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訪華成功打開了中美關係正常化的大門。1973年，尼克松開始其第二屆總統任期。這爲尼克松政府兌現其完成關係正常化的承諾提供了條件。2月，基辛格訪華，兩國商定各自在對方首都設立聯絡處以便直接聯繫。5月，聯絡處正式開始工作，從而朝完成中美關係正常化邁出了實質性的一步。然而，由於各種原因，1974年初，中美關係正常化的歷史進程停滯下來，直到1978年初纔再次開始。
一、中美關係正常化停滯的表現
尼克松訪華打開了兩國關係正常化的大門。然而，兩國關係迅猛發展一陣後，旋即出現了熱情下降的局面。1974年初，尼克松政府明顯放緩了中美關係正常化的步伐。福特總統上任後，對中美關係正常化採取了拖的策略。卡特總統上任初期則對中美關係正常化徘徊觀望，猶豫不決。這樣，從尼克松總統第二任後期開始，經過福特總統任期到卡特總統上任初期，中美關係正常化處於停滯不前的狀態。
1.在臺灣問題上製造事端
美國與蔣介石有幾十年的交往歷史，與臺灣的關係是美國東亞政策的一個基本立足點。因此，美國堅持繼續保持與臺灣的“外交”和“防務”關係。1972年訪華前夕，對於臺灣當局，尼克松在致國會的外交政策報告中宣稱：“我們將保持我們的友誼，繼續我們的外交聯繫，堅守我們的防務承諾。”3月，《上海公報》剛發表幾天，助理國務卿馬歇爾·格林就飛抵臺灣給臺灣當局送去尼克松的親筆信，向蔣介石保證：“忠實地履行我們對臺灣的所有承諾和義務是美國政策的基石。”此後，尼克松政府又多次作出類似承諾。據統計，從1972年2月訪華到1974年8月辭職，尼克松政府曾在52個不同場合向臺灣當局保證美國將履行對臺灣承擔的安全義務。1974年，美國駐臺“大使”馬康衛任期屆滿，美國又任命職業外交官倫納德·昂格爾爲駐臺“大使”。福特繼任總統後繼續保持與臺灣的官方關係，堅持對臺防務承諾。1974年，福特政府允許臺灣在美國新設兩處“領事館”，使臺灣在美國的“使領機構”增加到15個，大大超過美國一些盟國在美國的外交使領機構。1975年4月，蔣介石去世，福特政府派出了副總統級別的官員前往臺灣參加喪禮。關於對臺灣的防務承諾，4月16日，福特在記者招待會上說：“我們珍視這種關係，我們現在關心，將來當然繼續關心……”不久，他又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說：“我的目標是進一步密切韓國與美國的關係，重申我們對臺灣的承諾，與印度尼西亞、菲律賓及其他太平洋國家更密切地工作。”
美國繼續對臺軍援和軍售，增強臺灣對抗大陸的軍事實力。蔣介石退守臺灣後，一直從美國獲得軍事援助，引進先進軍事設備。1974年6月，美國雖然宣佈結束對臺灣的軍援，但仍然每年給臺灣50萬美元用於訓練臺灣軍官。在軍售方面，美國一直沒有停止向臺灣出售武器，並且呈上升趨勢。在從臺灣撤走部分駐軍的同時，美國向臺灣出售了兩艘潛水艇、一些驅逐艦、一批軍用直升飛機、F-104G戰機和G-123飛機。20世紀70年代後期，美國政府通過對外軍售計劃和商業渠道向臺灣的軍售與70年代初相比有了顯著的增加，軍售總值從1973年的1.8億美元增加到1976年的3.87億美元和1978年的4.2億美元。不僅如此，美國還利用允許臺灣和美國公司聯合生產的方式，向臺灣轉讓先進的戰鬥機。1973年，美國與臺灣簽訂協議，授權臺灣與美國諾斯羅普公司聯合生產F-5E型戰鬥機。
