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訓練有素的腳步。那種整齊和有序，把我的父親和大爺震住了。他們知道，鄉下人走路是無論如何也走不出這種動靜的。這種聲音在寂靜的夜中格外神氣也格外有力量。父親和大爺在黑暗中凝神靜氣地聽着。聽着，聽着，我父親有點興奮地用胳膊肘碰了碰大爺，父親的意思很明白：哥，咱找見隊伍了吧？大爺有點拿不準，在黑暗中扯了扯我父親，讓他沉住氣別出聲。
腳步聲拐過來，越發近了。有燈光出現，不是煤油燈之類的怕風怕雨的東西，那光一前一後地甩着，既不暗也不滅，也不知是個啥玩意兒。那光越來越近了，腳步聲簡直就在耳邊了。父親伸長了脖子睜大了眼睛仔細一看：俺那娘哎！這不是咱的隊伍，這是人家東洋的隊伍！是小日本，是鬼子！
如果，他倆呆在暗處大氣不出，也就過去了。鬼子在明處，他倆在暗處，暗處是很容易躲過明處的。但他倆的腦子和膽子在這種突如其來的意外下特別容易發熱和受到驚嚇。一旦看清了眼前這隊荷槍實彈的日本鬼子，我父親和我大爺的反應驚人地相似，連商量都不用地拔腿就跑。開始，他倆的腳步還一前一後地緊貼着，幾分鐘後，就分不清東南西北地各奔東西了。
我父親沒命地往前狂奔，身後先是有雜亂的腳步聲和東洋人嘰裡呱啦的說話聲，後來，耳邊就響起了清脆的槍聲，這槍聲更加激勵着我父親更加沒命地往前瘋狂地奔跑。
等我父親上氣不接下氣地停下來的時候，身邊除了他自己的沉重的喘氣聲再沒什麼別的威脅他的聲音了。父親知道自己脫離了險境，還沒等父親暗自慶幸，他就萬分驚恐地發現，一個更不得了的險境已經降臨：他把他的大哥我們的大爺給跑丟了！
在漆黑一團的黑夜中，父親瞪着驚慌失措的眼睛四下裡張望，但父親的眼睛除了黑暗什麼也看不見。父親像是喊給自己聽似的壓着嗓子喊：哥！大哥！你在哪兒？你在啥地方啊？！喊着喊着，父親就蹲下單薄的身子，抱着腦袋極沒出息地哭泣起來。
父親正蹲在地上哭得起勁，突然屁股上被人狠狠地踹了一腳。父親驚喜地一個高蹦起來，以爲大爺找來了，但一聽那聲音，父親又大失所望了。
對面一個影影綽綽的影子氣急敗壞地罵我父親：操你個孃的！你跑啥跑？老子準備了好些日子的好事都讓你個兔崽子跑砸了！
稀裡糊塗的父親終於搞明白，這是一支專門打鬼子除漢奸的游擊隊，而他和我大爺逃命的狂奔恰好打亂了他們偷襲下窪莊鬼子的行動計劃。
天亮的時候，我父親望着這片陌生的上地和這羣衣衫襤褸的扛着雜七雜八傢伙的同樣陌生的人，我父親知道，現在除了跟上他們走，再沒有什麼別的好法子了。
現在，我的父親特別地害怕孤單，只要有人能帶上他，他纔不管是好人還是歹人，哪怕是二大爺他們那樣的土匪也不計較了，只要不把他一個人孤零零地丟下就行了。
一個人歷史的關鍵時刻其實就這麼隨意也就這麼簡單。我父親是有福氣的人，他極其幸運地在1941年11月參加了領導的一支力量很弱但膽子卻很大的剛組建不久的游擊隊。這個時間對他幾十年後享受若干待遇至關重要。
但我的1941年11月份的父親還想不到這些。我父親無精打采地跟着這支衣衫濫褸的隊伍行走的時候，腦子裡除了惦記着下落不明的大爺外，就是一遍又一遍地咒罵那個梁山的叫花子根寶。
這個狗日的根寶！讓他指路找隊伍，他差點讓我們投了日本人當了該死的漢奸！狗日的不得好死的根寶！
1975年6月的我姐姐，給家裡寫過一封沉甸甸的長信。現在這封信怎麼也找不到了，信的詳細內容我不得而知。但我估計這封信是談她的故鄉之行尋找大爺的感受的。她大約談了故鄉人民對尋找大爺的感受。她大約談了故鄉人民對大爺的淡忘和對二大爺的不可思議的記憶猶新，並言辭激烈地批判了故鄉。故鄉留給她的印象實在太糟糕了，不光是故鄉的那些事，連同故鄉的那些人。ωwш .тTk an .C ○
