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板橋從不糊塗，唯其清醒、正派、剛直不阿，面對讒言無能爲力時，纔會有“難得糊塗”的感嘆。“難”在何處？“難”在他畢竟清醒，心如明鏡，無法對惡勢力充耳不聞、視而不見；“難”在他“一枝一葉總關情”，對百姓的疾苦不能無動於衷。只有假裝糊塗，然則終究不能無觀現實，遂痛苦於內，“淡然”於外，而生“難得糊塗”之嘆了。
蘇東坡深知，聰明人難做。他在詩中說道：人皆養子望聰明，我被聰明誤一生。他的這句話也道出了普通人的苦衷。工作家庭、上司下屬、親朋好友，這許多複雜的人際關係，假如人人事事都整個明明白白，累死你不說，沒準倒黴的第一個就是你。
所以，人還是糊塗一些好，萬事都作糊塗觀，無所謂失，無所謂得，心大約也就寧靜了。後人評論道：“真乃絕頂聰明人吐露的無可奈何語，是面對喧囂人生、炎涼世態內心迸出的憤激詞。”
縱觀鄭板橋的一生，從“一官歸去來”，到“三絕詩書畫”，我們可以看出，政治抱負與藝術創造，所需的素質和評價標準不同，要將其集於一身，其難度可想可知。
當官，有時候需要不惜手段地洞明人事，還須具備運籌於股掌之間的本領。而藝術創作則需要一副與世無爭的“在野”心態，能不時以民間的活力，作爲一塊澆灌自己心靈的聖地。可以說，正因爲有“一官歸去來”的經歷，最後纔有“三絕詩書畫”的收穫。
雖然我們不能就板橋的藝術成就而感謝官場對他的“修理”，使他及早迷途知返；但官場的失敗，帶來了藝術的幸事，卻是不爭的事實。所以有一句話說：每當官場多了一個失意之人，藝術上就多了一位曠世之士。
想想也是，如果不是仕途上的失意，又怎麼會有如許多文人騷客？沒有這麼多文人騷客，又怎麼會有如許多牢騷之詞呢？從屈原放逐而賦《離騷》，從“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的狂喜到“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的遠離——政治，似乎成了中國文人心中永遠的痛。
魯迅先生評價鄭板橋道：他只不過“叉手叉腳”地“表現了一點名士的牢騷氣”而已（《淮風月談·難得糊塗》）。
中國文人，總是滿肚子的“不合時宜”：在政治上，他們過於理想；在藝術上，他們又過於超越。於是，即使他們已向世俗妥協，世人仍認爲他們不夠徹底；於是，他們就像梵高一樣，永遠不被人理解。於是，“束狂入世猶嫌放，學拙論文尚厭奇”的他們，也就只好一路狂怪、糊塗下去了。
4.大智若愚，絕聖去智
老子在《道德經》中說：“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大音希聲，大象無形。”說得很有道理，任何事物發展到了一定程度，必然會走向另一個方向，所謂“絢爛之極，歸於平淡”是也。
“智”與“愚”，是兩個極端，所以也必定是智者所不取的，智者堅守“中道”，所謂“文章做到極處，無有他奇，只是恰好；人品做到極處，無有他異，只是本然”是也。
古語有言：外智而內愚，實愚也；外愚而內智，大智也。智愚之間的分別，在於內心的豐富還是貧乏，在於是否善於利用自己的聰明才智。外表聰明的人，將精明表現在外表上，唯恐別人不知道自己的精明幹練。這樣的人往往會給人一種威脅感，被人提防，結果聰明反被聰明誤。
真正的智者，遇事算大不算小，處事低調，爲人豁達，做事有節適度。外表看上去愚笨糊塗，實則心知肚明。外愚內智的人，工作、生活中往往能與人和諧相處，左右逢源。
明代學士呂坤在《呻吟語》中說：“愚蠢的人，別人會譏笑他；聰明的人，別人會懷疑他。只有內心聰明而看起來愚笨的人，纔是真正的智者。”
大智若愚，是人生的一種境界。大智若愚的人，其態度總是平淡如水，一幅與世無爭的樣子。他們或者“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或者身居鬧市，仍心清如鏡。因爲他們深知物極必反，刀磨得過於鋒利，刀刃很快就會翻卷而失去作用。
有這樣一則故事：北風和太陽比誰厲害，它們達成協議，誰能最先讓一個走路的人脫掉衣服，誰就爲贏。北風用盡力氣呼呼地吹，但是它吹得越厲害，走路的人就把身上的衣服裹得越緊。
而太陽呢，它慢慢地放出熱量，走路的人感到陽光的溫暖，就一件一件地開始脫衣服；直到最後覺得太熱了，索性把衣服全部脫掉，跳到河裡去洗澡。
北風采取強硬手段，不僅沒有達到效果，反而適得其反；太陽卻很溫柔，它知道智者不銳，所以它是以柔克剛。
“智者爲人，心平氣和，遇亂不懼，得寵不驚，受辱不躁；智者處事，含而不露，隱而不顯，自自然然，實實在在。”
《菜根譚》中有言：濃肥辛甘非真味，真味只是淡；神奇卓異非至人，至人只是常。一個很有智慧的人，我們很難見到他有什麼銳利之處。因爲智者從來不以大刀闊斧、慷慨激昂表現自己，因此他也不會因爲強大的反作用力而被擊倒。這就像中國武術中的太極，以柔克剛、以弱勝強。
