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60年代末，國際形勢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社會主義陣營解體，資本主義陣營出現分化，國際權力結構處在深刻的變動之中。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宣誓就任美國第37任總統。在其就職演說中，尼克松宣稱：“我們正在進入一個談判的時代”，“讓所有國家知道，本屆政府的溝通渠道是開放的”，“我們尋求一個開放的世界——思想開放、物質和人員交流開放——在這個世界中，無論強弱，沒有哪個國家的人民將生活在憤怒的孤立之中”。這爲中美關係的改善提供了歷史契機。
一、中美關係正常化啓動的經過
中美關係正常化的啓動是一個曲折而富有傳奇色彩的過程。在毛澤東、周恩來親自運籌下，從尼克松總統釋放改善中美關係的信號開始，經過3年多的折衝樽俎，最後終於迎來了“改變世界歷史進程”的重大時刻。1972年，尼克松訪華，兩國發表了具有歷史意義的《上海公報》，中美關係正常化的歷史進程正式順利啓動。
1.美國主動釋放改善中美關係的信號
早在當選總統之前，尼克松已經萌生了改善中美關係的想法。1967年10月，他在《外交》雜誌上撰文指出：“從長遠來看，我們根本承擔不起將中國永遠置於國際大家庭之外，在那裡助長它的幻想、增加它的憎恨、威脅它的鄰國。在這個小小的星球上，沒有地方能夠使十億最具潛在能力的人民生活在憤怒的孤立之中。”正是基於這種認識，尼克松上任伊始就指示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研究改善中美關係的可能性，着手改善對華關係。
第一，明確表示不支持蘇聯進攻中國。1969年3月，中蘇在珍寶島爆發武裝衝突。美國認爲可以利用中蘇矛盾拉攏中國抗衡蘇聯，開始採取行動構建中美蘇三角關係。1969年夏，尼克松作出了兩項異乎尋常的決定：放開既有的中美華沙會談的所有問題，集中研究中國與美國對話的態度的廣泛問題，優先考慮確定隱約出現的中蘇美三角的範圍。同時，由於蘇聯多次試探美國對中蘇發生戰爭的態度，美國預感到中蘇戰爭危險增大，開始採取緊急措施。尼克松採取了也許是他就任總統以來最大膽的步驟，警告蘇聯不要進攻中國。9月5日，尼克松授權副國務卿埃利奧特·理查森發表了一個強有力的雙重聲明，主要內容是美國對中蘇戰爭“深切關注”。1970年2月，尼克松又在外交政策諮文中公開宣稱，美國不會跟蘇聯聯合對付中國。他說：“美國沒有興趣加入任何一方或者參加反對另一個共產主義大國的敵對聯盟。”這種表面上看來中立的立場，在當時中國面臨兩個超級大國聯合壓力的嚴峻形勢下，無疑是對中國態度友好的一種表示。
第二，公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存在。新中國成立以後，美國長期採取不承認政策，導致中美關係處於極端對立狀態。因此，正視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存在，成爲尼克松政府釋放對華善意的一個重要方面。1969年8月，國務卿羅傑斯在澳大利亞公開宣佈，美國歡迎中國在亞太事務中發揮重要作用。如果中國領導人放棄那種內省的“世界觀”，美國將“打開交流的渠道”。這是新中國成立20年來美國國務卿對中國最熱烈的評論。尼克松總統甚至改變了美國長期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存在的政策，開始公開使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稱呼。1970年10月26日，尼克松在歡迎羅馬尼亞總統齊奧塞斯庫的宴會上第一次有意識地使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稱呼，說齊奧塞斯庫“領導的政府是世界上既與美國也與蘇聯還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保持良好關係的少數政府之一”。
