲。
3．文化創新中的民族精神
總體上看，目前的矛盾和問題還很多。經濟在奔跑，政治在應對，文化在徘徊。經濟的起飛是不爭的事實，生態文明的任務或許更加艱鉅；政治改革在有條不紊地深化，然而國際勢力的滲透和十三億大國的複雜局面潛藏着巨大的風險；文化創新方面存在傳統性與時代性、民族性與全球化等矛盾，民族差異能否爲時代落差辯護？民族性能否抵禦全球化的衝擊？
作者以爲，全球化歷史背景下的文化變遷不應是單純被動的迎合，而應是一個主動應對、積極調整與自我創新的過程。在當前，文化無形中在決定經濟生活的走向並潛移默化地左右經濟制度的變遷，因此文化的創新是未來改革開放能否取得成功的關鍵。在信息社會裡，文化創新的重要性將得到進一步的凸顯。在以和平爲主題的國際社會裡，文明的衝突已經取代政治與軍事的衝突，成爲未來最重要的安全因素。在國內，經濟起飛完成了原始積累的階段，接下來的問題就不僅僅是在經濟領域中所能解決得了的，科技創新、管理技巧、市場品牌、精神品質、民族心理、意識形態、文化氛圍、人氣狀態等文化因素逐漸成爲決定未來發展的軟力量。人們常說，先有哈佛，後有美利堅合衆國；沒有北大，中國近現代的歷史就要改寫。可見先進的文化觀念對於社會有着重要的引領作用。因此，我們有理由認爲，文化創新將引領下一輪改革，是未來經濟、政治的先鋒力量。
如何進行文化創新呢？若按哈耶克的觀點
，有效的經濟制度是文化動態演化的結果，而文化傳統也是自然認同與積澱的過程，不是理性設計所能完成的（因理性是有限的，集體理性依然是十分有限）。因此，在文化領域採取革命方式必然導致傳統的中斷，反過來影響文化自身的健康發展。在現實中，轉型社會是一個新體制與傳統文化的緩慢融合的過程，是一個信息量龐大、要素非常複雜的社會巨系統，任何人都不能進行精確的理性規劃。所以，對於文化創新，我們只能確定幾個可靠的原則：
第一，採取漸進的創新思路。鄧小平同志說得好，改革開放絕無現成答案，我們只能“摸着石頭過河”，這是最科學、最穩妥的漸進式原則，是一個不斷試錯的過程，非常符合數千年來中國人形成的經驗實用的古老傳統。那些不考慮文化傳統而盲目進行的制度移植、觀念嫁接，不過是一種東施效顰。
第二，堅持民族文化的自性與特徵，這裡說的自性包括：邏輯起點、內在韌性、自組織能力、根本旨趣等。而特徵包括：文化土壤、成長曲線、歷史積澱、核心與分量等。只要保持上述文化自性與特
徵不流失，我們在意識形態、法律意志、科學技術、社會心理、生活觀念、藝術空間、人工自然、企業文化、教育方針、文化策略等方面的任何創新都不可能改變中華文化根本特質和基本面貌。
第三，兼顧文化發展的慣性和節奏。在人類發展史上，文明可以有飛躍，但觀念層面的文化在較長時期內是不可改變的。譬如在中國當前，市場經濟的建立並沒有根本改變國人長期形成的行爲習慣，政治的改革雖然引起了農村天翻地覆的變遷，但民間的家庭婚姻、宗教信仰、宗族制度、生活習俗基本沒有變化。
第四，尊重文化的多樣性，對異質文化採取包容、鑑賞、吸納的態度，這有利於民族文化在多元文化的激盪交融中誕生出豐富多彩的新文化來。今後的世界文化必將是全球化和本土化互動的局面，表現爲整體性與多樣性、共同性與差異性、民族性與世界性的統一。實際上，文化的本質特點就是多樣性，這和生物的多樣性具有某種一致性，單親繁殖和血親繁殖容易導致物種的退化。這是生命的魅力，也是文化的魅力所在。因此，我們既要反對全盤西化，避免用西方強勢話語解釋和規劃中國社會；也要反對文化孤立主義，過分強調本土話語必然導致文化上的排他性，導致文化的單一、閉塞與衰退。