美國無理要求在中美關係正常化後繼續保持與臺灣的“外交關係”。臺灣是中國的一個省，中國理所當然地反對任何製造“兩個中國”“一中一臺”的圖謀。1973年，中美互設享有外交特權的聯絡處，以此作爲中美關係正常化的一個重要步驟。美國政府卻在此問題上打起了主意，提出了一個“倒聯絡處”的方案。1974年初，美國明顯放緩了在中美關係正常化問題上的步伐。4月14日，鄧小平在出席第六屆特別聯大期間與基辛格談論中美關係正常化問題，基辛格推辭說美國在減少駐臺存在，在研究如何實現“一箇中國”的設想，但是還沒有想出解決辦法。11月下旬，基辛格帶着美國找到的“辦法”訪華。在與鄧小平會談時，基辛格提出，美國在臺灣問題上的處境與其他國家不同：一是美國同臺灣訂有《共同防禦條約》，二是美國國內存在着一股親臺勢力。因此，美國願意按“日本方式”解決中美關係正常化問題，但要在臺灣設“聯絡處”；美國將在1977年撤完駐臺全部美軍，但還沒有找到妥善解決美臺《共同防禦條約》問題的方案，希望中國聲明和平解放臺灣，以便美國考慮放棄美臺“防禦關係”。顯然，這種製造“一中一臺”“兩個中國”的所謂“辦法”遭到了中方的堅決反對。1977年8月，卡特政府國務卿萬斯訪華，在臺灣問題上提出了一個“仿聯絡處”方案。在與中國外交部長黃華會談時，萬斯提出中美關係正常化後須允許美國政府人員“在非正式的安排下”繼續留在臺灣，美國政府將在適當時候發表聲明重申美國關心並有興趣使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臺灣問題，希望中國政府不發表反對美國政府聲明的聲明，不要強調武力解決問題。實際上，這是基辛格“倒聯絡處”方案的變種。因此，中方對此嚴辭拒絕，並明確提出中美建交的條件。鄧小平在會見萬斯時說道：“國務卿先生提出的關於中美關係正常化的方案，比我們簽訂《上海公報》後的探討不是前進了，而是後退了。”“要實現中美關係正常化，在臺灣問題上有三個條件，即廢約、撤軍、斷交，按日本方式。”
2.重視蘇聯，忽視中國
冷戰時期，美蘇爭霸是國際關係的基本特點，東西方關係是國際關係的核心。20世紀60年代末，尼克松雖然提出了“五大力量中心”的概念，但是歐洲、日本和中國實際上仍然是一些潛在的力量中心。特別是中國，當時不僅非常貧弱而且國內處在混亂當中，在美國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還沒有真正顯現出來。正如毛澤東對基辛格說的，蘇聯是美國的政策重點，美國、蘇聯、歐洲、 日本、中國，中國是老五。我們是老五，是小拇指。因此，在尼克松政府的外交議程中，美蘇關係是首要的，中美關係是服從和服務於美蘇關係的。事實上，尼克松之所以急於打開中美關係的大門，主要是想以此爲美蘇關係注入新的動力。1972年，毛澤東在與基辛格會談時指出：美國可能踩着中國的肩膀去接近蘇聯。如果中蘇之間爆發戰爭，美國一開始可能不會介入，但向蘇聯提供軍事物資；過了一段時間，等中國把蘇聯拖得疲憊不堪了，美國會從後方向蘇聯發起攻擊。
事實上，在20世紀70年代，美蘇兩國首腦舉行了5次會晤，簽訂了100多個條約、協定，制定了指導兩國關係的基本原則。其中，尼克松舉行了3次，福特總統接任舉行了1次。可見，尼克松政府對美蘇關係是非常重視的。這種片面重視蘇聯的政策自然引起了中國的懷疑和不滿。據基辛格回憶，周恩來曾經問他：“在亞洲我們是否也打算強調遏制方針？還是企圖通過讓兩個共產黨大國鬥得兩敗俱傷來獲得自己的安全？如今越南戰爭已經結束，我們是否準備對蘇聯擴張主義進行鍼鋒相對的鬥爭？還是西方打算有意安撫蘇聯，企圖‘把蘇聯這股禍水東引’——即鼓勵或者至少默許它威脅中國？”6月，針對美蘇首腦華盛頓會晤，周恩來又突然召見美駐華聯絡處主任布魯斯，表示了中國的擔憂和不滿。1974年，尼克松再次訪蘇，但是不久他就因水門事件辭職了。
1974年8月9日，福特繼任總統。在致毛澤東的信中，福特表示將繼續尼克松開啓的中美系正常化進程。他說：“我們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是美國外交政策的一個基本要素。”“在我的總統任期中，沒有比加速實現我們兩個國家在分隔了20年後發起的正常化過程更爲重要的事了。”然而，福特實際上繼續實行輕視中國、將美蘇關係置於中美關係之上的政策。11月，福特訪蘇，與勃列日涅夫在符拉迪沃斯託克（海參崴）會晤。1975年7月30日至8月2日，福特又利用出席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的機會，與勃列日涅夫舉行了兩次會晤。與美蘇首腦頻繁會晤相反，從尼克松訪華到1975年福特訪華，中美關係顯得比較冷淡。而且，1975年底，福特還解除了主張加強與中國軍事合作的國防部長施萊辛格的職務。因此，在1975年12月福特提出中美合作反對莫斯科的建議時，毛澤東說：這不過說說而已，在中美關係正常化之前，在明後兩年，我們兩國之間不會有什麼大事情。