第三，強調改善對華關係的重要意義。20世紀60年代，美國內部改善對華關係的呼聲高漲。但是，“絕大部分報告的意見認爲，共產主義中國是無可救藥的擴張主義者，意識形態狂熱，固執地堅持世界革命”。針對美國內部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勢力依然強大的事實，尼克松政府反覆宣講改善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關係的意義，強調與中國改善關係不僅對於美國本身而且對於亞洲與世界和平都是重要的。1970年2月，尼克松在致國會的對外政策報告中指出：“我們亞洲政策的成功，不僅取決於我們與亞洲盟友合作的力量，而且有賴於我們與中國及蘇聯的關係。中華民族是一個偉大而重要的民族，不應該被孤立於國際社會之外。從長遠來看，沒有這個擁有7億多人口的國家的貢獻，穩定和持久的國際秩序就是不可想象的。可以肯定，採取能改善與北京實際關係的步驟，既符合我們的利益，也符合亞洲與世界和平與穩定的利益。”6月，在致1970年總統學者計劃的講話中，尼克松又大力宣講與中國改善關係並將中國納入國際社會的意義。他說：“我不僅想到蘇聯，一個像美國一樣的超級大國，而且想到共產主義世界另一半，中國，一個有7億人民的非超級大國。這7億人民不僅孤立於美國和自由世界，而且孤立於共產主義世界。我想，從現在起10年時，那時你們從大學畢業已經5年或6年，或者從現在起20年時，那時你們從大學畢業已經15年，如果這7億人民，那時可能是8億或9億人民，仍然憤怒地孤立於世界其他地方，那將是一個多麼危險、多麼不滿的世界。”
第四，採取改善中美關係的具體措施。爲了對中國產生實際影響，尼克松政府在經濟以及人員交流方面採取了一些具體的單方面措施。1969年7月，取消了美國人前往中華人民共和國旅遊的禁令，並允許美國人帶回價值100美元的中國產品，准許有限的美國谷物運往中國。11月，從臺灣海峽撤出兩艘驅逐艦。12月，宣佈允許美國公司的海外子公司向中國出售非戰略物資，部分取消對中國的貿易禁運。對於1969年美國改善對華關係的措施，尼克松說：“我們避開了可能遭致粗暴拒絕的戲劇性姿態。我們採取了不需要中國贊同但能夠表現我們希望有一個更正常、更積極關係的具體步驟。去年，我們已經使美國旅遊者、博物館和其他方面可以無需特別批准而對中國商品進行非商業性採購，將護照可以自動生效前往中國旅遊的美國人類別擴大到了國會議員、記者、教師、研究生和大學生、科學家、醫生和美國紅十字會成員，允許美國公司的海外子公司從事中國與第三國的商業貿易。”1970年4月，美國宣佈在國外子公司和國外公司同中國的貿易中，允許裝有美國製造的非戰略物資部件輸往中國。6月，衆議院第一次在援外法案中取消了反對中國加入聯合國的決定。8月，取消了禁止美國海外石油公司給裝載非戰略物資運往或運出中國的船加油的禁令。1971年3月，美國國務院取消了對於使用美國護照去中國大陸旅行的一切限制。4月，尼克松又發表聲明宣佈，“我決定不需要新的立法或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談判而採取如下行動：美國準備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到美國訪問的個人或團體加快簽證；將放寬美國貨幣限制，以允許中華人民共和國使用美元；除了中國擁有或中國特許的前往或來自北越、朝鮮或古巴的運輸工具外，將終止對美國石油公司爲前往中國或來自中國的船舶或飛機提供燃料的限制；美國船隻或飛機現在可以在非中國港口之間運輸中國貨物，懸掛外國旗幟的美國運輸工具可以停靠中國港口；我已經要求提出一個根據一般許可便可直接向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口的非戰略性項目清單。在我評估和批准這個清單上的具體項目後，屆時將授權直接從中國進口指定項目”。6月，白宮公佈對華非戰略性項目貿易貨單，從而結束了對華貿易禁運。
2.中國積極迴應美國的和解信號
正當尼克松政府頻頻向中國釋放和解信號的時候，中國由於面臨蘇聯的威脅日益加深也正在考慮調整國際戰略。中共九大閉幕後，毛澤東指示陳毅、葉劍英、徐向前和聶榮臻研究國際形勢。在提交的《對目前局勢的看法》研究報告中，4位元帥認爲蘇聯確有侵略中國的打算，但是由於美蘇矛盾的存在，蘇聯遲遲下不了決心。這在一定程度上爲中國調整國際戰略提供了戰略依據，爲中國積極改善對美關係奠定了基礎。正是在這種認識的基礎上，中國對尼克松政府的和解信號進行了積極的迴應。