第五，發揮文化的教化功能。文化作爲人類歷史過程中所凝結成的生活方式，有巨大的影響力和整合能力。因此，我們要發揮文化的教化功能，樹立起和諧文化的旗幟，博採各家之長，融合先進的文化因素，縮短城鄉文化差異，促進經濟模式的改變，實現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爲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服務。
在堅持上述文化創新的五個原則基礎上，就可以對文化進行廣泛而深刻的創新。從宏觀意義上說，當前文化變遷出現某些嚴重的問題，至少有以下兩個着力點需要引起高度重視：
第一，文化變遷中的民族精神。文化變遷是個體情感自然凝結爲羣體價值的認同過程，中華民族文化在歷時性的變遷中，逐漸積澱了共時性的精神傳統，凝聚成爲相對穩定的民族精神力量，這是民族凝聚力的源泉。這一點解麗霞概括得非常好：“對故土親緣的情感歸屬是中華民族凝聚的心理依據，對道德至上的文化認同是中華民族凝聚的文化歸依，對羣體本位的價值信奉是中華民族凝聚的價值原則，對合和一統的理想追求是中華民族凝聚的目標方向。”
堅持文化變遷中的民族精神，才能不會在紛繁複雜的世界變化中迷失方向，永葆自身的本色，才能在古老的華夏大地上形成強大的民族向心力場，實現5000年文明古國的偉大復興。
第二，文化變遷中的西方文化陷阱。拉茲洛認爲，地球物理環境的外在限度和西方文化的內在限度將導致人類的“增長的極限”甚至文明的瓦解，物理環境的外在限度是不可更改的宇宙常數，人類只能從自身文化的內在限度出發，進行一場深層次的“意識革命”和“文化轉型”，纔有可能跳出怪圈，躍遷到更高級的文明中去。
中國的發展經驗教訓表明，我們不能走西方的路子，不能踏進外表亮麗的西方文化陷阱，我們必須結合中國實際，理性規避工業社會的文化危機，我們必須進行文化創新，突破增長的極限，爲下一輪的全面發展提供條件。
（二）智慧中國，和諧社會
在虛擬社會下，城市的最高形式應該是現實空間合理化與信息空間智能化的高度統一，建立智慧城市，是當前城市規劃的重要目標。如果說，和諧城鎮理想模型是智慧城市的外在要素的話，則物聯網和互聯網的信息要素就是智慧城市的內在要素。前者是物質內涵，後者是精神內涵。
1．智慧城市
智慧城市是近幾年才產生的新生事物，它是網絡社會的必然結果，它是一場以透徹感知、互聯互通和深入智能等高新技術以及整體智能化管理爲引導的城市經濟社會發展、生產生活方式的變革，是在特定的城市空間下經濟發展模式的新形式，體現城市經濟、市民生活和管理上的整體性的城市智慧。從發展歷史看，智慧城市是在“數字城市”和“智能城市”的基礎上提出的更高級的城市信息化版本，是信息化、工業化和城鎮化的進一步深度融合，它不但可以作爲城市經濟轉型發展的轉換器，而且可以作爲一種新特徵、新要素和新內容的城市發展模式。可見發展智慧城市具有鮮明的時代意義和技術意義，對實現經濟轉型、提高居民生活質量、改善環境資源、加強社會管理效率，都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隨着城鎮化的推進，我國將全面進入城市時代，社會城鄉二元的格局將不復存在，逐步爲大型城市羣爲主、小城鎮爲輔、少量農村零星分佈的城鄉一體格局取代。因此，城市將成爲經濟社會的主導，智慧城市將成爲城市進化的必由之路。智慧城市更有活力，更符合虛擬社會下的發展模式，與傳統城市由勞動、資本、土地等要素推動發展的模式不同，智慧城市的發展更富有創新活力，其經濟增長動力雖然也與勞動、資本、土地要素有關，但主要來自於知識、信息、技術創新等虛擬要素，更多反映了智慧的層面。
發展智慧城市的重大戰略意義主要表現在：
