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兩星期後參政院可能要着手審理瑪絲洛娃的案子，屆時聶赫留朵夫要去彼得堡。如果在參政院敗訴，他將照律師出的主意去告御狀。不過，據律師估計，成功的可能性不太大，因爲上訴的理由不充分，對此必須做好思想準備。而包括瑪絲洛娃在內的那批流放犯和苦役犯可能在六月初就發送。時不待人，爲了和瑪絲洛娃同去西伯利亞——這是聶赫留朵夫早打定主意了的——就得先去鄉下一趟，把他在那裡的事務安排妥當。
首先要去的是離此地最近的庫茲明，那是一個黑土地的大田莊，他的主要收入來源。聶赫留朵夫童年及少年時期曾在那兒住過，成年以後還去過兩次，還有一次他奉母親之命，送一個德籍總管去那裡並和他一起檢查田莊的經營情況，所以他早就熟悉田莊盛衰以及農民與總管、亦即與地主的關係。而農民與地主的關係，說得委婉些，是一種十足的依附關係，如說得乾脆些，則是農民受總管的奴役——當然，不像一八六一年廢除農奴制以前那種赤裸裸的奴役，即一大批人受一個主子的奴役，而是一切無地或少地農民受到總的奴役，主要受大地主的奴役，有時也受生活在農民間的小地主的欺侮。聶赫留朵夫知道這一點，而且也不可能不知道，因爲田莊便是建立在這種奴役的基礎之上，他自己也參與安排了的。他不但知道這種制度的不合理性和殘酷性，而且自入大學以後，他信奉和宣傳亨利·喬治的學說，並開始身體力行，把父親的田地分給了農民，認爲在我們這個時代佔有土地就像五十年前擁有農奴一樣是樁罪惡。不錯，自到軍中服務，他已習慣於每年揮霍二萬盧布，所有這些見解已不再約束他的生活，被他忘得一乾二淨，他再也不問自己對私產應抱什麼態度以及母親給他揮霍的這筆錢是從哪兒來的，他竭力迴避去想這方面的事情。不過，母親過世，他繼承了遺產，就不得不由自己來經管產業即經營土地了，這時候，對土地私有制的態度問題又出現在他的面前。如果是在一個月之前，聶赫留朵夫興許會對自己說，他無力改變現行制度，而且直接管理田產的又不是他，多少還能心安理得：人離得田莊遠遠的，卻花來自田莊的錢。於今他毅然做出決定，雖然他即將遠行，去西伯利亞，要同監獄打種種複雜而困難的交道，爲此必須花錢，但他仍不能容忍現狀繼續存在，應該來一個徹底改變，即使損害自己的利益也在所不計。他決定不再自己經營土地，而將土地租賃給農民，收取一點兒微薄的租金，以使農民大體上不必依附於地主。聶赫留朵夫曾不止一次地拿地主和農奴主相比較，認爲不僱工人種地而把土地租給農民，無異於奴隸主把農奴的徭役制改爲代役租制，這不能算是問題的解決，但它無疑向着問題的解決邁進了一步，它由粗暴的壓榨形式過渡到不那麼粗暴的壓榨形式。這就是他現時打算做的。
聶赫留朵夫到達庫茲明已是晌午時分。他在生活各方面力求簡樸，所以事先沒有打電報叫人來接，到站後他自己僱了一部兩套馬的四輪馬車。趕車人是個年輕小夥，穿件土布上褂，在瘦腰身底下打皺褶的地方繫了根皮帶，以趕車人的架勢側坐在駕馭座上。他很樂意跟老爺聊天，因爲一聊天，衰老的瘸腿白轅馬和拉邊套的氣腫病瘦馬就可以慢慢地悠着走，而這正是它們求之不得的。