我隱隱約約記得那段日子我父親臉上的不悅和我母親臉上的那種顯而易見的幸災樂禍。我母親歷來這樣，在對待我父親老家的一切人和一切事上，凡是父親反對的，她就要支持；凡是父親支持的，她就要反對。她的這面旗幟，打我記事起，總是這麼鮮明。
父親臉上的不悅，大概是生南於人的氣，南於人的黑白顛倒令他吃驚令他不快；也許，他是在生我姐姐的氣，嫌她回老家去沒事找事，用些陳年往事攪得老家人不分好壞不知好歹；他或許是生我母親的氣，我父親對我母親臉上的這類幸災樂禍總是明察秋毫，雖然這麼多年他已經習慣了她的這種毫不掩飾的幸災樂禍，但以我父親那點參加革命後速成補習的文化，還遠遠談不上修養問題，更不要說修養到對某種不利心境的事情視而不見的程度。
對故鄉人和事的失望，並沒有影響我姐姐尋找大爺的熱情和決心。而醜，這種挫折加深了她對“好事多磨”這句老話的理解。她不相信，這麼一個活生生的人會生不見人死不見屍地從這個世界上這麼幹淨徹底地消失。她在相信“好事多磨”這句老話的同時，她還相信中國另一句著名的老話，就是“只要功夫深，鐵杵也能磨成針”。
這有點奇怪。至今，我都搞不懂我的姐姐，她的那種熱情和決心是從哪裡來的？正如我小哥說的那樣，“大爺是誰？誰認識大爺？”是的，我們知道大爺是父親的哥哥，但他跟我們的生活沒有任何的聯繫，他的有和他的無，對我們無關緊要。既然是無關緊要，找他做什麼呢？我那時搞不懂姐姐，今天，一如既往地搞不懂。我想，她的天生浪漫大概是一個因索，但好像還不僅僅是浪漫。可是不是，又是什麼呢？
我姐姐第二次踏上回故鄉之路，是1975年底。那已是雪花飄飄的季節了，這麼冷的天，光坐長途汽車也是一件苦不堪言的事。但寒冷並沒有阻止住我姐姐第二次的故鄉之行。
第一次回故鄉的經驗教訓了我姐姐，使她意識到，任何時候、任何地方、任何事情，離開了組織是何等的艱難和一事無成。這次，她帶着省革命委員會宣傳組的介紹信，以採訪的名義，直撲縣革委會的大院。
縣革委會宣傳組的頭頭對我姐姐這麼年紀輕輕竟能執着這種規格的介紹信表現了相當的敬意和極大的熱情。組長和若干個副組長集體接見了我姐姐。他們的全體出動和臉上熱情過度的笑容令我姐姐感動也令我姐姐不安。她再三說：此行我只是査點資料，想不到驚動了這麼多領導，領導們在百忙中親自接見我，真令我感動等等—系列在這種場合應該說的那些個話。
別看我姐姐年輕，但這些當時流行的官話客套話，被我姐姐說得天衣無縫。這種司空見慣的客套，一旦從一個年輕的、面容姣好的女孩子嘴裡說出來，就生動了許多，動聽了許多，也真實了許多。宣傳組的組長和若干位副組長似乎是集體地對我的姐姐產生了好感。他們的表態熱情而有力度，使我姐姐對此行充滿了信心。
會見後，是一次更加親切更加友好的會餐。他們更加沒想到的是，我的年輕的面容姣好的姐姐不但會把那些冠冕堂皇的客套話說得親切感人，而且會喝酒，她的頎長的纖細的身體竟對酒精有着那麼頑強的抵抗能力。這點，特別地令他們大喜過望。
我父親的1975年底的家鄉還比較落後。落後地方的女人都比較原始，能出來拋頭露面的不太多，能在這種場合下主動舉杯敬灑的更是鳳毛麟角。美灑加美女，是中國傳統的一種境界，那天晚上，我姐姐和本地產的一種度數很高的老白乾，聯手讓我父親家鄉的管宣傳教育的父母官們充分領略了一次這種據說是比較美好的境界。
我姐姐第二次的故鄉之行與第一次有着天壤之別。第一次無組織的行動留給她糟糕透頂的印象，這一次有組織的撐腰和幫助帶給她一路的綠燈。她充分相信了組織再三強調的“相信組織、依靠組織”的準確性和重要性。