（1）創新經濟動力。智慧城市是計算機與信息技術的創新與應用，具體表現爲物聯網與互聯網的融合，並對城市自然、經濟、社會系統進行智能化改造。很顯然，發展智慧城市的前提是發展信息技術等高新產業，這對壯大高新技術產業規模，提高高新技術產業在全國經濟中的比重，推動傳統企業技術和服務模式的創新，改變過度依賴“土地紅利”、“人口紅利”的驅動模式，實現我國由“製造大國”向“創造大國”的飛躍具有重要意義。
（2）貫徹綠色經濟。從某種意義上說，智慧城市是貫徹綠色經濟的物質前提，只有在智慧城市的條件下，才能推進經濟的綠色發展、循環發展、低碳發展，才能促進生產空間集約化和生活空間宜居化的高度統一。如果說和諧城鎮理想模型是智慧城市的外在要素的話，則物聯網和互聯網的信息要素就是智慧城市的內在要素，外在要素是相對固定的，一旦成型則不易改變，及時改變也要耗費社會成本，而內在要素則不然，它可以低成本而高效率地匯聚社會的智能潛力和社會的資源潛力，實現社會資源、生產結構以及生活宜居程度的最優化設置。
（3）和諧社會管理。我國目前城市病十分嚴重，所有的大城市的通病可以歸納爲四個壓力症狀，即：人口壓力、交通壓力、環境壓力、資源壓力。依靠傳統的技術和管理已經不能解決這些壓力問題。但是在智慧城市裡，上述的四個壓力症狀可以得到緩解：智慧的城市公共服務能力提高了城市的人口容納密度，智慧的交通和物流增強了城市內和城市間的交通效率，智慧環保和智能建築保護了城市環境，智慧的水資源和智慧電網提高了資源利用率。顯然，智慧城市爲高效的、和諧的社會管理提供一種可能性。在智慧城市裡，信息要素超越地理要素，成爲最重要的要素，因此信息要素在公共資源的配置方面具有傳統社會所無法比擬的優勢，將徹底扭轉信息不對稱現象，政府、企業、社會、市民信息共享，各方各界都充分享有信息資源，在確保社保、醫療、教育等公共服務權利的同時，由於智能交通、智能電網、虛擬市場、智慧社區和智能家居的廣泛應用，使居民的生活各方面都能感受到公共服務的和諧統一。總之，智慧城市爲智慧管理、全局統籌創造了條件，智慧城市必將是未來城市的發展方向。
當然，智慧城市也不是一哄而上，需要結合當地的經濟實力來決定，對於有實力的城市也不是盲目地上，而要因地制宜，突出地方城市特色。對於智慧城市羣的建設，則要從更高的視角，以城市之間專業化分工和協作關係爲標準，確保相鄰城市經濟結構的優化共贏。如目前國外規劃較好的城市如斯德哥爾摩的智慧交通、阿姆斯特丹的智慧環保、戈爾韋的智慧海灣都是以自身發展短板爲切入點而建設起來的。韓國仁川的遠程教育、遠程醫療、遠程政務、節能環保、資訊發達、無縫連接、生態宜居的智慧城市，以及新加坡的“連城”交通網則是根據國情開創的特色風格。而我國在建設智慧城市方面似乎缺乏一點本有的“智慧”，如北京、上海、深圳都在建設智慧城市，三城的定位有很多雷同之處，或特色太泛太全因而也就成了無特色。如作爲政治中心的北京，又力圖打造文化中心、國際城市，同時又打造感知北京，推廣物聯網示範工程等等。上海和深圳作爲新舊工業中心城市的代表，在智慧城市建設方面，也看不到有明顯的因地制宜的痕跡。當然，其他城市也一樣，多少都在互相剋隆，很少創意。
2．智慧中國
從智慧城市到智慧城市羣，智慧的維度顯然可以擴展到智慧中國。實際上，早在2006年，頗具超前意識的新加坡就啓動了“智慧國家2015”計劃，通過物聯網等信息技術，將新加坡建設成爲交通發達的國際“連城”，爲建立亞太電子商務中心創造條件。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由美國開始，在全球發達國家和地區興起一股智慧國家的建設熱潮。智慧國家的建設一方面有發達國家的深意，但作爲發展中國家的中國而言，我們要把挑戰作爲新的機遇來看待。