第一，以實際行動迴應美國改善關係的具體措施。對於美國從經濟和人員交流方面採取具體措施緩和中美關係，中國在美國人特別關心的在華美國間諜問題上採取了積極、具體的迴應措施。1969年7月24日，在美國宣佈放鬆美國公民到中國旅行和美國人購買中國貨物的限制3天后，中國提前釋放了因非法越境而被逮捕的兩名美國人。在12月美國宣佈部分取消對中國的貿易禁運並減少了第七艦隊在臺灣海峽的巡邏以後，中國於1970年初恢復了中斷兩年之久的中美華沙大使級會談。6月，美國衆議院停止了在對外援助撥款中附加反對中國進入聯合國的決定。7月，中國又提前釋放了一名美國間諜。1971年4月，毛澤東決定邀請在東京出席第31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的美國乒乓球代表團訪華，以實際行動迴應了美國放寬人員前往中國的措施。訪問期間，周恩來通過美國乒乓球代表團寄語美國人民：“中美兩國人民過去往來是很頻繁的，以後中斷了一個很長的時間。你們這次應邀來訪，打開了兩國人民友好往來的大門。我們相信中美兩國人民的友好往來將會得到兩國人民大多數的贊成和支持。”實際上，這也是中國向美國發出的一個和解信號。
第二，多次含蓄地釋放同意改善中美關係的信號。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國國內局勢非常微妙，而且中國文化本來就有內斂含蓄的特點。加之在中美關係問題上，中國認爲美國霸佔中國臺灣，對中國實行封鎖禁運，改善中美關係應該美國採取主動。因此，中國對尼克松政府頻頻釋放改善中美關係信號的反應起初表現得比較含蓄。基辛格在《大外交》一書中寫道，1969年4月，在中共九大一個報告中，國防部長林彪沒有使用此前“美國是中國首要敵人”的標準提法。林彪還重申了毛主席1965年和埃德加·斯諾的談話：中國在境外沒有軍隊，除非領土遭到進攻，無意跟任何人打仗。在1970年10月1日國慶節慶祝大會上，毛澤東特意安排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斯諾，並在《人民日報》上刊發，藉此向美國發出改善關係的信號。12月6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聯絡部一個文件上批示：“對於一切外國人，不要求他們承認中國人的思想。”18日，毛澤東再次接見斯諾，在談話中向尼克松發出了明確的信息：“他如果想到北京來，你就捎個信，叫他偷偷地，不要公開，坐上一架飛機就可以來嘛。談不成也可以，談得成也可以嘛。何必總是僵着？”然而，中國領導人這些比較含蓄的表示沒有引起美國充分注意。基辛格在《大外交》中寫道：“雖然毛澤東指示其譯員把她的記錄交給了斯諾（以表示他的誠意），但是直到此後幾個月尼克松訪華的事情已經通過其他渠道得到解決以後，華盛頓才知道這一邀請。”但是，尼克松在其回憶錄中說幾天後就知道了。
第三，積極推動美國派高級別代表來北京商談。華沙大使級會談恢復後，在第135次會談中，美方提出派代表去北京或接受中國代表到華盛頓直接商談。對此，中方採取了積極的態度。在第136次會談中，中方表示願意接待美國部長級代表或總統特使前往北京商談中美關係的根本原則問題。1970年11月，周恩來通過葉海亞·汗總統回答尼克松從“巴基斯坦渠道”傳來的口信說：臺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解放臺灣是中國內政，不容外人干預。美國武裝力量佔領中國臺灣和臺灣海峽，是中美關係緊張的關鍵問題，中國政府一直願意以談判來解決這個問題，但是談了15年還沒有結果。現在，尼克松總統表示要走向同中國和好。如果尼克
鬆真有解決上述關鍵問題的願望和辦法，中國政府歡迎美國總統派特使來北京商談。時機可通過巴基斯坦總統商定。不久，他又通過羅馬尼亞部長會議副主席勒杜列斯庫答覆尼克松從“羅馬尼亞渠道”傳來的口信：尼克松說願意跟我們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恢復會談，如果他真有解決關鍵問題的願望和辦法，我們歡迎他派特使來北京談判。不僅是特使，尼克松自己來也可以。1971年4月，中國又一次帶信給美國：中國政府重申，願意公開接待美國特使如基辛格博士，或美國國務卿甚至美國總統本人來北京直接交談。顯然，中國的積極推動發揮了重大作用。由於美國內部對改善中美關係仍然存在分歧，尼克松和基辛格在訪華問題上比較謹慎，擔心前功盡棄或陷於嚴重的國際窘境。所以，在收到中國邀請基辛格訪華的信後，尼克松和基辛格非常激動。基辛格甚至說：“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美國總統所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
3.中美關係正常化進程的成功啓動
