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有少數人會嚮往那種終極的自由：不爲形役，與天地合一，逍遙自在。就像中國的莊子，他爲什麼能夠達到那種在天地之間逍遙遊的人生境界？自由，是因爲他不在乎，我們只會被自己真正在乎的事情拘束住。
不自由會怎麼樣？就會感覺很“悶”。我們看中國古代造字很有智慧，“悶”，就是一個“門”裡面有一顆“心”。就是說，你把自己的心關在一扇門裡出不來了，就會心中煩悶。
我們能不能打開這扇門呢？這全在我們自己。所謂“看破”才能“放下”，這就看我們有沒有那種“看破”的智慧了。
人活着的時候，名與利二字最重，但到了大限將至，我們立馬就能將其“看破”。老子說：“吾有大患，爲吾有身。”要“看破”生死，那可就難了。
《論語》當中記載，子路問鬼神之事，孔子淡淡地說：“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活人的事你還沒弄明白，怎麼先想着去侍奉死人？孔子是告訴子路學習還是要先樸素一點，從眼前開始，別去考慮虛無玄遠的東西。
但生死是大，子路不甘心，他接着問道：“敢問死。”死亡是怎麼回事？
孔子又淡淡地告訴他：“未知生，焉知死。”連生的道理還不明白，怎麼能夠懂得死？
從這段記載當中我們可以看出，孔子是主張積極入世的，對於生死之事，他很少談及。至於他老人家到底是不是“看破”了生死，我們就不能妄加揣測了。但莊子之“看破”，應該是毋庸置疑的。
莊子有一個“鼓盆而歌”的故事。是說莊子的結髮妻子先他而去，好朋友惠施前去弔唁。到他家一看，莊子在那敲盆唱歌呢。
莊子告訴他：老伴剛走的時候，我怎麼能不難受呢？但是現在我突然想明白了一個道理——察其始而本無生。當我真正追本溯源去觀察最初的開始，發現人原本沒有生命。沒有生命就沒有形體，沒有形體就沒有氣息。天地之間，無非是一股氣一股氣聚集起來，然後逐漸找到一個形體，由形體孕育出生命，人就是這樣來的。
現在，我妻子順着這條路回去了，她比我先走，此時此刻，她也許正在一個密室裡，踏踏實實地睡覺。她解脫了，我還不高興嗎？想到這裡，我就忍不住敲盆唱歌啦！
面對親人之死，莊子如此坦然欣慰。這種達觀、超脫的心態，一些大智慧者也能做到。在我國民間有一個說法，叫做“紅白喜事”：紅喜事，是嫁娶，生命繁衍的開始當然是一樁喜事；白喜事，是壽終天年爲老人送行，也是一樁喜事。所謂紅白，只是生命的兩端，生與死之間不過是一種形態的轉化，爲什麼不喜呢？
如果真有莊子這樣的心態，我們一定會少了許多牽絆和苦楚。
自古到今，生老病死，總免不了有一番相送。莊子是怎麼面對他的一死呢？他有很多學生，大家在商量，老師如果真有一天，到了百年之後，怎麼給老師打點身後之事？
莊子對他的學生講：我死了以後，什麼東西都別準備，我就用整個天地做大棺材，日月爲連璧，星辰爲珠璣，萬物是我的葬品。我就要這麼一個大葬禮，直接把我扔出去就完事了。
學生不敢，說如果不給老師弄個小棺材，扔在外面，被野獸吃了怎麼辦？
莊子想了想，告訴學生：我要是扔在荒山之上，可能是被那些蒼鷹、烏鴉，天上的飛鳥飛禽啄食了。如果你們把我裝在棺材裡，埋在地底下，有朝一日木朽人爛，我喂的就是地下的那些螞蟻、螻蛄，所有地底下的小蟲子。到時候，無非就是個飼料而已。幹嘛要搶天上飛鳥飛禽口裡的食物，去喂地底下的小蟲子呢？你們也太偏心了吧！
這就是莊子對生死的看法。莊子的這個看法，讓人想起在西藏某些地方流行的天葬。它是藏地古老而獨特的風俗習慣，也是大部分西藏人採用的喪葬方法，因爲藏族認爲其祖先來自天上，死後歸天。
藏語稱天葬爲“杜垂傑哇”，意爲“送（屍體）到葬場”；又稱“恰多”，意爲“喂鷲鷹”。據此可知這種“天葬”亦可謂之“鳥葬”。天葬，就是將死者的屍體喂鷲鷹。