說起了庫茲明的田莊總管，馬車伕侃侃而談，殊不知
車上坐的是總管的主人，聶赫留朵夫則有意不向他言明。
“這個德國佬過得可闊氣啦。”那位在城裡待過、讀過小說的趕車人說道。他側身對着乘客，手一會兒握住馬鞭鞭梢，一會兒握住鞭柄，炫耀着他的廣見博聞，“他買了一輛馬車，配上三匹草黃馬，帶着他的婆娘出來兜風，嗨，那神氣勁兒就甭說了！”他說道，“冬天，到了聖誕節，他就在大屋子裡裝點起聖誕樹，還在樹椏子上掛上小電燈哩。我爲送客人曾經去過。省裡找不出第二家。他撈的錢呀，沒法兒估量！他掌着大權，有啥辦不到的？聽說，他還置了一份好地產。”
聶赫留朵夫儘管不在乎德國佬怎樣經管他的田莊，怎樣從中漁利，但聽了究竟不很愉快，於是他轉而欣賞起美麗的原野。濃密的烏雲不時遮住太陽，農民正在翻耕燕麥地，到處一片翠綠，而在碧野之上，飛舞着一隻只雲雀，林子也都披上新綠了，只有遲發的老橡樹除外。他瞧着點綴在草地上的牛馬，在春播作物地裡耕耘的農民，心中悒悒不樂。他問自己：究竟爲什麼覺得鬱悒呢？他不由又想到趕車人說的話，想到德國佬在庫茲明作威作福的事兒。只在到達庫茲明，着手事務的處理之後，這種鬱悒感方始被遺忘。
他查了賬，和總管談了話。總管直言不諱，說農民缺少土地，他們自己的那份兒處於地主所屬土地的包圍之中，因此地主處處沾光。聶赫留朵夫聽罷反堅定了決心：不再經營他的田產，把所有土地租給農民。從賬簿上，從他同總管的談話中他得悉的情況同以前一樣，三分之二的地，而且是好地，都由自己的工人用改良農具耕種，其餘的三分之一則僱用農民耕作，每畝地付五盧布工錢。爲這五盧布農民要在這塊地上犁三遍、耙三遍，要負責播種、收割、打捆，把麥子送到打穀場，也就是說給了他們五個盧布，卻叫他們幹了全部農活。而若僱臨時工，每畝至少也得花上十盧布。凡是他們從總管那裡領取的必需品，概以最貴的價格計算，然後以勞役來抵償。他們刈地主草場上的草，在地主林子裡砍的柴，買地主的土豆苗，都要以工償付。因此，幾乎所有的農民都欠下了地主的債，而地主把分散之地僱農民耕種，每畝收入比之出租要多上四倍。
所有這一切，聶赫留朵夫以前也都知道，但現在卻像是聽到了一樁新鮮事兒。他暗暗驚訝，他和處於與他同一地位上的人，怎麼沒有覺察出這種如此不正常的關係呢？總管提出種種理由阻撓，說如把土地租給農民，全部農具就成了一堆廢物，連原價的四分之一都追不回來；說農民會把土地糟蹋掉。總之，交出土地，主人吃虧太大。然而，這些理由反使聶赫留朵夫相信，把土地交給農民，自己失去大部分收入，正是做了一件好事。他決定這次來鄉下就把事情辦妥，出售收割了的和播下的莊稼，出售農具和不必要的房舍，在他走後由總管去辦；現在他要做的是請總管召集庫茲明田莊上三個村子的農民明天來開會，向他們說明自己的意圖並商定土地的租價。
聶赫留朵夫想到他堅決否定了總管的理由而甘爲農民做犧牲，心裡很覺愉快，便走出總管辦公室，一面考慮當前要辦的事，一面繞着房子信步而行。他來到花圃，但見花圃全荒蕪了（而在總管住所的前面卻開闢了一個新的花圃）；接着來到網球場，場地上長滿了野生的蒲公英；後來又來到菩提樹林裡的林蔭道，這裡使他
