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對父親的樸實總是嗤之以鼻，有時甚至無法忍受父親這種樸實。我就經常見到母親在面對父親那種自然流淌的樸實時臉上所溢於言表的那份神情，那神情同一個急着趕路的城市人被一個鄉下人攔住問路時的德行一模一樣。
那個時候，社會上的大氣候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實行強制性改造甚至專政；而在我們家的小氣候裡，情形恰恰相反，資產階級猖狂得不成體統。資產階級家庭出身的母親在對農民出身的父親進行着諸如飯前便後冼手、飯後漱口揩嘴、睡前洗臉冼腳洗屁股等等後犬行爲的改造的同時，還得寸進尺地要對父親一些先天的V慣進行徹底的清除。
父親吃飯時總是要鬧出一些動靜的。手上的，碗上的，屁股下的。這些母親還能夠忍受，讓母親不能忍受和深惡痛絕的，是來自父親的嘴巴上的。母親一聽到父親雄壯有力的吧嗒吧嗒的聲音，就會呈現出一種美尼爾氏綜合徵的症狀。
母親對父親這張在吃飯時吧嗒有聲的嘴生了幾十年的氣，同時也問這張嘴進行過不懈的鬥爭。但父親可以改掉飯前便後不洗手、飯後不漱口不揩嘴、睡前不冼臉不洗腳不洗屁股的毛病，但對這吃飯隨意的權利決意誓死捍衛。後來我想，這大概是父親被母親管出了逆反心理。
母親管不住父親的嘴，就把氣撒在我們七張無辜的嘴上。“不許出聲！”母親用筷子敲着大理石面的飯桌，臉吊得像個修道院的嬤嬤。有時真不知父親是故意的還是無意的，反正每當這種時候，他的咀嚼肌總是異常有力，雙脣發出的聲音震天動地，哪怕他吃的是一塊又白又嫩的豆腐。我們的七雙小眼睛就盯住母親看。母親又總是不說話，只用白眼珠子瞪着父親，那裡邊盛滿了鄙夷。
那時，我真羨慕父親那張自由自在的嘴。那時我就想，等我長大掙錢了，離開這個家，我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放開大嘴轟轟烈烈自由自在痛痛快快地吃一頓飯。
難以想象的是，在這兩個階級的潛移默化的引導下，我競會出現這種結果：感情向着農民出身的樸素實在的父親漂移，行爲規範卻向着資產階級出身的母親靠攏。
我剛當兵那陣，新兵們在操場上累了一天，到吃晚飯時八個人圍在一張桌子上狼吞虎嚥。那天湊巧指導員坐在我們的飯桌邊，她聽着吧塔成一片的聲音，生氣地放下飯碗，批評大家說，女孩子吃飯這麼不文明，你們看人家！指導員的筷子點的是我。新戰友們的眼睛齊刷刷地集合在我的嘴上，要學習我吃飯的優雅。我一口饅頭卡在嗓子眼裡，咽不下，吐不出。當時我恨透了這個讓我難堪的指導員。後來我聽人說，指導員的家庭出身很不過硬，她爸爸不是個教授就是個研究員，反正是那個時候不怎麼吃香的成分。我就在心裡嘀咕：怎麼回事？越是這些出身不好的，臭毛病越多。
母親的臭毛病把我們兄弟姐妹們折磨得死去活來。她不但控制着我們吃飯時上下嘴脣的動靜，還把許多本來相當愉快的事搞得大家無所適從怎麼也提不起情緒來。
有客人送來一包地瓜幹，我們對這種又甜又筋道的東西饞得簡直垂涎欲滴。好容易把客人盼走了，我們剛要一窩蜂樣地撲上去，那包地瓜幹就被母親保養得又白又淨又纖細的手給蓋住了。
不許吃！母親喝道，口氣一點商量的餘地也沒有。母親當然知道我們是不會甘心的，接着就循循善誘：地瓜煮的時候洗了沒有？煮地瓜的鍋乾淨嗎？切地瓜的手打肥皂好好洗過了嗎？曬地瓜乾的時候蒼蠅爬上去了沒有？……我們在母親生動形象的懷疑中徹底泯滅了對那筋道可口的小東西的嚮往。
咱們攤上這麼個媽真倒黴！你們說是吧？我們的大哥國慶這樣對我們議論我們的母親。我們就異口同聲地說，對，對，對，真是夠倒黴的了！