我姐姐此行的主要目標是我們的二大爺。並不是她對二大爺的印象有了什麼改善，而是因爲第一次她回來時，聽人大約地說，大爺曾經給二大爺來過幾封信，至少有三封。那時大爺並不知道二大爺的死訊，所以他的那幾封信不知落到了哪位親戚手裡。那時的農村識文斷字的人少得可憐，要跑老遠到縣上花錢請人看。既然看一封信如此麻煩，替二大爺收下信的親戚就未必肯花上那工夫跑那麼老遠的路。就是肯花那工夫，恐怕那錢也不是肯隨便花的。以這至少三封信的內容一點沒有在南於透露看，這些信沒拆或拆了沒人看的可能性比較大。
據南於的老人們回憶，剛解放那陣，政府派人來莊上訪聽過二大爺的事情，並收走了跟他有關的幾樣東西。那時莊裡有那腦子好使的人就猜測：秋收那狗日的肯定犯下過什麼衝撞政府的大事了，要不，怎麼會專門來人訪聽他這麼一個死了多年的土匪？
我姐姐有點不好意思地對剛組建不久的縣史辦的人提起我們二大爺的大名——於有慶時，臉上有點發燒，他畢竟是個土匪，當土匪的侄女的滋味兒畢竟不太好受。於有慶？縣史辦的人凝神想了一會兒，突然提高了聲音問：你是於有慶的什麼人？
我是他侄女。我姐姐更加不好意思，臉也更加地紅了。啊！縣史辦的人一聲驚歎，說出了一句令我妲姐目瞪口呆的話來。他說，啊！於有慶！那可是個了不起的人！
我姐姐的臉更紅了，她認爲縣史辦的這個人反話正說，非常刻薄，並且還說得如此地一本正經。我的姐姐不光有些臉紅了，還有些氣憤了。
那人推了推鼻樑上的眼鏡，一副書呆子相，很認真甚至有點崇敬地望着我姐姐。
我姐姐簡直給搞糊塗了：怎麼回事？怎麼冋事兒？
這麼回事兒。
1942年2月，也就是說，在我大爺帶着我父親離開家鄉的兩個多月後，與駐紮在縣城裡的日本人一直相安無事的葦子湖裡的土匪，突然扯起了抗日救國的大旗。他們沒有組織沒有指揮地幹些隨心所欲的抗日的事情，今天挖日本人的公路，明天搶日本人的糧食，後天燒日本人的倉庫，都是些跟日本人不打照面的事情。而且他們十起這些事來輕車熟路，來得快，跑得也快。
二大爺是在一次燒日本人的馬賊時被逮住的。那次，二大爺他們採錯了鬼子半夜起來餵馬的鐘點，點火的時候，讓鬼子逮了個正着。那次有七個人沒跑掉，其他六人長相粗魯一臉的歹相像個正兒八經的土匪，惟有二大爺的眉清目秀引起了鬼子的懷疑。
從葦子湖裡的土匪扯起了抗日救國的大旗，日本人就懷疑是人做的手腳。若不，憑着這樣一羣沒有良知不懂好壞無惡不作的歹人，怎麼會突然有了抗日救國的好思想呢？二大爺的酷似讀書人的眉清目秀的長相更令日本人警覺，他們以爲這次擒賊擒住了王，就格外地對我二大爺施以酷刑。
想不到的是，我的二大爺在日本人面前的表現竟活脫脫的是條中國的漢子。他先是一聲不吭，痛急了就罵，破口大罵，像那種意志堅強的用特殊材料製成的人。見此，日本人更加自信他們的判斷，更加不擇手段地酷刑我的二大爺。慘痛中，二大爺又更加瘋狂地破口大罵。據說，那不絕於耳的大罵聲從早晨一直持續到中午。那氣壯山河的聲音，令半個縣城的中國人心中羞愧難當、巨感交集。
這些平日裡專幹雞鳴狗盜勾當的土匪突然有了捨生取義的豪舉，搞得日本人挺頭疼，挺窩火的，也讓南於一帶的老百姓吃驚不小。
縣誌記載，我的二大爺最後死於日本戰馬的鐵蹄下。萬惡的口本人，將奄奄一息的二大爺扔進沒點着的馬廄，讓高大的東洋戰馬將他活活地踐踏而死！
縣誌在有關我二大爺事蹟的最後一欄，鄭重其事地寫道：抗口志士於有慶永垂史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