新中國成立後，中美兩國在彼此隔絕、相互孤立的狀態下對峙了22年。1969年尼克松入主白宮後，兩國領導人以政治家的膽識、戰略家的眼光擘畫打開兩國交往的大門。經過三年反覆溝通、積極籌劃，中美兩國終於迎來了改變世界的關鍵時刻。在基辛格兩度訪華的厚實基礎上，1972年2月，尼克松訪華髮表《上海公報》，成功打開了兩國人民友好往來的大門。
第一，基辛格成功實施“波羅行動”計劃。經過中美雙方共同努力，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訪華的“波羅行動”計劃正式實施。9日，基辛格經過巴基斯坦秘密到達北京，與中國進行高級會談。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美國高層官員第一次訪華，中國政府高度重視，專門成立了會談班子。基辛格抵達北京當天，周恩來就和他進行了兩次會談，第二天又進行了三次會談。雙方主要就臺灣問題、尼克松訪華問題進行了討論。經過前後17個小時的緊張會談，最後雙方就尼克松訪華達成協議。11日，基辛格返回巴基斯坦。16日，雙方公佈尼克松訪華《公告》：“獲悉，尼克松總統曾表示希望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周恩來總理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邀請尼克松總統於1972年5月以前的適當時間訪問中國。尼克松總統愉快地接受了這一邀請。中美兩國領導人的會晤，是爲了謀求兩國關係的正常化，並就雙方關心的問題交換意見。”此外，在這次高級會談中，雙方還確定了新的秘密聯繫渠道“巴黎渠道”，中美華沙大使級會談正式結束了自己的使命。基辛格秘密訪華取得了成功，“波羅行動”計劃圓滿完成，從而翻開了中美關係史的新一頁。
第二，尼克松訪華前夕的兩場前哨戰。中美達成尼克松訪華的協議後，爲了確保尼克松訪華成功，中美之間又進行了兩輪高級會談。10月20至26日，基辛格第二次訪華，周恩來先後跟他會談了10次，除討論尼克松總統訪華的日期、會談方式和通訊聯絡等問題外，雙方着重就臺灣、中南半島、朝鮮、 日本和南亞次大陸等重大地區問題交換了意見，主要就尼克松訪華時的聯合公報草案進行了反覆討論。在會談中，中方表示了相當靈活的態度。周恩來說：“美國的對外政策有一個歷史傳統，不可能一下子隔斷，但是要打破一些框框。”這爲會談成功奠定了基礎，雙方就尼克松訪華聯合公報草案達成了初步共識。
爲了給尼克松訪華做最後的技術安排，1972年1月初，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副助理黑格訪華。事實上，黑格這次訪華另有所圖，即美國想利用蘇聯的對華威脅嚇唬中國，迫使中方在聯合公報上再做妥協。對此，中方進行了嚴正駁斥。關於蘇聯對中國的威脅，周恩來說：“我們早已說過，我們準備敵人從四面八方打進來，不惜承擔最大的民族犧牲，奮鬥到底，爲人類進步事業做出貢獻。事實已經證明並將繼續證明，一切妄圖孤立、包圍、遏制、顛覆中國的陰謀都只能以可恥的失敗告終。”關於美方希望通過訪華加強尼克松的世界領袖形象，周恩來說道：“我們從不認爲有什麼自封的世界領袖”，“中美兩國關係並未正常化，但中國將以應有的禮儀接待尼克松總統，並將爲謀求中美高級會談取得積極成果作出自己的努力”。關於公報草案中有關臺灣問題的措辭，周恩來強調：“我們在公報草案中已盡力照顧到你們的困難”，“如果屈從某些反對中美關係正常化的勢力而從原來的立場後退，這不會爲中美雙方帶來好處”。顯然，這次會談雖然最後沒有破裂，但充分表明兩國仍然存在很大的利益和認識分歧。這預示着中美關係正常化的歷程不可能一帆風順。
第三，尼克松訪華髮表《上海公報》。經過充分準備，1972年2月，尼克松總統在羅傑斯國務卿和基辛格陪同下進行訪華，於21日上午10時31分到達北京，受到了周恩來等黨政軍領導人到機場迎接的待遇。毛澤東對此非常重視，午飯後立即會見了尼克松。中美之間的會談主要是在周恩來與尼克松之間進行的。雙方主要就臺灣問題進行了會談，還就美蘇關係、裁軍及南亞等問題交換了看法。由於兩次前哨戰已經解決了聯合公報的大部分問題，因此這次會談相對比較順利。通過反覆商談，雙方終於達成了《上海公報》。《上海公報》以客觀地表明分歧、肯定共識的方式，列舉了兩國在臺灣、中南半島、朝鮮等重大問題上的不同觀點，承認兩國在社會制度和對外政策方面存在區別，表明了雙方在發展貿易及在科學、技術、文化、體育及新聞等方面的聯繫和交流上達成的共識。28日，《上海公報》正式發表，尼克松訪華取得了成功。這對世界格局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尼克松在上海爲其舉行的宴會上高興地說：“我們訪問中國的這一週，是改變世界的一週。”中美最高領導人的會晤以及《上海公報》的發表，標誌着中美關係正常化的歷史進程正式啓動。