天葬在天葬場舉行，各地有固定地點。人死後，停屍數日，請喇嘛唸經擇日送葬。出殯一般很早，有專人將屍體送至天葬臺，天葬師首先焚香供神，鷲鷹見煙火而聚集在天葬場周圍。
天葬師隨即將屍體上的衣服剝去，按一定程序肢解屍體，肉骨剝離。骨頭用石頭搗碎，並拌以糌粑，肉切成小塊放置一旁。最後用哨聲呼來鷲鷹，按骨、肉順序餵食，直到吞食淨盡。
其實在很多文化中，一些理念是相通的，那就是豁達，而豁達是解脫的前提。在媒體上，我們有時會看到一些關於抗癌明星的報道。過去一聽說得了癌症，幾乎就是判了死刑，但爲什麼有的人能活很多年？
因爲他有一種內心的調理，他樂觀。他自己不懼怕死亡，奈何以死懼之？當我們看破了名，想透了利，甚至不懼生死，那我們的心靈空間該有多大啊！那是一種大境界。
可能有人會有疑惑：莊子看破了這麼多，這個人是不是很消極啊？對他來講，一切已經無所掛礙了，他還在乎什麼呢？
看破一切，並不表示他可以遊手好閒，什麼都不做；或者百無禁忌，做什麼傷天害理的事都不怕。看破，是一種人生的境界，是其內在的生命狀態，跟他具體做什麼無關。有這樣一個故事：
哲學家見一位漁夫在海灘上曬太陽便奇怪地問：“你怎麼不去捕魚？”
漁夫說：“我已經回來了。”
哲學家說：“爲什麼不多捕一船？”
漁夫答：“吃喝夠用了。”
哲學家說：“多捕魚可以多存錢呀。”
漁夫搖頭道：“存錢幹什麼？”
哲學家算道：“如果你每天多捕一船魚，十年後就能買很多船。”
漁夫懶洋洋地說：“那又怎麼樣？”
哲學家認真地說：“那時，你就可以安安穩穩地躺在海邊曬太陽了。”
漁夫說：“我現在已經安安穩穩地躺在這個海邊曬太陽了。”
無論你的人生境界如何，首先還是要像一個“人”那樣活着的。所謂絢爛之極歸於平淡，真正的智者，往往都是深藏不露的，從外表你根本看不出他跟普通人有什麼不同。
中國自古即有這樣的古語：小隱隱於野，中隱隱於市，大隱隱於朝；小隱在山林，大隱於市朝。那些所謂看破紅塵，隱居於山林的隱士往往只是形式上的“隱”而已。真正達到物我兩忘的心境，反而能在最世俗的市朝中排除嘈雜的干擾，自得其樂。隱居於市朝，纔是心靈上真正的昇華所在。
佛家也有類似的說法。小乘人一般是爲了使自己出離苦海、得到解脫，所以他們往往出家爲僧、參禪修道，他們行的是“解脫道”；而大乘人不光是爲了個人的解脫，他們以普度衆生爲本懷，所以他們往往在市井裡巷、門庭市招隨緣化人，行的是“菩薩道”。
其實入世與出世，沒有本質的區別，只是心態的不同罷了。莊子在他的書裡留下了很多他生活的影子，其中有很多判斷跟儒家彼此呼應。只不過儒家看重的是大地上聖賢的道德，是人在此生中要建功立業；而道家看重的是更高曠的蒼天之上，人的精神的自由，是人在最終成全後的超越。
中國的儒家思想，在社會這個尺度上，要求人擔當，而道家的思想是在生命層面上要求人超越。擔當是一份社會責任，是對於我們的“社會人”屬性而說；超越是一種生命境界，是對於我們的“自然人”屬性而說——二者相輔相成，互爲表裡，是融通無礙的。
莊子的生命哲學，絕不是簡簡單單的積極或消極，而是在不同的生命體系上給我們建立起來的參照系統。用莊子的話說：人生至高的境界就是完成天地之間一番逍遙遊。也只有看破了內心的重重樊籬障礙，仰觀天地遼闊、俯品人世浮沉的人，纔是真正意義上的大寫的“人”。
3.找到自己的信仰：吾心安處是吾鄉
臺灣詩人鄭愁予有這樣一首盡人皆知的詩：
我打江南走過
那等在季節裡的容顏如蓮花的開落
東風不來，三月的柳絮不飛
你的心如小小的寂寞的城
恰若青石的街道向晚
跫音不響，三月的春帷不揭
你的心是小小的窗扉緊掩
我達達的馬蹄是美麗的錯誤
我不是歸人，是個過客
除了把它看作一曲溫情款款、悽寂婉約的愛情歌謠，我們也可以把它解讀爲一首充滿哲理意味的詩（當然，溫暖的情感和冷峻的理智都是人所必需的；但作爲一本書，如果只是談一些風花雪月的情感，未免會流於濫情。但做到“美”與“智”兼顧，確實很難，筆者也只是盡力）。