1977年，卡特就任美國第39任總統。最初，美蘇關係仍然是卡特政府對外政策的重點。“新總統贊成廣泛改善美蘇關係。他不僅高度重視限制戰略武器會談，而且也高度重視恢復維也納相互均衡裁軍談判。”因此，中美關係正常化沒有被提上政府議事日程。在1月召開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非正式會議上，委託進行研究的15個項目根本沒有涉及對華關係。國務卿萬斯也認爲，美蘇關係是美國外交的中心環節，中美關係應該服從美蘇關係而不能損害美蘇緩和。因此，美國和蘇聯的來往也非常積極。卡特上任20天內向勃列日涅夫發了兩封私人信件，2月1日又接見了蘇聯駐美大使多勃雷寧。直到勃列日涅夫2月25日對卡特第二封信進行了“蠻橫、冷嘲熱諷、輕蔑，甚至傲慢”的回覆後，他纔開始冷卻下來。4月中旬，卡特又提出要找機會與勃列日涅夫會晤，並希望勃列日涅夫訪問美國，但是被蘇聯拒絕了。蘇聯官方發言人稱：勃列日涅夫1977年不會到美國訪問，除非美蘇第二階段限制進攻性戰略武器談判達成了協議。在這樣的情況下，卡特才逐漸考慮主動改善對華關係。
3.在雙邊交流中製造麻煩
在《上海公報》中，中美各自承諾爲兩國人民的聯繫和交流提供方便。然而，美國多次違背承諾，妨礙兩國人民正常交流。根據雙方商定，1975年，中國藝術團將赴美進行演出訪問。在赴美演出前，中國藝術團事先將節目單、預備曲目及劇照等陸續提供給了美方接待單位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並預定於3月29日啓程。但是，就在中國藝術團即將啓程之際，美國國務院要求取消藝術團預備曲目中的一首歌《臺灣同胞——我的骨肉兄弟》，並限期中方給予答覆。否則，就通知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無限期推遲中國藝術團訪問。3月27日，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宣佈無限期推遲中國藝術團訪美，美國國務院發言人也就此發表了談話。鑑於此，4月2日，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和外交部新聞司發言人發表談話，指出：“中國藝術團演唱這樣一首歌曲完全是無可非議的。解放臺灣、統一祖國是中國人民的內政，別國無權干涉，這對我們是個原則問題。美方的要求與這一原則是不相容的，中方理所當然地不能接受。美國政府在《上海公報》中同意只有一箇中國，而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方如果不是從
《上海公報》後退，就沒有理由反對中國藝術團把這首歌列爲預備曲目。由於美方堅持其違背《上海公報》精神的無理主張，中方只能同意無限期推遲中國藝術團的訪美。”
根據中美雙方的交流計劃，美國市長代表團將於1975年9月訪華。出於種種目的，美國將波多黎各聖胡安市市長的名字列入了代表團成員名單中。然而，雖然聖胡安市市長贊成波多黎各成爲美國一個州，但是波多黎各畢竟不是美國一個州。這種安排顯然令中國爲難。中方認爲聖胡安市市長參加美國市長代表團訪華不合適，要求改換他人。但是，美方不僅頑固堅持己見，而且無端指責中國將訪問與波多黎各地位問題聯繫起來，把政治因素引入交流，片面宣佈取消這一訪問。對此，中國人民外交學會發表評論進行駁斥，指出：姑且不論美國市長代表團訪華本身就是一項具有政治含義的行動，把波多黎各聖胡安市市長列入代表團名單，挑起這場政治爭論的，不是別人，恰恰是美方自己。至於說什麼中方干涉美方選擇代表團成員人選的權利，更是站不住腳的。因爲美方總應清楚，在國與國之間進行人員交往，一方提出人選理應徵得對方同意。如果認爲只要一方提出人選，另一方就必須接受，這是強加於人。在中美兩個主權國家之間堅持這種主張，顯然是不適宜的，不符合《上海公報》的精神。
