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愛情
我怎麼看，怎麼覺得他倆不般配。我就想，這月下老人也有辦糊塗事的吋候。
寫父母的愛情，是天底下最最不明智的舉動了。但我實在太想寫他們了，到了想起他們手就癢癢的地步。
我把我的這個想法和打算講給我的大姐聽，大姐用那麼一種眼神看了我半天，又思忖了半天，問我，你沒病吧？我也想了半天，確認我沒病。於是，我就鋪開稿紙，蘸足墨水，大張旗鼓地寫我老爹和老孃的愛情——如果婚姻也算愛情的話。
我是他們的第七個子女。具體點說，是他們三個兒子四個女兒中的最後一個女兒。他們生下我的時候，連給我起個正兒八經一點的名字的力氣和興趣都沒有了。他們管我叫老七，這個名字聽起來匪裡匪氣的，讓人很容易聯想起威虎山上的某個角色。這個非正式名字一直叫到我上小學、上中學、上大學乃至結婚有了丈夫。到現在我的丈夫還時不時親熱地喊我一聲老七，那感覺就像我不是他明媒正娶的原配妻子，而是個來路不正的僞劣的七姨太什麼的。對他那種很有成就感的聲音我義憤填膺，但這事我又實在沒法跟他翻臉。尋根究底，我的臉實在應該找我的父母去翻。
生我的時候，我父親已是四十五歲的人了，我的母親也已三十有八。這種年齡按現在科學的圍產保健說法，已是高齡父母，而我母親則應該算是高危產婦。他們巳經過了生育的最佳年齡，這時候生下的孩子很容易是白癡或者弱智。想想也是，現在我這種不顧一切地要揭他們短的舉動，實在應該算進白癡或者弱智的範疇裡去。
如果你們以爲他倆生了七個孩子，而且兒女雙全，那生活一定美滿幸福，這樣，我這個白癡或者弱智就要笑話你們也是白癡或者是弱智了。數量有時候什麼也不能說明，只是一次次行爲的重複罷了。
據說我還不是最後一個，我底下竟然還有過一個老八。但老八不走運，人還未完全成形，就被穿白大褂的人用刀子從我母親溫暖的子宮裡提前趕走了。那是一個男孩，如果有他在，就會有人叫我姐姐了，這樣我也可以有個比我更小的人兒好欺負。可惜我沒有。
從我懂事那天開始，我就開始用冷眼觀看我父親和我母親的情感生活。你們千萬別把我當天纔看，別忘了我是一對高齡夫婦的產物，沒成爲白癡或者弱智已是我天大的幸福。實話說我一點也不比我上邊的哥哥姐姐們聰明，只不過我比他們任何一個都敏感。對，是這話，敏感。
七歲那年我得了腎炎，有了毛病的腎兒乎置我於死地。住了十個月的院再休養了三年，我最後總箅徹底從弟弟老八那兒逃回來。出院的時候我已11歲了，父母把我關在家裡，不讓我上學不讓我出去玩甚至不讓我過多地下地走動。白天，整個大房子裡就剩下我和我母親兩個人悄無聲息的喘氣聲。
孤獨就是在那個時期悄悄地附身，敏感，從此也就呼之欲出了。
這種對於一個八歲兒童可以稱作是特異功能的本事，被我首先活學活用地用到了我的父母親身上。於是，我就覺得日子過得比以前有意思多了。
我父母結婚的時候，新中國的第一部婚姻法已經頒佈實施一一年多了。那部新婚姻法充分體現了黨和政府的心是體貼廣大青年男女的，把婚姻自主、自由戀愛旗幟鮮明地白紙黑字地寫在裡頭。我就納悶：作爲一個堂堂的海軍軍官的我的父親和一個幾乎可以算得上是大家閨秀的我的母親，他們既沒人逼着，也沒人趕着，怎麼就走入了洞房，並且勤勤懇懇地開始了漫長的生八個活七個的生兒育女的夫妻生活呢？
我父親跟我母親結婚時已三十多歲了。那時候黨和國家還沒提倡晚婚晚育，以他那樣一個相貌堂堂的男人磨蹭到這種歲數，是十分可疑的。我父親對此的解釋十分的高尚和堂皇：“這有什麼呀，我那時在海軍預科學校補習文化，機會難得，哪還顧得上這些個兒女情長的私事？”
當時我們兄弟姐妹七個很爲有這樣一位珍惜時間刻苦學習的父親自豪，以後才知道，原來整個不是那麼一回事。