近年來，隨着物聯網、雲計算等新一代信息技術在中國的快速興起，“數字中國”逐漸發展到了綜合集成和整合應用的“智慧中國”新階段。2011年張永民提出智慧中國的概念，寓意充分發揮中華民族之智慧，建設和諧智慧之中國。他主張“智慧中國”建設應採取十項對策：一是明確國家發展要素，制定切實可行的建設方案；二是構建公共服務平臺，建設“智慧中國”十大工程（即新一代信息網絡工程、市民卡工程、智能交通工程、網上公共服務與管理平臺、城市應急聯動指揮管理系統、城市數據中心、軟件信息服務業基地、政府公共信息資源交換平臺、城鄉綜合信息服務系統、物聯網和雲計算產學研平臺等）；三是提升“智慧中國”智能化水平；四是推廣智慧產業建設；五是建設重點領域，打造城市智慧應用體系；六是以提升公共服務能力爲出發點，尋找新的中國經濟增長點；七是建立智慧中國的技術標準；八是以試點示範爲樣板，逐漸鋪開“智慧中國”建設範圍；九是加快制定政策法規，爲“智慧中國”建設提供法律保障；十是加強智慧人才培養和宣教工作。
3．和諧國度
和諧國度應該包含兩個含義，一是指社會系統的和諧，社會系統中的各要素處於相互協調的狀態，如政治、經濟、文化以及自然環境之間的協調發展；二是指社會成員精神的和諧，全體人民和諧相處，形成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的社會。
在當前，關鍵問題是人與自然和諧問題和經濟發展穩定問題。前者是生態文明建設的主要奮鬥目標，後者是經濟轉型與社會階層和諧穩定的奮鬥目標。因此，我們在大力提倡生態文明建設的前提下，進一步實現經濟轉型，進一步深化改革，實現階層的和諧穩定。當前中國的階層問題是一個敏感的話題，但也確實是不容忽視的大問題。如果不正視階層問題，和諧社會將難以構建。實際上，階層問題也不是不可克服的問題，只要找到合理的突破口，問題也可以迎刃而解。
李強根據我國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數據，分析的結論是，中國的總體社會結構呈現爲一種“倒T字型”，總人口的64.7%在最下層，至少超過就業總人口的84.1%居於社會的下層。其他羣體呈立柱式分佈，中間沒有任何過渡。因此，加快社會流動，擴大中間階層已變得尤爲重要。
促進社會流動的因素有很多，主要可分爲先天性因素和後天性因素。先天性因素包括性別、家庭、父母等必然因素，是無可選擇的先天條件。而後天性因素則不同，主要指個人通過後天的努力奮鬥而獲得的條件，教育是最重要的途徑。在現代社會，知識改變命運已經成爲社會的共識，教育是實現人們社會地位躍遷的主要因素。教育可以使人獲取知識、技術、能力、素養，從而憑此促使學習者進入更新的社會階層。
但在我國，教育方面片面重視基礎教育，而對成人教育、職業教育相對重視不足。這使一些“先天性”不足的人（如家庭條件較差，父母不善於教育子女，當地基礎教育很差），耽誤了基礎教育或在基礎教育角逐中落敗，沒有得到最好的職業教育和素質教育。所以，我們應該加大這一方面的工作力度，讓教育成爲農民、待崗青年、城市下崗職工等弱勢羣體的晉身階梯，讓他們適時地學到一技之長，爲他們脫貧致富創造條件，爲他們向上流動創造條件，實現窮人變富人、文盲變智者、體力變腦力、農村變城市的良性流動，縮小城鄉差距，逐步實現第一產業就業羣體向第二、三產業就業羣體的轉變，這有利於減少我國下層階層，擴大中間階層，促進合理的社會結構的形成，爲和諧社會創造條件。
（三）夢想引導行動，眼界決定未來
1．凡事預則立
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傳統，文化傳統就應該是文化在特定社會時空內，根據自身的文化邏輯自發組織、獨立生成的發展過程。“文化傳統一旦形成，便以一種客觀性形式成爲外在於人的規範力量，這種規範性從積極意義說來，構成了對人類的一種保護，引導着每一個體實現與他人、與社會的聯繫，進而實現自己的本質。”