美國政府一方面妨礙中美之間的正常交流，另一方面又支持西藏外逃人員前往美國進行非法的演出訪問。1975年10月13日，中國外交部新聞司發言人指出美方這樣做是公然違反中美《上海公報》的原則，是露骨地干涉中國的內政。
二、中美關係正常化停滯的原因
尼克松打開中美關係正常化的大門，是在極其特殊的國內國際環境下進行的。《上海公報》表明，中美關係正常化的大門雖然已經打開，但是兩國之間的固有分歧並沒有消除。正如尼克松指出的，“無論如何，我們的意識形態和歷史觀將繼續存在深刻的分歧，這些分歧反過來會轉化成一些具體問題上互相對立的政策，需要繼續相互剋制和適應。從更長遠來看，世界環境不可避免的變化，將繼續注入新的因素來考驗我們的關係”。隨着美國面臨的國內外環境發生變化，對美國來說，與中國實現關係正常化的緊迫感和重要性減弱。加之美國國內新情況、新問題的出現，中美關係正常化的步伐放緩也就變得不可避免了。
1.美蘇緩和取得了成果
尼克松和基辛格改善對華關係的首要目的是藉助中國抗衡蘇聯，中美關係正常化一開始就是從屬於美蘇關係的。正如毛澤東對基辛格所說的，蘇聯是美國的政策重點。你們是踩着我們的肩膀到莫斯科去的，現在這些肩膀沒有用了。因此，中美關係正常化的步伐不可能不受到美蘇關係發展的影響。
尼克松訪華後，中美關係解凍在美國對蘇政策中的影響很快就發揮出來了。正如美國學者所言，“三角外交已開始付出紅利，蘇聯因擔心美國與中共過分親善，願意在《反彈道導彈條約》的堅定立場上讓步。”在美蘇限制戰略武器談判中，蘇聯本來拒絕討論限制防禦性武器，只同意進行限制進攻性武器談判。尼克松訪華後，蘇聯改變了立場。1972年5月，尼克松訪問蘇聯，與蘇聯領導人達成了《限制反彈道導彈防衛系統條約》和《關於限制進攻性戰略武器的某些措施的臨時協定》，還簽訂了防止海上事件、科技合作、環境、衛生和空間合作5項協定。此後，尼克松又和勃列日涅夫多次會晤，達成了一系列協議。1973年6月，勃列日涅夫訪問美國，雙方達成了《關於防止核戰爭的協定》《關於進一步限制戰略武器談判的基本原則》《美蘇農業協定》等9個協定和議定書。1974年六七月間，尼克松再次訪問蘇聯，雙方簽署了《限制地下核武器試驗條約》《關於限制反彈道導彈系統條約議定書》《美蘇能源合作協定》等文件。對於美蘇緩和的成果，尼克松感到非常滿意，儼然和勃列日涅夫建立了戰略合作關係。1972年訪蘇期間，他對勃列日涅夫說道：“我向你保證，不論是在私下或公開場合，我決不採取任何損害蘇聯利益的步驟。但是，你應該相信我通過私下途徑對你說的話，千萬不要相信任何人對你進的讒言。不僅世界上有某些力量，而且有新聞界的代表，他們不願意看到我們改善關係。”
福特入主白宮後，繼續尼克松留下來的美蘇緩和事業。1974年11月，福特到蘇聯進行工作訪問，與勃列日涅夫在海參崴舉行了會晤。雙方發表了《關於進攻性戰略武器的聯合聲明》和《聯合公報》。在美蘇緩和推動下，1975年七八月間，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首腦會議在赫爾辛基舉行，簽署了《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最後文件》。會議期間，福特還和勃列日涅夫舉行了兩次會晤。