我母親出生在青島一個不大不小的資本家家庭。我的外祖父有一家紡織廠，一家洋車行，一家洗染店，一家藥店和若於家小飯店。解放前夕，這個狼心狗肺的資本家席捲了全部金銀細軟，把其他財產能賣的全賣了，帶着他的小老婆和小老婆生的一雙兒女，逃去了臺灣。
外袓母一火一急，痰火攻心，半年不到就一命歸了西，丟下三個雖已到了法定繼承年齡但什麼也沒繼承到的兒女。也是因禍得福，一解放，政府跨踏了半天，好不容易給他們兄妹三個高職低配地定了個城市小業主。真是謝天謝地！小業主在解放了的新中國跟資本家比起來，簡直不是一個重量級。
母親那時在外祖父被公私合營了的藥店當會計。一天，市衛生局一個穿着雙排扣列寧裝的姓寇的女同志來到店裡檢查工作。她一見到梳着兩條長辮子長得端莊秀麗的母親，眼睛就像釘子一樣砸進母親的身上了。她拉起母親的手，柔着聲音問了許多很女性化的問題，像多大啦？有對象了嗎？家裡都有什麼人等等。母親很不適應這種親密無間的同志似的談話，幾次想把纖纖玉手抽出來，但寇同志那雙溫暖的、略帶點粗糙的手卻固執地攥着母親的手不放。母親試了幾次，試出了寇同志的固執，也就作罷，由她播着去了。
過了幾天，寇同志又來了。這次她直撲母親而來，像搞地下工作似的把母親叫到店堂門外，和着溫暖的陽光，站在藥店的牌匾下，把我的父親向我母親和盤托出。
母親回家把寇同志提親的事告訴了她的哥哥和姐姐也就是我的舅舅和姨媽。那時舅舅和姨媽的處境是這樣的：舅舅已婚，娶的舅媽是外祖母老家的一個遠房外甥女，不幸的是舅媽孃家是個惡霸地主，舅媽的爹舅舅的老丈人已被政府鎮壓，舅舅逃了個資本家父親卻憑空沾上了個惡霸岳父，想想都堵心。姨媽雖未結婚但已訂婚，男方他爹是外祖父過去的生意夥伴，在階級成分上也是個高門檻，姨媽嫁過去日―怕也不會好過了。
聽說海軍軍官我的父親主動送上門來，舅舅和姨媽哪有不喜出望外的道理？他們一致認爲找個革命同志來家沖沖喜壯壯膽攙和，這可是天上掉下餡餅的喜事。
父親和母親初次見面就出了個小岔子，問題自然出在我的不常出門的父親身上。那天，我母親在寇同志的陪同下，按約好的時間立在公園門口足足等了將近半個小時，父親才儉慌張張滿頭大汗地跑來。寇同志一問，才知父親是坐公共汽車坐過了站。
母親一聽就不樂意了。心想：這不是笨蛋一個嗎？在這個城市裡，除了鄉下人戀着公共汽車，誰還會過站不下車？
其實，我父親可真不是那種讓女方一見就涼半截的男人。童年在魯西北農村老家裡雖然經常吃了上頓沒下頓，但即便這樣，也沒把父親的身材給耽誤了。父親立在那兒，一米七八的個頭，50年代時興的中分頭被水抹得服服帖帖的，上衣口袋裡插着一支英雄牌鋼筆，表明他對文化的渴望和不陌生。我那時的父親，雖然進城僅兩三年的工夫，但混在城市小夥子中，簡直可以以假亂真。
穿雙排扣列寧裝的寇同志，一臉勝利在望的歡欣和喜悅，她把五官一個勁地朝中間地帶集結，拍着雙手說，好了，好了，什麼時候吃你們的喜糖啊？
父親臉上在過春節，他厚道地只顧一個勁挪，嘿嘿直樂，像翻身做了主人的農民分到了一塊上好的土地，舒展着眉頭只等着在上邊精耕細作了。
母親卻不樂意。她除了反感父親坐公共汽車坐過了頭的呆板不機靈外，還明察秋毫地發現了父親手指甲縫裡藏着許多污垢。她回到家對她的姐姐誹謗我的父親說，看那鄉巴佬樣兒，還插着杆鋼筆。聽他說話我敢肯定他認的字不上一百個，那英雄牌鋼筆插在他口袋裡簡直糟蹋了！
在後來的日子裡，父親對母親的冷淡並不是視而不見，可他對母親又實在是欲罷不能。“文革”期間，父親對那句“親不親階級分”的話總是不服氣，因爲他有資格亦有權利不服氣。你想，這句話用在他身上有半點靈驗嗎？
父親硬着頭皮頻頻進出我母親那成分複雜的家庭，有幾次父親都要泄氣打退堂鼓了，是舅舅和姨媽給了父親力景和勇氣。在後來的追求中，父親竟帶上了一股負氣的成分，開始的那份愛戀反倒不那麼明顯和重要了。