我母親嫁給我父親幾十年，竟一次沒回過我父親的老家，雖然我父親的爹孃她的公婆已先於他們結婚之前雙雙拘去。但我父親還有一個大哥活着，還有甲乙丙丁戊己庚辛若干個侄子侄女侄孫子侄孫女，更不要說那些橫七豎八枝枝杈杈的七大姑八大姨了。本來母親做做樣子也該回去一下，給父親個面子，可母親卻說死也不回去。母親理直氣壯地對我父親說，我倒不是怕回你們鄉下去吃苦，嫁給你到這麼個破地方來我什麼苦沒吃過？我主要是怕蝨子，一提起蝨子我就渾身起雞皮疙瘩。母親說到蝨子時臉上那種表情，倒勾起了我對蝨子的無限嚮往，我真還想看看蝨子到底長得什麼樣。
我父親的大哥我們的大伯死於一年的夏季，死因不詳且死得突然。我父親帶着我的大哥回老家去給他的大哥奔喪。十多天後，父親帶着大哥回來了，我記得那是一個天邊有宥晚霞的非常美麗的傍晚。
父親和大哥是突然站在我們面前的，就像神話裡的天兵天將。我們驚喜地圍上去。父親和大哥見到我們，也像是見到了久別的親人，臉上的笑容令我們感動。
母親聽到聲音，從屋裡出來，一隻肩膀斜靠在門框上，雙手抱在胸前。回來了？她不冷不熱地問了一句，像地主婆見了出工回來的長、短工。
父親不計較母親的態度，這麼多年了他已經見怪不怪。父親放下手裡的提包，邊往尾裡走邊說，快弄點吃的，餓壞了，也累壞了！
母親伸出一隻手扶住另一邊門框，說，等等，在外邊衝個澡換了衣服再進來。
父親立在那兒，不明白母親的意思，問，換什麼衣服？我這肚子餓着呢！
母親並不放下手，皺着眉頭說，讓你洗你就洗，讓你換你就換，囉嗦什麼？
父親的臉吊下來，說，哎，我說，你這人怎麼這麼多毛病？這麼彆扭？
局面開始緊張，我們的注意力從父親手中鼓鼓囊襄的提包裡集中到了僵持着的父親和母親的那兩張臉上。
就在這緊要關頭，公務員小姜不知從哪鑽出來，他提了兩瓶開水端了一隻臉盆。小姜把手上的東丙放在父親腳下，邊往盆裡倒水邊勸父親，洗冼吧首長，水都是現成的。
父親的火也像是天兵和天將一樣，突然從天而降。他飛起一腳，踢翻了腳下的暖瓶——暖瓶的爆炸聲就像我軍發起的總攻的炮聲——接着父親開始橫衝直撞，他邊闖邊朝母親大吼一聲，你他媽給我讓開！老子偏不吃你這一套！
母親被父親的總攻嚇了一跳，手沒放下，倚着門的膀子卻離開了門框，留下了一條窄窄的縫。
父親的胖身子就是從這條窄縫裡擠進去的。戰鬥似乎就這樣結束了，父親和母親打了個平手。太不過癒了。我們站在一旁觀望的孩子們普遍有這種遺憾，連公務員小姜的臉上也好像有這層意思。我們一致認爲母親太囂張了，沒有她不管的，現在是該有人管管她了。可父親只踢翻了一個暖瓶，只大吼了一聲，我們覺得父親距離我們的希望還差得遠着哩。
第二天吃早飯的時候，我們高貴的母親因穿着短袖上衣而**出來的胳膊上，就像皓月當空繁星滿天一樣，佈滿了大大小小、密密麻麻的紅疙瘩。
我大姐驚叫，哎呀媽！你路膊怎麼了？蝨子咬的，母親簡練地回答。我們一家人頓時面面相覷嘴裡塞着滿口的飯。父親急速地把口裡的東西嚥下去，把腦袋探出飯桌，用手撲拉撲拉頭髮，奇怪地說，咦，咦，日他孃的，怎麼光咬你不咬我？
它們跟你是青梅竹馬的朋友，怎麼會咬你？母親故意拖着長腔，陰陽怪氣的。
父親臉上有些許歉意，他雖然不再吭聲了，但那神情，比坑聲都難受。
成年以後，我添了一個毛病，到別人家吃飯一看人家廚房衛生不理想，肚子馬上就疼，過一會兒準拉稀。跑到醫院一看，醫生說我是神經性腹瀉。我一&這個詞兒，猛地想起那年夏天我母親胳膊上那些密密麻麻的紅色斑點；同時我還想那些密密麻麻的紅色斑點肯定不是什麼玩意咬的，而是母親身上自生自長的。你想，既然有神經性腹瀉，爲什麼就沒有神經性皮炎呢？這樣一聯繫，我簡直把我母親佩服死了：母親身上十八般武藝俱全，要什麼來什麼，真是神了！
我的父親在他的家鄉方圓幾十裡箅是混得有頭有臉的了，鄉里鄉親的都羨慕父親的親戚們有這樣一個當大官的靠山。未承想恭維話聽多了，把父親的親戚們攪得心裡挺窩火：有這麼個大官親戚什麼光沒沾上不說，還擔了個虛名，太不划算了。他們把這樣一層理兒一想通，就羣情激奮，就摩拳擦掌……湊巧有一個侄子像第一次農民起義的首領陳勝或吳廣一樣，及時地振臂一呼：走哇！到三叔家吃大盤子去呀！於是父親的親戚們，就像當今社會上止不住的民工潮一樣，開始浩浩蕩蕩地勢不可擋地向我家挺進。