提到這首詩，是因爲想起了它當中的那兩個詞：歸人，過客。古人曾感慨說：“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暫時寄居在這人世間的我們，真的就像一個匆匆的過客，總是易於腐朽的。
人生，不過是向上天借來的一段光陰，借條也許是打過的。上天把我們送到這個世界之後，便把我們遺忘了。於是，我們獨自在陽光下歡笑流淚，在午夜夢迴時低吟淺唱；於是，我們在日落的斑駁光影裡懷想往事一幕幕，在一個清晨或黃昏擡頭看上這個世界最後一眼……
一些小小陶醉，一點淺淺徘徊，也就是人生了吧。然後某天，上天會突然好心地記起我們這個被他遺忘的孩子，於是他不由分說地連本帶利將一切收回，一切又迴歸爲“零”的原始狀態。
是“過客”的同時，我們又必定是個“歸人”。因爲既然是“客”，就必定想回到自己的家，只有那樣才能心安理得，“金窩銀窩，不如自己的草窩”。佛家即把人生比作“客居”，《楞嚴經》中說：“譬如行客，投寄旅亭，宿食事畢，俶裝前途，不遑安住。若實主人，自無攸往。”
人生就像旅館，我們來也匆匆、去也匆匆，去往何方呢？
隨着年齡的增長，可能我們都有這樣的感覺：
那個自己出生、成長的地方，已經不是自己真正的家了，跟父母、跟兄弟姊妹已經過於疏遠了——心，不在一處了；
然後我們組建了自己的小家，發現這纔是自己的寄託，於是把另一半、把子女當成了自己的家；
人過中年，耄耋將至，兒女成羣子孫滿堂，看着這些骨肉親人，突然發現，家——也並不在這裡。
這讓人想到了一輩子受盡妻子嘮叨、埋怨的托爾斯泰，在1910年10月28日凌晨——他生命當中的最後幾天，已經是風燭殘年的他終於鼓足勇氣戴上禮帽、拿起柺杖，一個人倔強地走出了家門。
在離家出走之前，於去向問題上雖然沒有明確的打算，但託翁還是考慮過的“到國外什麼地方去……比如去保加利亞……或者去諾沃切爾卡斯克，或者再往前走，去高加索……去哪裡都一樣，只要不去托爾斯泰信徒聚居地，找一間農民的小木屋……”
在上述地區和國家，託翁既沒有領地也沒有別墅，也就是說，他其實是打算做一個寓公，當一個房客。結果也如他所願，幾天後，託翁永遠地趴在了由一個家通向另一個家的路上。他要尋找一個真正的家，但家，在哪裡呢？
湯顯祖嘗言：“人之視蟻，細碎營營，去不知所爲，行不知所往，意之皆爲居食事爾……世人妄以眷屬富貴影像執爲吾想，不知虛空中一大穴也。倏來而去，有何家之可到哉。”
難道真如卡夫卡所說：目的雖有，道路卻無；我們謂之路者，乃躊躇也？離開這裡，離開當下，這就是我們的目的嗎？生活，真的“在別處”嗎？我們爲何如此彷徨不安呢？
因爲，這顆心不安。
詩人白居易曾經這樣吟歎：“身心安處爲吾土，豈限長安與洛陽”，“我生本無處，心安即歸處”。
所謂“吾心安處是吾鄉”，還鄉既是休歇，也是心靈的重新歸位。心靈業已抵達一個熟稔之地，有如財產失而復得。
人們常說戰爭的目的是終止戰爭、恢復和平，與此相似，所有心理活動的目的也是終止活動、恢復寧靜。心，總是不喜歡被打擾的，其厭惡令人煩擾和憂心的不確定性的程度，不亞於武大郎之厭惡西門慶、武二郎之厭惡潘金蓮。
我們的心就像更年期的女人，總是渴望安寧，卻又總是莫名地煩躁。每一次它從安寧狀態出發，都包含着歷經躁動然後迴歸安寧的深切意願。
問題被提出來，就是爲了得到解答，或者沒有答案而不了了之；涌現出來，就是爲了得到滿足，或者沒有得到滿足而被壓抑下去。總之就是，心不能忍受那種惶惶然而毫無歸宿的狀態。
然而，爲了像治病一樣快速解決問題，擾人的不確定性和疑惑常常被我們草草打發掉。人們迫不及待地接受種種理論、權威、信仰、大師、救世主的統治，不經過自己的理性分析就把各種聖經、聖人變成自己的救命稻草。這就跟原始人在發現了性的巨大樂趣之後，就產生了生殖崇拜一樣盲目、無厘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