是那股不蒸饅頭爭口氣的農民式的爭強好勝心主宰着父親。父親想的是：老子打仗時多少難打的據點都拿下了，還怕你這個梳着兩條長辮子的資產階級的臭小姐不成？
母親在這場戰爭中完全是孤軍奮戰，她最終還是寡不敵衆向我父親舉起了纖纖玉手。
一九五一年元旦，母親乖乖地跟着梳着中分頭、軍上衣口袋裡插着英雄牌鋼筆的父親入了洞房。
一九五一年國慶貨前三天，我母親首戰告捷，生下我大哥，取名叫國慶，從此拉開了大生產的序幕。
我對我父親有感觀印象的時候，父親已不再留中分的髮式了。我對父親留着分頭的印象來自家裡那本褐色的泛着尿牀孩子褥子上那種痕跡的影集。影集裡那一時期的父親，留着分頭，高昂着清秀的國字臉，他那副意氣風發的樣子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當時我就懷疑：這是我的父親嗎？這不是電影《南征北戰》中的髙營長嗎？但再一看或坐或站在一旁的我的母親，我又不得不信了。因爲我的母親是無論如何也不會跟高營長合這麼多影的。
我的懷疑不是沒有道理的，我當時認識、的父親跟影集裡的父親走樣走得邪乎：他一絲不苟的小分頭已蕩然無存，一種底下推上去、頂上向後梳的那個層次的幹部們比較常見的髮型，使他看起來同別人家的爸爸沒什麼兩樣兒。臉不再清癯，那種國字形的臉一旦發起福來，一下子就天庭飽滿，地頦方圓，跟他首長的身份很配套，再加上他的揹着手慢騰騰走路的習慣，真有那種閒庭信步的派頭。
我對我母親的印象比較複雜，不太好說。我記事時母親巳是四十多歲的人了，但四十多歲的母親臉上保養得幾乎看不出歲月的痕跡。她的膚色很白，皮膚很細，這兩樣給她的年齡大大地打了折扣。我上初中時，有一篇課文裡提到了“徐娘半老風韻猶存”這樣一個當時我還不知是褒是貶的詞句。老師在講臺上起勁地解釋“徐娘”和“風韻”的時候，我腦袋裡一下子就有了母親那張白皙細膩的臉。我相信全班四十多個學生我是最先明白並深刻領會這個成語所表述的那種年齡的女人的模樣。爲了這個風韻猶存的“徐娘”，我心裡彆扭了好些個日子。
那時我的父親是個相當一級的首長，在我們住的家屬大院裡，他和王海洋的父親同是最高長官。我那時覺得王海洋他爸爸司令的稱呼比我父親政委的稱呼要有氣派有尊嚴得多，我覺得司令可以叉着腰到處罵人，我父親這個政委卻不行。政委要隨時隨地在臉上給大家以溫暖，讓大家可以隨便靠近他。我覺得這不太帶勁。
我家住在營房的最後邊，也可以說是最上邊。那座有着紅色芤頂的獨門獨院的房子建在一個半山坡上，左邊是王海洋家的一模一樣的院子和房子。這兩個深宅大院簡直有些目空一切，它們威嚴地俯視着用石頭圍牆圈起來的部隊大院，好像司令和政委連部屬們吃飯睡覺這樣的生活瑣事也要暸望一樣。我時常爬到我家的院牆上，向下瞭望着襲繞炊煙和比例縮小了的行人，馬上有一種一切都不在話下的感覺在我的肢體內像菌類一樣悄悄地蔓延。
我家的院子大得足夠我們七個骨肉同胞在裡頭捉迷藏胡鬧的，那種像小刀劃在玻璃上一樣尖銳的吵鬧聲很容易讓人誤解成這裡是一所小學校或託兒所什麼的。這種欣欣向榮人丁興旺的景象對我家左邊的鄰居無疑是一種惡性刺激。王海洋他媽媽常年有病，一年有半年呆在醫院裡，在家這半年也是皺着個眉頭紫着張嘴脣大喘氣的時候居多。獨子王海洋的孤單和寂寞是可想而知的。好在他進出我家大門極爲方便，有時甚至連門也不用進，索性翻牆而人。反正我家一隻羊是放一羣羊也是放，多他一個不扎眼少他一個也不覺得，他也像我家的老幾一樣長在我們家，後來莧真成了我們家的一員，入贊進門當了倒插門女婿成了喊我老七的丈夫，不過這已是他媽病逝他爸又娶了新人以後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