二、中美關係正常化啓動的原因
新中國成立後，美國對中國實行封鎖禁運政策，導致中美兩國彼此敵視了20多年。1969年尼克松入主白宮後，經過三年努力，兩國終於打破了彼此隔絕、對立的堅冰，開啓了中美關係正常化的大門。對於中美關係正常化的啓動，基辛格指出：“中國領導人所要的是，美國擔保不會與克里姆林宮合作施行勃列日涅夫主義。尼克松想要知道的是，中國是否可能與美國合作對付蘇聯在地緣政治上的攻勢。”誠然，蘇聯問題是中美改善雙邊關係的主要原因，但是兩國也存在一些其他方面的考慮。
1.美國改善對華關係的原因
尼克松之所以積極打開中美關係的大門，是由美國面臨的國內外環境決定的。20世紀60年代，國際形勢發生了不利於美國的變化，國內社會經濟形勢也變得非常糟糕。尼克松和基辛格想借助中國改善對美不利的國際局勢，促進國內經濟發展，維護美國的霸權。在評論尼克松訪華的原因時，有學者指出，“中美關係的正常化是經濟發展、技術轉讓、國家安全、學者交換以及西方國家所夢寐以求的進入中國市場的關鍵所在。”因此，推動尼克松政府打開中國大門的原因是多維的，不僅僅是國家安全的需要。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蘇聯霸權主義對美國構成了嚴重挑戰。1972年尼克松在跟周恩來會談時指出：使美國和中國走到一起來的，不是哲學概念，也不是友誼，而是國家安全。第二次世界大戰造就了美蘇兩個超級大國。但是，在力量對比上，蘇聯在戰後初期和美國相距甚遠。爲了稱霸世界，美國對蘇發動“冷戰”，以遏制“共產主義暴君的擴張浪潮”，對華政策也被納入冷戰的軌道。赫魯曉夫執掌蘇聯黨政大權時期，追求與美國合作主宰世界，推行和平共處、和平過渡、和平競賽的所謂“三和”政策，蘇聯在美蘇關係中總體上處於守勢，美國不具有改善對華關係的緊迫感。勃列日涅夫上臺執政後，蘇聯國內局勢比較穩定，經濟得到了較大發展，特別是軍事實力大大增強，對外實行與美國爭奪霸權的全球政策，對美國霸權構成了嚴重挑戰。同時，蘇聯拋出勃列日涅夫主義，在中蘇邊境駐紮重兵，出現了重新將中國納入其控制下的危險。“蘇聯武力干涉中國將是古巴導彈危機以來對全球力量平衡的最嚴重威脅。將勃列日涅夫主義應用於中國，意味着莫斯科盡力迫使中國政府像一年前捷克斯洛伐克那樣被迫屈服。那麼，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將臣服於一個核大國。這將是令人畏懼的中蘇集團復活的一個不祥徵兆。那個龐然大物在20世紀50年代引起了恐懼。”爲了避免這種可怕前景、維護美國霸權，尼克松和基辛格決定打開中美關係的大門，結束中美相互敵視的狀態，阻止中蘇集團復活。同時，藉助中國抗衡蘇聯，迫使蘇聯對美讓步，以改變美國在美蘇關係中的不利處境。“一旦蘇聯不能再利用世界上最強的國家與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之間常存的敵意——更何況它們實際上被視爲已經開始合作——蘇聯不妥協的餘地就會減少，甚至消失。由於威脅的姿態可能強化中美合作，蘇聯領導人將不得不兩邊下注。因此，在20世紀60年代末期的環境下，改善中美關係成爲尼克松政府對蘇策略的關鍵因素。”
第二，來自越南戰爭的壓力越來越大。尼克松入主白宮時，約翰遜政府給他留下了一個越南戰爭的爛攤子。戰爭不僅消耗了美國大量物質財富，而且奪去了很多美國人的生命。隨着戰爭中美國陣亡人數的增加，美國國內反戰情緒迅速高漲，遊行示威時有發生。在1969年11月15日舉行的新示威中，舊金山12.5萬多名示威羣衆中一部分高呼和平，而黑豹黨頭目戴維·希利亞德堅持說：“我們要殺死理查德·尼克松，我們要殺死任何阻礙我們獲得自由的人。”面對在越南問題上的困境，尼克松政府希望迅速而體面地結束戰爭。但是，越南堅決拒絕做出讓步。因此，尼克松希望通過改善與蘇聯、中國的關係對越南施加壓力，迫使越南同意按照美國的方式結束戰爭，從而使自己體面地擺脫困境。他寫道：“我歷來相信，要想同北越成功地達成一項和平協議，一個必不可少的因素是在可能的情況下謀求蘇聯人和中國人的幫助。儘管能否同中國重新接觸以及能否同蘇聯實現緩和最終取決於他們的態度，但我仍然認爲這將是加快結束戰爭的一種可能手段。”但是，當時蘇聯在越南戰爭中的作爲令尼克松政府感到非常失望。而且，美國認爲中國對越南具有較大的影響。事實上，“越南北方堅持武裝抵抗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國在向越南提供全面援助的同時，也一再勸告越南領導人不要輕易接受美國的和談建議，否則越南的民族解放鬥爭和完成國家統一的鬥爭將前功盡棄”。因此，要體面地結束越南戰爭，就要打開中國的大門。對此，基辛格指出，“和中國的和解有着戰略上的考慮：制約蘇聯，無論是向它施壓還是引導它進行認真的談判；孤立河內，給河內結束越南戰爭的壓力；通過展示美國仍有能力把握重大事務的主動權，使美國從印度支那混亂的撤退中仍保持自信”。