隨着社會的發展，特別是近代以來，科學技術的進步一方面帶來了經濟的飛速發展，同時也帶來了時間觀念上的革命。對於生活在高速發展社會裡的現代人來說，人類活動節律的加大已經迫使人們匆忙奔波在各種交往活動之中，時間不但是人們虔誠遵守的規則，而且是人們孜孜以求的消耗性資源，時間就是金錢，時間就是生命，時間就是效益，時間就是速度，時間就是勝利，時間就是一切。這種時間觀念成爲人們生活方式的決定力量，人們終日忙碌，積累財富的代價是時間資源的喪失，對時間的預算和管理成爲平衡人們生活的重要砝碼。
籌劃是人的時間態的未來之維。人總是生活在未來之中，對未來的思考，是人的內在規定性。對未來的籌劃不是空洞的，而是實在的，籌劃內容的實現就是到時，所以到時是籌劃的具體內容和目標。對未來的籌劃是人類實踐活動的主要內容，中國古語“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幾乎成了人類實踐活動的教條。但是，世界是紛繁複雜的，人類不能窮盡未來之籌劃，而
且每個人的籌劃也不是絕對的相互獨立，而是相互交織、相互影響於社會整體之中。所以，人生理想的籌劃並不是全部內容，在籌劃之外，更多的是未知的和偶然的因素。這些未知和偶然的因素，構成了境遇和時機。
境遇是在生活空間尺度裡的照會。這種照會，不是有目的地籌劃，而是常人認知能力所限的偶然性。每個人從出生起到懂事之前的幼年時期，基本上處於境遇之中，他們不能選擇父母，不能選擇幼年教育，無法籌劃自己的未來。雖然他們是被籌劃的對象，但不能籌劃自身，因而世界對他來說仍然是一種境遇。用日常語言說，境遇就是運氣；用科學語言說，境遇就是隨機；用哲學語言說，境遇就是偶然；用佛學語言說，境遇就是“緣”。
時機是有價值的時間段。構成時機的要素有兩個，一是有價值可能性，二是有交互時間態
的可能性。價值可能性是對未來時間段的價值期許，交互時間態（在場）的可能性是實現時間段價值的必要條件。價值來源於生活之需要。如果沒有生活之需要，時機就不能顯示它的價值來，因而實際上也就等於沒有時機。如果不能構成交互時間態（在場），那麼時機將不能實現，這樣的時機也許終將廢棄，也許爲他人所用。
境遇和時機是密切相關的，境遇不一定會成爲時機，但時機卻經常在境遇中出現。時機可以去發現，也可以去創造，而境遇則只能等待。時機不是常有的，不但不容易發現，而且也很難創造。所以，境遇和時機都很重要。在現實中，人們往往把時機和境遇合二爲一，稱作機遇，表示對境遇和時機的同樣關心。機遇稍縱即逝，不能重來，每個人一生中的機遇是十分有限的，所以機遇的價值顯得異常的珍貴。於是有“機不可失，時不我待”的訓語。
R. M．里爾克有詩云
：
你若接住自己拋出的東西，
這只是匠工之技，
算不上什麼本事；
只有當你迅速接住，
命運女神以準確的弧線，
以那種神奇的拱橋形弧線恰好拋向你的東西，
這纔算得上一種本領，
——而且，
這並不是你的本領，
而是某個世界的力量。
對每個人來說，命運女神給予的機遇是有限的，但也並不是固定不變的。一個善於發現機遇、努力創造機遇的人，他獲得的機遇將會比別人多得多。羅素有一句名言：機遇總是偏愛有準備的頭腦。只要積極地實踐，努力去發現每一個有價值的閃光點，那麼，時機將會向我們傾情而來。當然時機僅僅是條件，還不是成功的全部，《孫子兵法》有云“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說的正是機遇與掌握機遇的人的關係，機遇固然重要，但是機遇最終還是要通過掌握時機的人來實現其價值，失去人的自身因素，單純談論機遇是沒有意義的，因爲正確地利用機遇是成功的開始，而錯誤地利用機遇也可能造成比不利用機遇更大的損失，所以我們要辯證地看待機遇這個問題。