念及過去：往常總到這兒散步，吸上一支雪茄；三年前俏麗的基裡莫娃到他母親家做客，也正是在這兒跟他調情的。聶赫留朵夫把明天要對農民說的話大致想好以後，回總管那兒喝茶時又商量了一陣子如何清理全部田產的事，直到在這方面完全放了心，才往那幢大房子裡一個平素用來招待客人、如今爲他收拾好的房間走去。
房間不大但很清潔，牆上掛了幾幅威尼斯風景畫，兩窗之間豎一面鏡子，一張乾淨的彈簧牀，一個擺有盛水瓶、火柴和滅燭器的牀頭櫃，靠近鏡子的一張桌子上放着他那皮箱。皮箱是打開了的，從中露出他的化妝用品盒和他帶來的幾本書：一本是俄文的、研究刑法的著作，還有一本德文的和一本英文的，同屬一種內容。他本打算在下鄉期間抽空閱讀，但，哪能抽出空餘的時間來呢？現在他就得早早睡覺，以便明兒早早起牀，做好與農民談話的準備。
牆角里放有一張舊式紅木雕花圈椅，他記得原是在母親臥室裡的，看見它頓時在他心中升起一股出乎意外的感情，忽然捨不得這幢年久失修的房子來了，也捨不得這荒蕪的花園，即將砍伐的林子和一切畜棚、馬廄、庫房、農機和牛馬。這些東西不是由他添置的，但也是辛苦創業並好不容易維持下來的。在此之前，他覺得放棄這一切是輕而易舉的事，然而現在他非但捨不得這一切，這土地，目前他很可能急需那筆收入，而且立刻生出了一種理論來迎合他的感情，根據這種理論的判斷，把土地交給農民、毀掉自己的產業簡直是愚昧之極，太不應該。
“我不應該佔有土地。不佔有土地，也就不能維持這份產業。再者，我即將去西伯利亞，房子也罷，田莊也罷，我都用不着了。”一個聲音在說，然而另一個聲音卻辯解道，“這話固然不錯，但第一，你不可能在西伯利亞住一輩子。如果你結婚，將來就會有子女，你得到的這份產業將來該原原本本地交給你的子孫。你對土地要擔當責任！把它交出去，把它毀了，這都容易，但創建它難之又難。要緊的是你要好好考慮你自己，決定你今後怎樣生活，根據這一點來處理你的財產。你這決定莫非是無法更改的嗎？再者，你真是本着你的心意做的，還是爲了做給別人看，藉此炫耀自己的呢？”聶赫留朵夫用這話問他自己，發覺別人的議論確對他做出的決定施加着影響，他越考慮，問題也就越多，越難解決。他爲了擺脫這些紛至沓來的念頭，就乾脆躺進乾淨的被窩裡睡覺，打算到明天頭腦清醒時，再來解決這些麻煩事。可是，他怎能睡着呢？青蛙的鳴叫隨着清新的夜氣和皎潔的月色，從打開的窗子一同瀉進屋裡，其間還夾雜着夜鶯的啼囀——有幾隻在遠處的花園裡，有一隻卻就在近旁，在窗下盛開的丁香花叢裡。聶赫留朵夫聽着鶯啼蛙鼓，不由聯想到典獄長女兒的琴聲。想起典獄長，便又聯想起瑪絲洛娃，想起她說“您別來管我吧”的時候也像青蛙鼓譟那樣顫動着嘴脣。然後，那個德國佬總管下坡捉青蛙去了。應該拉住他！但他不但下了坡，而且變成了瑪絲洛娃，忿忿地說：“我是苦役犯，而您是公爵。”“不行，我絕不讓步。”聶赫留朵夫暗想。這麼一想，便從迷糊中清醒，接着他又自問自答：“我所做的究竟對不對呢？我不知道，但反正對我來說都一樣，反正一個樣，不過我得睡了。”於是他順着總管和瑪絲洛娃下坡的路往下滑，至此一切都中斷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