智者雖看似柔弱似水，其內心卻蘊藏着巨大的能量。這樣的人，最有可能成爲成功者，因爲他的“柔弱”中潛藏着足夠的變通，像水一般，無所不至、無堅不摧。反之，一個愛出風頭、愛鑽牛角尖的人，往往最容易碰壁、失敗。
古人言“勿以己之長而蓋人，勿以己之善而形人”，我們不能毫無顧忌地顯露自己的才能、智慧，這樣，讓他人往哪裡站呢？做人需要“守愚”，需要韜光養晦，最好的方法就是做一個老實、內秀之人。
老子在《道德經》中說道：“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真正的智者不會誇誇其談，一味表現自己，他們往往是“沉默”的。他們知道“盛名之下，其實難副”，外界的稱譽、他人的恭維，很容易讓人膨脹得失去自我。只有堅守內心的沉靜、清明，才能活得真實、自然。
老子接着說：“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慾，絕學無憂。”
拋棄聰明智巧，人民可以得到百倍的好處；拋棄仁義，人民可以恢復孝慈的天性；拋棄巧詐和貨利，盜賊也就沒有了。聖智、仁義、巧利這三者全是巧飾，作爲治理社會病態的法則是不夠的。所以要使人們的思想有所歸屬，就必須保持純潔樸實的本性，以減少私慾雜念；就必須拋棄聖智禮法的浮文，以免於憂患。
人類在自然中，原本只是渺小脆弱的生物，但某些人卻急着去表現他的偉大聰明，結果違反了自然之理，所有人都受到了傷害。若能絕聖棄智，回覆自然的本色，反而是民利百倍了。
口號喊得愈響的，必定是問題愈多的，只有在絕仁棄義的時候，仁義才能被真正遵守，人民才能恢復孝慈。
每個人都自認爲聰明，每個人都只顧着維護自己利益的時候，社會自然是笑貧不笑娼，貪污橫行，盜賊都成了英雄。只有絕巧棄利的時候，這個世界才能合理有序。
聖智、仁義、巧利，其實都是人僞，只是種文采而已，是不足以其來治理天下的，所以統治者會刻意強調，要別人來遵守。其實這樣的做法，只會把事情搞得更糟。
老子這段話是崇尚樸質、自然，反對心機、狡詐。過分運用機智，的確會弄巧成拙，不如樸質直接來得有效果。這個道理，被莊子演繹得更加巧妙傳神。在《莊子·天地篇》中，有這樣一個故事。
子貢到南邊的楚國遊歷，返回晉國時，經過漢水的南岸，見一老人正在菜園裡整地開畦，打了一條地道直通到井邊，抱着水甕澆水灌地。雖然他吃力地來來往往，卻是用力多功效少。
子貢見了說：“如今有一種機械，每天可以澆灌上百個菜畦，用力很少而功效頗多，老先生你不想試試嗎？”
種菜的老人擡起頭看着子貢說：“應該怎麼做呢？”
子貢說：“用木料加工成機械，後面重而前面輕，提水就像從井中抽水似的，快速猶如沸騰的水向外溢出一樣，它的名字叫做桔槔。”
種菜的老人變了臉色譏笑着說：“我從我的老師那聽到過這樣的話：有了機械之類的東西，必定會出現機巧之類的事；有了機巧之類的事，必定會出現機變之類的心思。機變的心思存留在胸中，那麼不曾受到世俗沾染的純潔空明的心境就會變得不完備；純潔空明的心境不完備，精神就不會專一安定；精神不能專一安定的人，大道也就不會充實他的心田。我不是不知道你所說的辦法，只不過感到羞辱而不願那樣做呀。”
子貢滿面羞愧，低下頭去不能作答。
從蠻荒時代到信息時代，科學的發展一直是人們所汲汲追求的。人們從不去考慮科學發展的弊端以及如何消除這些弊端，早在兩千年前的莊子看到了，他認爲科學技術的進步必然產生“機巧”之類的事，“機巧”的出現必然產生“機變”的心思。這樣發展下去，整個社會難免會陷入混亂、失序當中。
鐵器時代取代石器時代，是科學進步的結果，這使生產力有了極大的提高。但隨即殺人的手段也更進步、更快捷、更方便，可以一刀致人於非命，真可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火藥的出現使人類在與自然界的鬥爭中有了新的手段，開山闢路無不顯示其威力，但隨即殺人的手段也不知提高了多少倍。在冷兵器時代，殺人只能一個一個地殺，現在好了，可以毫不費力地一殺一大羣、一殺一大片。
科技的過度發展，使人類更接近於自己挖掘的墳墓。信息時代使我們暗自慶幸自己趕上了好時光，生活上我們想吃什麼有什麼，想怎樣做就怎樣做，真可謂隨心所欲。但殺人的手段也已經到了更加瘋狂的地步，美國、俄羅斯任何一個國家的核武器都足以使整個地球進入“核冬天”而毀滅。
科學的過度發展，使我們人類已經爲自己掘好了豪華的墳墓。所以，當我們爲科學發展高唱讚歌的時候，也別忘了像莊子一樣，反思一下。如果由於過度關注外在而使我們忽略了自己的內心，如果只有物質、沒有精神，我們如何獲得人生的平衡，社會的良性發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