以上所述對個人如此，對於整個國家和社會也依然如此。
歷史的過程像夜空中盛開的無數焰火禮花，而每一個禮花在每一個關節點上又盛開出無數的禮花，如此竟至無窮，每一個到時和每一個境遇都可以看作是一朵綻放的禮花，但是這種過程並不是持久不變的，而是瞬間即逝的，很快就爲下一個禮花所替代。禮花的綻放雖然不能持留，但是禮花的綻放會留下痕跡，並以外在的空間形式暫存下來，積澱成爲歷史事件；同時，禮花的綻放折射到人的精神世界，也會留下一定的空間印跡，成爲生理和心理的混合記憶。所以，可以從這個角度來說，“歷史是時間結晶爲空間的過程”（馬克思語）。歷史是不能反覆的，因爲歷史總是不斷地綻放，然後不斷地積澱下來；科學實驗雖然可以重複，但是科學實驗不是真正的重複，而是做一些過程和結果相似的事情；邏輯命題則可以隨意地重複，因爲邏輯命題本身就無所謂綻放和積澱，邏輯命題根本來說就是非時間性的操作。
在和諧社會、美麗中國的規劃中，超前就是一種財富。超前意識使得時間資源得到充分的利用，時間的價值得到成倍的增長。在當代社會裡，經濟生活中的超前行爲很普遍，如貸款消費、負債經營，預期購物、期貨、按揭，一切人壽、財產、人身、養老保險等經濟活動。同時，社會管理工作的超前意識也十分具有時代特色，如政府工作中的超前行爲，有財政預算、發展規劃、糧食儲備、國防戰略、某些問題的預防方案以及一些經濟干預措施等等。這些超前的管理行爲，對當代社會來說，不但是保證社會穩定的手段，而且是促進社會發展的手段。
隨着現代化的推進，現代西方呈現衆多的社會思潮，如非理性主義傾向、相對主義傾向、科學主義傾向、人本主義傾向，此外，有一個很重要的傾向是過去社會絕對不會有的，那就是未來主義傾向。劉源瀝說：未來主義是現代西方社會思潮中伴隨科技革命而產生的，這種思潮體現了理論的超前性、預測性，緊隨社會的發展，體現了當代西方學術思維的新動向。它同時也更本質地說明了，當代科學技術和生產力的高度發展，未來已經作爲認識的客體被帶入人類的認識領域。它越來越成爲人類精神活動不可或缺的部分。現時代的發展爲我們提出了一個十分重要的特徵：人類不是向預定的未來世界移動，而是積極參與創造未來世界。如果說，在農業社會裡，人們總是着眼傳統的歷史經驗；在工業社會裡，人們總是注重現實的實踐活動和利益得失，那麼，在步入信息化社會的時候，人們更注重從現實中把握未來，從未來規劃中發展現實。
這句話精彩而生動地給我們描繪了當代社會的超前的時間觀念。在未來社會裡，時間成爲一種最重要的資源。這種時間資源的所有者是個人，個人時間資源的總和就構成社會時間資源。時間資源是有限的，我們需要在有限的時間資源裡創造出儘可能無限的價值來。
2．社會時空的轉換
社會時空是可以相互轉化的，社會空間是社會時間的凝結，社會時間則是社會發展的空間。社會空間的發展以社會時間的消耗爲代價，一方面，活的勞動時間沉澱爲死的產品和社會財富，另一方面，人類的交往活動空間化爲社會關係和結構，使人成爲社會關係的總和。社會時間轉化爲社會空間的過程是人類獲取生活資料、創造文明成果、凝聚生命力量的一切積極成果，是人類一切時間性活動的目的，佔有空間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目的和結果。馬克思認爲，社會的發展最終是人的發展。人的全面發展是社會發展的基礎，兩者是具體的歷史的辯證統一。社會發展激勵着個人的全面發展，爲個人的發展提供環境條件，人的全面發展反過來也構成了社會發展的內容和基礎。