美蘇緩和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美國覺得來自蘇聯的威脅減小，發生美蘇衝突的危險減弱。1974年7月2日，尼克松在蘇聯的廣播電視講話中說：“在過去兩年中，我們兩國關係的性質發生了激動人心的變化。在經歷了長時期的對抗之後，我們進入了一個談判的時代，現在我們正在學習進行合作。”卡特上臺之初也說：“我相信與蘇聯的緩和。對我來說，這意味着走向和平。”隨着美蘇“緩和”的形成，美國認爲與中國實現關係正常化不是那麼迫切了。不僅如此，由於中蘇矛盾非常尖銳，蘇聯對美國改善和發展對華關係非常敏感。對於美國來說，美蘇緩和是首要的戰略任務，中美關係正常化不能損害美蘇緩和。美國擔心中美關係正常化引起蘇聯反彈。正如萬斯指出的，一個穩定的美蘇關係有助於創造有利於實現美國其他外交政策目標的國際環境，對於保持我們歐洲盟國的信心也是重要的。蘇聯對中國過於擔心，美國與北京的任何戰略合作都可能在美蘇關係中引起嚴重反應。
2.越南戰爭已經結束
越南戰爭給美國帶來了深重的災難。它不僅消耗了美國大量的資金，而且葬送了很多美國人的生命。到1968年中，美國在越南戰爭中死亡人數達到了3.5萬多，受傷人數7.5萬多，財政開支達1000億美元。戰爭的殘酷性和久拖不決引起了美國國內嚴重的信仰危機和社會危機，美國社會出現了分裂。正如尼克松在1973年對外政策報告中說的，“越南戰爭支配我們的注意力，正在削弱我們的自信，我們的作用和代價持續增加，對衝突卻不能產生決定性影響。和談前景黯淡。戰爭牽制了我們的國外政策，滋長了國內意見分歧和自我懷疑”。正是在這種欲戰難勝、欲和不能的進退兩難困境中，美國想利用改善對華關係在越南產生影響，促進越南戰爭早日結束，實現美國從越南體面撤軍。
1972年尼克松訪華打開了中美關係正常化的大門。雖然中國堅持不拿原則做交易，在印度支那問題上對美國沒有作任何承諾，但是兩國關係的發展卻對越南戰爭產生了間接影響。基辛格指出：“美國、蘇聯、中國之間的三角關係打開了一系列重大突破的大門：越南戰爭結束、保證進入分裂的柏林的協議、蘇聯在中東影響的大幅削弱、阿以和平進程的開始和歐洲安全會議（在福特政府任內完成）。這些事件一環套一環，聯繫緊密。”正是在美國改善對華關係的壓力下，蘇聯直接對越南戰爭進行了干預，勃列日涅夫打算“爲了和平的利益派一名最高級的蘇聯官員到越南民主共和國去跑一趟”。在國際形勢變化的影響下，越南改變了強硬的和談立場，和談很快取得突破。1973年1月27日，《關於在越南結束戰爭、恢復和平的協定》及其他4個附加議定書在巴黎簽訂。2月26日，關於越南問題的國際會議在巴黎召開，12個政府代表團和聯合國秘書長參加了會議，會議確認美國軍隊於3月29日全部撤出越南南方。美國與越南的戰爭正式結束，美國達到了撤出越南戰爭的目的。與美國改善對華關係導致美蘇緩和的結果一樣，美國結束越南戰爭消除了美國發展中美關係的緊迫感，從而遲滯了中美關係正常化的歷史進程。
3.臺灣問題的影響
雖然《上海公報》確定了“一箇中國”原則，但是中美兩國在臺灣問題上仍然存在根本分歧。美方企圖把從臺灣撤軍問題與中國和平解決臺灣問題掛鉤；中國要求美方撤出所有駐臺美軍，認爲“和平解決”臺灣問題屬於中國內政，美方不得干涉。這就是中美雙方在臺灣部分爭論的癥結所在。對於中國來說，對臺灣問題的態度是美國對華政策的試金石，臺灣問題不能得到妥善解決就難以實現中美關係正常化。鄧小平指出：“如果美國不斷絕與臺灣的外交關係並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那麼中美關係就不可能在現有基礎上向前發展。”可見，臺灣問題直接影響中美關係正常化的歷史進程。
由於歷史的原因，長期以來，美國國內存在一股支持臺灣的強大勢力。這股勢力統稱爲美國的“中國（臺灣）遊說集團”，包括國會內的“中國幫”“援華院外遊說集團”和一些政府官員。他們雖然背景不同，但是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即支持國民黨的事業，尤其是支持蔣介石的利益。在這股勢力中，不僅有資深議員、高級官員、著名學者以及商界精英，而且有一定的民衆基礎，在很大程度上影響着美國對中國（臺灣）的政策。