第三，美國國內發展對華關係的呼聲增大。隨着朝鮮戰爭的結束，對中國繼續實行封鎖禁運政策引起了國內的非議。1966年3月8日到30日，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舉行了12次對華政策聽證會，出席聽證會的人大多數對美國的對華政策提出了批評。著名中國問題專家鮑大可提出，從以往的經驗看，美國對中國的遏制也許還是有成效的，但是孤立中國則是失敗的和不明智的。美國政府當前對中國應實行一種“遏制但不孤立”的政策，而最終目的則是與中國“建立正常的外交關係”。在聽證會期間，198位專家聯名發表公開聲明，呼籲美國政府面對亞洲的現實，採取靈活的對華政策，與中國建立聯繫。要求改變對華政策日益成爲美國公衆的呼聲。同時，在政府內部，通過人員交流和商
業往來“馴化”中國也很有市場。在約翰遜政府時期，國家安全事務班子的中國問題專家詹姆士·湯姆森說道：“一直尋求對共產主義中國‘馴化’的美國，如果對遏制加以修正的話，即通過對自由世界的商品、人員和觀念的謹慎使用，那麼效果不是更好嗎？”1966年7月，約翰遜總統在美國亞洲政策的演說中談到中國時也宣稱：“打開封閉思想和社會的最強大力量是觀念、人員和商品的自由流通。”尼克松則強調：“我們不能僅僅等待變化，我們必須尋求促進變化。”商業部及商業界人士則呼籲通過打開中美關係大門來發展中美經貿關係，開拓中國市場，認爲美國對中國實行禁運是“不明智的”。顯然，美國國內出於各種原因而產生的這些改善對華關係的呼籲，也對中美關係的改善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
2.中國改善對美關係的原因
中國之所以在當時國內局勢十分混亂的環境中着手改善對美關係，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是戰略因素是最主要的。正如有人指出的：“中國人也是僅僅從戰略的角度來看待和解的嗎？實際上中國人認爲，兩國關係的重建是解決臺灣問題和結束國際孤立的一個途徑，中國所面臨的國際孤立正是美國以削弱中國革命爲目的策動的結果，並持續了許多年。”
第一，蘇聯對中國的軍事威脅不斷加大。新中國成立以後加入以蘇聯爲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並沒有消除中蘇兩黨兩國之間的內在矛盾和固有分歧。20世紀50年代末，中蘇矛盾逐漸顯露出來，並很快由兩黨間的分歧上升到國家利益的衝突。蘇聯不僅支持印度與中國對抗，而且逐漸在中蘇、中蒙邊境增加駐軍，形成對中國的軍事壓力。1968年以後，蘇聯在中蘇邊境的武裝挑釁增加，兩國邊境地區很快變得不安寧起來。1969年3月，中蘇在位於烏蘇里江主航道中心線中國一側的珍寶島幾次激戰，來自蘇聯的軍事威脅陡然增加。這對仍然同時處於兩個超級大國壓力下的中國構成了嚴重的安全挑戰。“珍寶島的衝突開始把中美蘇戰略關係的課題提上了毛澤東及其他中國領導人的戰略思考日程。”但是，此時中國對改善對美關係仍然存有疑慮。5月，蘇聯又鼓吹“亞洲集體安全體系”，想將中國孤立起來。8月，蘇軍又在新疆裕民縣鐵列克提地區越界襲擊中國邊防巡邏部隊，釀成大規模流血事件。在政治局的討論中，蘇聯國防部長安德烈·格列奇科甚至提出了“一勞永逸地消除中國威脅”的計劃，主張無限制地使用西方稱爲“巨型炸彈”的幾百萬噸級的炸彈。也有人提出用有限的核武器進行“外科手術式的攻擊”，來恐嚇中國人並摧毀其核設施。雖然由於擔心美國阻遏，蘇聯政治局在僵持一段時間後放棄了轟炸中國的計劃，但是決定在邊境全線派駐大量裝備有核武器的部隊來顯示蘇聯的實力。9月，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在北京機場與周恩來會晤，兩國關係有所緩和。但是，蘇聯仍在中蘇和中蒙邊境增加軍隊，總人數達到100萬，並部署了約佔蘇聯中程導彈總數1/3的中程核導彈，從而給中國造成了巨大的現實安全威脅。與此相反，美國此時深陷越南戰爭，正在調整國際戰略，對中國的安全威脅大大小於蘇聯，而且尼克松表示要改善對華關係。因此，中國決定利用美蘇矛盾打開對美關係的大門，抗衡蘇聯的軍事威脅。正如基辛格說的，“數世紀以來，中國一直以遠交近攻的策略來保障自身安全。毛澤東深以蘇聯擴張主義爲患，在對美開放方面也採取了同樣的策略。”