馬克思說，時間是人類發展的空間。時間是人類生存“活”的因素，而空間是人類一切時間性活動的目的，空間資源的稀缺，是人類時間性積極存在的根本原因。佔有空間，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種種理由、種種形式、種種目的、種種結果。所以說，時間是人類發展的空間。社會時間和社會空間具有內在的統一性，對於人類來說，時間是人類活動的順序和過程，而空間是人類活動的目的和結果。社會時間和社會空間在人的活動中得到了統一，並在人的活動中實現轉化。人在對象性的實踐活動中，特別是在生產活動中，總是表現爲主體客體化和客體主體化的雙重逆向過程。一方面，主體運用一定的手段和形式，把勞動對象改造成爲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並在實踐活動中組成相對固定的羣體關係或社會結構，這就是人把主體本質力量凝結在客體上的過程，也即主體客體化的過程；另一方面，主體總是要根據已有的社會條件和社會要素出發，並借用已有的社會物質力量來實現自身本質力量的改變和活動效率的提高，這就是社會客體力量向社會主體轉化的過程，也即客體主體化的過程。社會時間是人的自覺活動的存在形式和內在尺度，在人類社會早期的很長一段時間裡，社會時間以勞動時間的形式存在。“勞動時間本身只是作爲主體存在着，只是以活動的形式存在着。”
具體地說，在社會生產中，“勞動物化了，而對象被加工了。在勞動者方面曾以動的形式表現出來的東西，現在產品方面作爲靜的屬性，以存在的形式表現出來。”
客體主體化過程實際上是從靜態的社會結構和社會要素中獲取動態力量的過程，因而可以看成是社會空間向社會時間轉化的過程，而主體客體化則是人把自身的本質活動力量“結晶”在社會結構和社會要素當中，因而可以看成是社會時間向社會空間轉化的過程。
社會空間是社會時間的結晶和沉澱，是獲取生活資料、創造文明成果、凝聚生命力量的一切積極成果，是相對保守和被動的客觀存在。但這種相對靜止的空間形式爲主體進行持續性的生產和交往提供活動空間，爲主體進行思想交流和文化的傳承提供物質手段，使得社會的發展能夠以沉澱的方式積累下來，而不必像動物那樣每一代的經驗都必須從頭開始。社會時間是人自身的本質規定性，追求真理和創造價值是這一規定性的展現，因此社會時間是能動的要素，是人的積極存在形式。
在勞動實踐中，時間和空間的關係就是主體和客體的關係。時間作爲人的積極存在，只能在實踐活動中獲得自己的現實性。勞動時間本身只是作爲主體存在着，只是以活動形式存在着。活動不斷從主體形式轉化爲客體的形式，從動的形式轉化爲靜的形式，也就是從時間的形式轉化爲空間的形式。在社會歷史領域，空間是時間的結晶形式。
在社會生活中，時間和空間是直接統一的，直接統一於人類的活動之中。在活動中，時間是人類爭取空間的過程，而空間則是人類時間過程的目的，時間反映人類生存能力和生活自由度，空間反映人類生活環境和水平，時間是衡量生活質量的內在尺度，而空間則是衡量生活水平的外在尺度，者缺一不可，共同構成完整的生活座標。
在中國，西方300年科技革命的歷史造成巨大的時空落差，在全國人民的努力下，我們將用合理的空間規劃和和諧的時間規劃，實現社會時空的轉換，逐步縮小與西方國家的距離。
3．前30年，後30年
翻開中國歷史，若以3000年變局爲時間參考標尺的話，則三千年來中國歷史幾乎遵循300年的週期律在運行發展，從西周以300年的週期開始，之後的春秋、戰國、漢、唐、宋、明、清等幾乎都以300年爲歷史週期。中西方文化交流也似乎遵循這一週期，600年前鄭和七下西洋，激發歐洲人的財富慾望，也帶去了新的航海技術，從此歐洲獲得了新的生機。300年前，歐洲出現了以牛頓爲代表的科學革命，建立力學體系，隨後完成了工業革命，生產力發生了質的飛躍，完善了資本主義社會制度。