國民黨政權退守臺灣島後，這些人成了美國內部反對新中國、支持蔣介石的中堅力量，不僅反對新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而且反對與新中國進行貿易，反對美國承認新中國，從而成爲反對中美關係正常化的巨大阻力。1953年，親臺勢力成立了反對新中國進入聯合國的“爲一百萬人委員會”，成爲“院外援華集團”的主力。在整個20世紀70年代，委員會一直在爲臺灣遊說。雖然影響不如當年，但仍然對政府的中美關係正常化政策產生了抑制作用。事實上，在共和黨內部，參議員高華德、瑟蒙德和赫爾姆斯等人堅決反對中美關係正常化損害臺灣利益。加利福尼亞州州長里根堅定地支持美國與臺灣的外交關係，反對尼克松犧牲臺灣而與大陸和解。1975年，里根又宣稱，如果福特要訪問北京，就該同樣訪問臺北。1977年8月，卡特打算派萬斯訪華實現中美關係正常化。然而，正當萬斯即將啓程之際，參議員高華德發表了一份公開聲明，宣稱當8億中國人在沒有基本人權的狀況下生活時，美國與臺灣斷絕交往將使美國蒙受恥辱，卡特總統斷絕與臺灣的防禦條約關係，將要冒遭彈劾的風險，從而打消了卡特當時實現中美關係正常化的念頭。
同時，臺灣當局設法阻止中美關係正常化。美國是臺灣最重要的外部靠山。蔣介石退守臺灣島後，主要是在美國支持下才堅持下來的。無疑，中美關係正常化將給臺灣帶來巨大的衝擊。因此，臺灣當局採取各種方式阻止中美關係正常化。①通過臺灣在美國的所謂“外交人員”直接對美國政府要人施加影響。臺灣“駐美大使”沈劍虹與尼克松和福特兩屆政府內的要人羅傑斯、基辛格甚至總統本人等都有比較密切的關係，經常受到接見。福特政府還在1975年讓臺灣在美國增設了兩處“領事館”。②成立專門機構或利用公關公司贊助和遊說
國會議員、政界要員和社會精英，讓他們替臺灣說話。1974年，成立不久的“太平洋文化基金會”贊助了27名美國參議員、13名衆議員、57名衆議員助理免費訪問臺灣，1975年又邀請了60位美國大學校長免費訪臺。③利用報紙、雜誌、電臺、電視等媒體宣傳臺灣當局的主張，通過演出、展覽、旅遊等方式宣傳臺灣的成就，通過發展美臺經濟貿易關係來深入美國基層社會，以對美國公衆施加影響。1973年頭4個月，臺灣付給《時代》雜誌25萬美元用於反對中美接近的宣傳廣告。在臺灣各種優惠吸引下，20世紀70年代中期，每年有14萬～15萬美國人去臺灣度假。④利用美臺軍售在中美關係正常化中製造障礙。反對美國向臺灣當局出售武器，是中國政府的一貫立場。鑑於此，在20世紀70年代中後期，臺灣當局一直利用從美國購買先進武器設備來影響中美關係正常化的歷史進程，美國售臺武器不僅沒有減少，而且呈上升勢頭。⑤利用情報機構破壞中美關係正常化。1974年，臺灣派梅公望赴美組織地下情報網。在美籍華人、臺籍學生中拓展情報網絡；加強對華人社區控制，防止美籍華人親北京傾向滋長；設法滲透五角大樓和國務院等重要部門，獲取可以用來破壞中美關係的情報，破壞美國與中國實現關係正常化。
在美國內部親臺勢力和臺灣當局的影響下，美國公衆對臺灣存在着強烈的同情心理。他們要求美國政府繼續保持與臺灣的“外交關係”，反對以“犧牲”臺灣來實現與北京關係正常化。蓋洛普民意測驗表明，1974年，有72％的美國人反對以北京的條件實現與中國關係正常化；1975年，美國公衆雖然以61％對23％贊成與中國建交，但是以70％對14％支持“繼續與臺灣的國民黨當局保持關係”，僅10％認爲應“撤除對臺灣當局的外交承認，以便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1977年，64％的美國人贊成“繼續與臺灣保持外交關係”，只有12％的人反對“繼續與臺灣保持外交關係”。同時，美國公衆中贊成美國繼續對臺灣承擔安全保障的人也很多。根據哈理斯民意測驗，1969年，美國公衆中以55％對19％支持“繼續保持與臺灣的安全防務條約”，1976年上升到65％對6％，1977年下降到57％對12％，1978年又上升到64％對19％。
4.水門事件的影響