第二，解決臺灣問題離不開對美關係。臺灣問題是中國民主革命的遺留問題，中國堅持解決臺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不容外人干涉。但是，由於美國與臺灣簽有共同防禦條約，在臺灣駐軍並派第七艦隊在臺灣海峽巡邏，解決臺灣問題實際上離不開對美關係。因此，中國願意跟美國談判緩和臺灣海峽地區緊張局勢問題。1955年2月6日，周恩來在接見印度駐華大使賴嘉文時說：“中國是不拒絕同美國在國際會議上直接談的，因爲正是美國在干涉中國的內政，霸佔了臺灣，最近還派遣了這麼多的海空軍，陳兵臺灣海峽，直逼中國大陸和沿海島嶼，對中國進行戰爭威脅和戰爭挑釁。”然而，中美開始大使級會談以來，經過15年斷斷續續的談判，在臺灣問題上沒有取得任何進展。同時，經過海峽兩岸20年的談談打打，大陸的對臺政策也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和平解放臺灣的思想逐漸形成。而要實現臺灣的和平解放，就必須首先談判解決美國侵佔中國領土臺灣的問題。不打破中美關係的僵局，美國就可以不受任何約束地在臺灣問題上製造事端和麻煩，解決臺灣問題就會面臨更加巨大的困難。既然大使級會談沒有能力解決這個問題，那麼中國就希望通過更高級別的會談來解決這個問題。正如1971年中國政府致信美國所說的，“要從根本上恢復中美關係，必須從中國的臺灣和臺灣海峽地區撤走美國一切武裝力量。而解決這一關鍵問題，只有通過兩國高級負責人直接商談才能找到辦法。”可見，解決臺灣問題是中國改善對美關係的重要考量之一。正如周恩來說的，“毛主席八年前就講了，要我們做臺灣的工作。現在我們要通過在日本、美國的臺灣人做些工作，叫他們回祖國看一看，讓他們知道，祖國是關心他們的，大陸的政策不會損害臺灣人民的利益。”
三、中美關係正常化啓動的影響
在描述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中美關係時，竇克指出：“兩國的普通公民之間沒有正式的聯繫、貿易、合法的旅行往來以及任何雙邊的接觸。也許在當今的時代，還從來沒有兩個大國如此地相互隔閡，並且在和平的時期隔閡的時間又如此之長——如果把冷戰視爲無戰事的和平時期的話。”中美關係正常化的啓動，打破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與最發達的國家之間這種彼此孤立的狀態，從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1.改變了國際戰略力量的結構
中美兩國改善關係的主要動因首先是戰略上的。20世紀60年代，蘇聯拋出勃列日涅夫主義，在中蘇邊境駐紮重兵，對中國的國家安全和國際戰略力量平衡構成了巨大的威脅。基於這種客觀現實，毛澤東和尼克松合作打開了中美關係的大門，構建中美蘇大三角，形成了事實上的中美聯合對付蘇聯霸權主義擴張的局面。在《上海公報》中，雙方宣稱：任何一方都不應該在亞洲——太平洋地區謀求霸權，每一方都反對任何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這種霸權的努力。這雖然首先是中美雙方的自我約束，但是在當時無疑對蘇聯在亞太地區的擴張形成了制約。正是在這種戰略格局下，蘇聯改變了其咄咄逼人的戰略態勢，國際關係開始進入冷戰中的緩和時期。1971年4月中美開展乒乓外交後，蘇聯在5月就改變了強硬拒絕討論限制進攻性武器的態度。誠然，中美關係解凍主要是美國贏得了戰略主動，在一定程度上達到了美國追求的中國和蘇聯都願意與美國改善關係的目的。但是，對於中國來說，不僅美蘇實行軍備控制有利於減輕中國面臨的軍備競賽壓力，而且中美蘇大三角也爲中國抗衡蘇聯的軍事壓力提供了可資利用的力量槓桿。
2.推動了中美經濟往來和人員交流
在基辛格秘密訪華前夕，尼克松在堪薩斯城講話時指出：“我們所做的事情不過是開了門——開了旅行之門，開了貿易之門。”隨着中美關係正常化的啓動，“美國人對中國的興趣隨着美國外交關係的轉移，在被壓抑了20多年後突然爆發了。對中國的興趣擴展到了中國的一切，其涵蓋的領域從時裝到食品、從旅行到貿易、從科學到教育”。1972年，150多個美國商人蔘加了廣州春季和秋季出口商品交易會。1973年，美國大通曼哈頓銀行同中國銀行建立了業務關係。隨着經濟交往的發展，兩國的貿易額迅猛增加。1970年，中美之間沒有貿易往來，1971年雙邊貿易額僅爲490萬美元，1972年增加到9590萬美元，1973年又增加到8.0551億美元。同時，來中國訪問的美國國會議員、科學家、學者、記者也不斷增多，“和中國進行文化與教育交流的願望十分高漲，對165所大學所做的一個調查顯示，絕大多數人贊同和中國的交流項目”。到1974年末，美國有8000多人來中國參觀訪問。