母親對這樣一羣蝗蟲般的夫家的親戚，厭惡的心情自然可想而知。但她從不多說什麼，因爲她覺得她這個沒有工資同樣吃着父親閒飯的人在這種時候說話是不明智之舉。只是她不怎麼跟他們說話，也說不到一起去，整天淡着一張臉。但父親這些厚道的親戚們卻對我母親這張淡臉總是視而不見，或者見到了也不往心裡去。他們或許還在心裡說，這是俺三叔家，你個娘兒們家箅個尿！
母親的口碑在父親的家鄉極差，他們一般能不提我母親儘量不提，實在要提起她，通常就用“三叔那個操蛋娘兒們”代替。這真是一羣愛憎分明的人們，你給他們幾分顏色，他們找個機會是一定要還回去的。
每次這些窮親戚上門，最難受的要屬我的父親了。父親實在想善待他的親戚們，讓他們也跟他享幾天福，但我父親的工作又實在是太忙了，抽不出太多的時間陪他們，只有把他們交給我的母親和公務員。公務員幫不了我父親多少忙，能幫他忙的父親又說了不算，因此父親的難受也是可想而知的。
有一次因爲來人太多，把我從我的房間擠進了父母的房間。很晚了，父親以爲我睡覺了，就不把我當回事地同母親談開了。其實我沒睡着，父親和母親的對話我聽得一字不漏。父親說，你就不能笑笑？臉上好看一點？母親說，不能。父親說，爲什麼不能？母親說，笑不出來。父親說，怎麼就笑不出來呢？
噢！你問我，我還沒問你呢！母親好像火了，聲音一下子高了許多。母親說，看着這黑壓壓的一片，你能笑得出來嗎？父親沉默了。他沒法不沉默。
我父親雖然保持了一些農民的質樸的淳厚，但他畢竟離開老家的年頭太久了，再加上他身邊有我這樣一位母親，所以父親的變化是跑不掉的。
父親的親戚們卻還把父親當成幾十年前的那個愣頭愣腦的莊稼漢，他們並不知道他們的飯前便後不洗手，他們的飯後不擦嘴不用溫水漱口，他們的上牀睡覺前不洗腳不洗臉，他們手指甲縫裡的污垢，他們隨地吐痰然後又踏上一隻腳把那口痰拉長的做派，他們滿口的髒話，甚至他們吃飯時上下嘴脣的吧嗒聲，都已讓父親覺得陌生，覺得不可思議，覺得難以接受，以至有一種恍如隔世的感覺。
他們吃飯的架勢跟我的父親很相似：那託着碗底的左手，那橫腰掐住筷子的右手，跟我父親簡直是一個模子倒出來的。只不過他們比我父親吃得兇猛，還比我父親多了一種迫不及待。那頻頻出擊的筷子，那把盤盤碗碗翻個底朝天的勁頭，讓同在一個飯桌上的我們很難適應和接受。我們把目光一齊壓向父親，父親的頭在這一束束的目光下一寸寸矮了下去。父親把臉探進碗裡，像鴕鳥把頭埋進沙漠裡。父親放鬆了咬肌，細嚼慢嚥，嘴裡的吧嗒聲忽然聽不見了。
就這麼不可思議！父親的鄉下親戚把我母親改造了十幾年也沒有改造成功的父親從鄉下帶來的毛病給改掉了。那時我的大姐已上了初中，初中生的大姐已經能很準確地使用那些從課本上學來的文縐縐的成語典故了。大姐說，這叫“解鈴還須繫鈴人”，父親在鄉下害下的病，就得讓這些鄉下的赤腳醫生來治。
到後來，父親實在草雞了這些鄉下的骨肉同胞們。父親給老家的一個當民辦教師的侄子寫了封信，不知這位堂兄是怎樣力挽狂瀾的，反正以後的日子安生清靜多了。
其實，要讓我這個旁觀者公平地說一下，我認爲，我父親的老家，也就是我的那些堂哥堂姐們，這些一年四季掛着一身粗布衣褲的農村親戚們，即便是排着隊來，排着隊走，扛走大包，拖走小箱，他們從我當政委的父親那兒得到的，還沒有我母親的孃家，也就是我在青島的舅舅和姨媽，這兩個城市親戚一家得到的多。
我發現，城市人和農村人最大的差別，不在於口音，也不在於穿戴，而在於爲人處世的方式和方法。農村人大喊大叫，城市人不動聲色；農村人爲一個針頭一條線腦能計較出臉紅脖子粗的效果來，城市人卻決不爲一國一垣的得失而輕舉妄動。世上的便宜總是屬於那些能沉得住氣的人們。
城市人能沉得住氣，農村人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