在1972年美國大選中，尼克松總統競選班子及中央情報局人員潛入民主黨全國委員會所在水門飯店，竊取民主黨秘密文件，刺探民主黨競選策略，結果被發現，最終導致尼克松辭職。水門事件對美國國內局勢產生了極大的消極影響，也不可避免地殃及到了美國的對外關係。正如1973年9月基辛格在國會作證時說的，“現在美國被投入又一場苦難的經歷之中”，“這也不可避免地在我們的國際關係中表現出來”。
雖然尼克松獲得了競選連任，但是水門事件把他搞得焦頭爛額。水門事件不僅極大地影響了尼克松在美國人心目中的形象，削弱了他頂住國內壓力實現中美關係正常化的能力，而且消耗了他絕大部分時間和精力，使他根本無暇顧及對外政策，更不用說中美關係正常化這樣有爭議的外交政策。“在1973、1974兩年中，掩蓋真相、保住總統地位花去了尼克松的許多精力，他顯然已經失去了往日在對外政策方面的魄力，在這種時候要他在中美關係正常化方面再採取重大舉措自然是不可能了。”1974年8月，尼克松沒有實現關係正常化的承諾就匆匆離開白宮，將一個爛攤子交給了福特。
誠然，福特在對華政策方面與尼克松沒有分歧。但是，由於水門事件的衝擊，當時的美國局勢並不利於福特實現中美關係正常化。誠如福特所言，“我是在美國人從未經歷過的異乎尋常的情況下就任總統的。這是使我們的心靈遭受創痛的歷史性時刻。”在改善對華關係上，美國國內本來存在很大的分歧，反對改善對華關係的力量非常強大。尼克松之所以能夠啓動中美關係正常化的大門，固然與當時的國際國內條件有密切的關係，但也與尼克松的個人條件有關。長期以來，尼克松一直以“反共產主義的戰士”而聞名於世，美國人充分相信尼克松，根本不擔心他會“出賣”美國的利益，也不擔心他會“出賣”臺灣的利益。福特顯然不具備這樣的條件。而且，尼克松具有一般人所不具備的魄力和膽識，在關鍵時刻能夠把握歷史的航向。正如他對毛澤東說的，“我認爲最重要的是要看到，美國的左派只能誇誇其談的事右派卻能做到，至少目前是如此。”此外，與尼克松不同，福特還有參加總統競選的擔憂。因此，儘管基辛格幾次提醒，尼克松原本準備在第二任期實現中美關係正常化，福特都表示現在實現中美關係正常化時機尚不成熟，斷絕與臺灣的關係政治代價太大。
三、中國對關係正常化停滯的反應
中國打開中美關係正常化的大門，主要是出於戰略考慮。正如1972年尼克松訪華時毛澤東所說的，“臺灣是小問題，世界是大問題。”面對蘇聯的軍事壓力，中國將戰略問題擺在第一位，爲實現中美關係正常化而暫時擱置了臺灣問題。尼克松訪華後，中國一方面大力推動中美關係正常化的完成；另一方面對美國停滯中美關係正常化的做法表示不滿，並採取一些措施力圖扭轉中美關係正常化步伐停滯的態勢。
1.利用經濟文化交流促進中美關係
尼克松曾經指出：“我們的共同經濟利益是今天使我們聚在一起的首要因素，但是這些利益在使我們在1972年走到一起方面沒有起任何作用”，“真正的原因是我們在反對蘇聯稱霸亞洲方面的共同戰略利益”。然而，在長期隔絕之後，兩國都有着一種發展經濟文化關係的衝動。隨着中美關係的解凍，兩國的經濟關係和人員交流迅速發展起來。要求發展經濟文化關係很快變成了推動中美關係前進的一股積極力量。
在經過20多年的艱辛探索仍然沒有富強起來的現實面前，毛澤東開始重新萌發了融入西方世界、向西方學習的想法。基辛格回憶道：毛澤東如今已懂得中國如果繼續與外部世界隔絕，就必然喪失影響，陷入嚴重的危險之中。他不無感傷地表示，中國還要派人去國外留學。中國人民“非常頑固和保守”，他們應該學學外語。他重複說，他要派更多中國人去外國留學，他自己也在學習英語。中國領導人還開始大力向國外展示中國的現代化圖景。1975年，鄧小平曾先後和美國國會議員代表團、報紙主編協會代表團等多次談論中國經濟的長遠規劃問題，強調中國在20世紀末要達到當時的發達國家水平，要引進國外的先進技術。