3.促進了中美兩國人民的相互瞭解
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由於中美兩國人民不能相互交往，臺灣成了“美國人獲取關於中國文化和歷史知識的唯一途徑。學術界和政府中的多數人都是通過臺灣的報紙瞭解中國的”。“通過意識形態的交流、美國的幫助和保護，這兩個團體之間的感情聯繫就形成了，至少可以這麼說，通過和臺灣的密切聯繫，美國強化了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偏見。”加之，美國對華不友好的個人和集團的歪曲和誤導，美國人民對中國的誤解和偏見不斷加深。1971年5月19日，周恩來會見美國植物生理學家高爾斯頓教授和微生物學家西格納教授時，問他們覺得美國人民對中國怎麼看。他們答道，恐怕唯一恰當的形容詞是“完全無知”。我們的新聞報刊描繪的中國形象是這樣的：一個高度軍事化的社會，決心作重要的強國，決心在亞洲施加儘可能廣泛的影響。由於描繪了這樣一個形象，人們就更加懼怕中國，特別是因爲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同時不能忽視美國人民懼怕共產主義的心理。與此同時，中國人民心目中的美國也成了最危險的敵人、帝國主義侵略者。然而，中美關係正常化進程的啓動，爲改變雙方的這種認知狀況提供了途徑。通過與中國人接觸，尼克松認爲中國人比較容易相處、一點也不驕傲自負、念念不忘自我批評、有獻身精神、守紀律等；中國領導人也對美國整個代表團比較年輕特別感到驚訝，周恩來還表示在這一點上要向美國學習。1972年4月，參院共和黨領袖斯科特訪華後則退出了“院外援華集團”，因爲他通過親身觀察發現中國“不是一個侵略的民族”。
4.結束了中國孤立於國際社會的局面
新中國成立後，以美國爲首的資本主義國家對中國實行封鎖禁運政策，中國被孤立於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門外。20世紀50年代末，中蘇關係開始出現裂痕，到60年代兩國關係惡化，中國又逐漸被社會主義陣營所孤立。差不多與此同時，中國國內發生了“**”的動亂。這嚴重影響了外交，中國與發展中國家的關係出現了很大的問題。20世紀60年代末，中國基本上孤立於國際社會之外。珍寶島事件後，1969年3月22日，毛澤東對陳毅等人說：“我們現在孤立了，沒有人理我們了。”尼克松訪華開啓中美關係正常化的大門不僅使中國從兩個超級大國的聯合壓力下襬脫出來，而且使中國與發達國家以及發展中國家的關係出現了大發展。受美國對華政策的影響，意大利、奧地利、比利時、加拿大、英國、荷蘭、日本、聯邦德國、西班牙等西方大國均在此期間先後與中國建立了外交關係，也有一批發展中國家與中國建立了外交關係。此外，特別值得指出的是，美國對華政策的變化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中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的歷史進程。1971年10月，基辛格再度訪華時，聯合國大會以壓倒性多數通過了恢復中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的第2758號決議，恢復了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蔣介石的代表被驅逐出了聯合國。對於聯合國內部的這一變化，不僅美國始料未及，中國領導人也沒有料到。正如1971年10月28日周恩來對日本《朝日新聞》東京總社編輯局長後藤基夫等人說的，“我們這次沒有料到阿爾巴尼亞和阿爾及利亞等23個國家的提案會被通過，會被以壓倒的多數，就是超過三分之二的多數被通過。美國政府出乎意外，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也出乎意外。”從此，中國徹底打破了被孤立的狀態，真正登上了國際舞臺，並迅速融入國際社會。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