但是近代以來，由於生產力的大幅度提高，社會發展的速率越來越快，社會變遷的節律似乎從300年的週期縮小到30年的週期，這一點在中國晚清以來的歷史看尤爲明顯。從1839年虎門銷煙到二次鴉片戰爭結束的22年中，中國進入了陣痛期，1861年後出現了33年的師夷長技的洋務運動，從1894年甲午戰爭到1919年五四運動經歷了25年的反思期，1919年到1949年進行了30年艱苦卓絕的鬥爭期，1949年到1978年進行30年的社會主義改造期，1978年至今30多年進入到改革開放的發展期，之後的30年，中國將會進入怎樣的歷史時期呢？
作者以爲，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看：
（1）在經濟結構來看，完成經濟轉型，應對歐美挑戰。美國學者邁克爾·赫德遜在《中國未來三十年》一文中認爲，在過去的30年裡，中國主要依靠投資、出口拉動經濟，在經濟高速發展過程中，有效地防止了基礎設施和金融部門私有化的傾向。與此同時，美歐國家卻面臨長年的經濟收縮，這些國家經濟發展的新自由主義傾向，使國家的金融、房地產等行業陷入負資產狀態。這些負債在過去30年中持續增長，照此發展下去，總有一天，所有這些債務都將超出政府、企業、房屋所有者的支付能力。由於金融化的過度發展，西方國家問題重重，新自由主義政策瀕臨終結。但是西方國家不會甘心滯漲，他們會利用金融戰爭等手段，如美國利用美元本位制和軍事手段向其他國家進行掠奪，金融寡頭慢慢開始向亞洲吸取經濟剩餘。因此赫德遜建議，中國要擺脫西方的壓制和剝削，在未來30年應考慮如下問題：一是建議中國要借鑑西方古典經濟思想來指導當前的發展。二是重點發展實體經濟，妥善解決農業和糧食問題，防範金融、保險和房地產等行業對其他經濟部門進行侵蝕和滲透。三是充分發揮中央銀行作用，加強資本管制，確立人民幣國際地位並參與建立新的國際貨幣體系。四是完善稅收體制，降低生活、經營成本和公共服務價格。
（2）社會結構來看，收入分配差距相當大，社會基尼係數超過所有的發達國家，也超過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貧困懸殊的現狀與社會主義的理想相去甚遠。這樣的社會結構是十分不穩定的，容易導致社會負面情緒的宣泄和社會矛盾的激發。未來30年的改革將進入深水區，難度是存在的，但不能退縮，否則將會使改革的成果得而復失。
（3）從意識形態來看，中國是當今世界上少數的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國家，堅持將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作爲社會主義的指導思想。以公有制爲基礎，以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爲出發點和落腳點，實現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發展。
（4）從文化背景來看，社會主義文化本質上是西方文化的源流，中國作爲東方文化的代表，需要加強傳統文化的發揚和培植，增強社會主義文化的生命力和吸引力。特別是蘇聯解體後，資本主義文化發展的勢頭大大超越社會主義文化，而且目前資本主義文化的輸出力度遠遠大於社會主義文化的輸出力度，中國的文化在西方文化潮流中漂泊沉浮，文化安全處於極爲不利的局面。
如果說前30年，中國偏重於物質文明的建設，那麼，後30年，中國應該以生態文明爲核心理念，強調精神文明建設和文化創新，構建一個東方的、現代的、社會主義的、生態文明的、和諧的美麗中國。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