在向美國展示中國發展前景和經濟機會的同時，一方面，中國有計劃地開展與美國的經濟文化交流，以增進兩國人民的相互瞭解，促進兩國人民的友好關係。1975年，中國出土文物在美國舉辦了長達8個月的展覽。通過展覽，“中國悠久的歷史和燦爛的文化給參觀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次展覽的成功增進了美國人民對中國的瞭解，對於塑造美國人民心目中良好的中國形象起了積極作用”。另一方面，中國將關係正常化與經濟文化關係聯繫起來，把正式建交作爲經濟文化合作的先決條件，以此推動兩國關係正常化。針對美國發展中美經濟貿易和人員交流的願望，1974年，中國官員直接或間接地一再告訴華盛頓，中美兩國間貿易及各方面交流的任何突破都取決於美國與臺灣斷交，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1975年10月，基辛格訪華，鄧小平又拒絕了其提出的關於航空、商務和航海等問題的事務性協定。鄧小平認爲，在兩國正式建交之前，兩國間沒有可能達成這類協定。事實上，由於中美關係正常化的停滯，兩國經貿額也由1974年的9.34億美元迅速下降到1976年3.36億美元。中美關於債務和資產的談判也趨於停止。
2.對美國採取強硬而冷淡的態度
中美關係正常化的大門開啓以後，中國領導人採取了積極的措施，準備迎接最終建交的到來。然而，到了1974年，中美關係正常化的步伐逐漸緩慢下來。這種狀況引起了中國領導人的強烈不滿。加之中國國內政治局勢的影響，對美政策迴旋餘地變小，中國對美政策變得強硬起來。這在一定程度上使中美關係正常化更難出現突破。
1972年尼克松訪華時，毛澤東從戰略高度出發，採取了比較靈活的態度，將臺灣問題暫時擱置起來了。關於臺灣問題，毛澤東在與尼克松、基辛格會談時留下了一份模棱兩可的遺產。他雖然偶爾談到中國人民有耐心，但是也指責美國懷有帝國主義圖謀，指出臺灣問題最終可能要用武力解決。周恩來也曾強調毛澤東“兩手”打算中的“軟”的一面。然而，隨着美蘇關係不斷髮展，中國對美國的懷疑和擔心越來越大，開始改變在臺灣問題上的靈活立場，形成了中美關係正常化三原則：美國必須同臺灣斷絕外交關係，廢除美蔣共同防禦條約，撤出全部駐臺美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1974年11月，基辛格訪華。鄧小平明確指出：“在美國同臺灣斷交、廢約、撤軍後，臺灣問題應由中國人自己去解決，那是中國的內政，用什麼方式解決也是中國人自己的事。”中國領導人也堅持在正式建交以前不訪問美國，多次拒絕訪美邀請。1973年，周恩來在會見美國國會訪華團時說：“我不會訪問美國，華盛頓還有蔣介石的‘使館’還有他的‘大使’，我不能去。”在關係正常化問題上，中國雖然希望儘快解決建交問題，但是不打算對美國做出進一步的讓步。1974年4月14日，正在出席聯大第六屆特別會議的鄧小平告訴基辛格，中國希望這個問題能夠較快地解決，但也不着急。1975年9月28日，基辛格告訴中國外交部長喬冠華，“美國國內政治使美國不可能在福特總統訪華期間實現中美關係正常化。喬冠華回答說，我們理解你們的問題，我們方面沒有問題”。
中國還有意對基辛格甚至福特採取了冷落的態度。1973年，基辛格原本打算8月訪華，但是出於對美國國內改變對柬埔寨戰爭的態度，中國推遲了基辛格的訪問日程。“由於我們的失敗而在國內受到政治傷害的周恩來放棄了準備對西哈努克採取的主動行動，並且斷然把我的訪問推遲到八月十六日，即停止轟炸後的那一天。”此後，由於雙方的原因，直到11月才進行訪問。1974年11月，基辛格訪華再次受到冷遇。毛澤東雖然在基辛格訪華期間接見了甚至比他級別還要低的外賓，但是拒絕接見他。不僅如此，1976年9月，中國還邀請基辛格的政敵、前國防部長施萊辛格訪華，以示對美國重視蘇聯、輕視中國的不滿。此外，中國對福特訪華也不熱心，認爲在當時的情況下，舉行高層會晤沒有什麼意義。“中國方面並不急於邀請福特總統來華，而且也已經準備讓雙邊關係停頓一段，等待美國做出必要的讓步。但北京領導人還是同意福特總統訪華，雖然在整個1975年中他們一直在質疑，如果不是去簽署關係正常化協議，另一次最高層會議到底有什麼意義。”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