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明的週期
人類活動的節奏具有相對穩定的頻率，這種頻率隨着生產力的提高和社會的進步而不斷地加快。當然，人類活動並不是單一整體的機械運動，而是具有多層次的結構。譬如，在政治、經濟、文化這三個領域裡，人類活動所表現出的節律就有很大的差異。在經濟領域，人們在從事物質財富的生產和流通過程中所表現的積極性最大，活動頻率相對較高；在文化領域，人們在從事精神財富和觀念傳播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活動頻率相對較低，文化的變遷和文化模式的選擇具有較大的週期；在政治領域，人們在從事社會管理和矛盾衝突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活動頻率處於經濟領域和文化領域之間。
爲什麼三個領域裡的活動頻率會出現很大的不同呢？
第一，人類的生存首先要解決吃、穿、住等基本問題，因而人們投入到經濟領域裡的時間和精力也相對地最多，人們在經濟領域裡發揮的創造力也最大，同時，經濟領域裡大部分產品的生產週期都比較短，而且隨着科學的進步，技術更新速度越來越快，迫使人們不斷地提高自身的競爭能力，這種種特點決定了在經濟領域人們的活動頻率較高。
第二，文化領域主要是人類精神和觀念的生產和傳播的領域，該領域屬於社會意識範疇，具有相對的獨立性，一方面受到經濟領域的推動和制約，另一方面又可以超越經濟領域的制約，按照自身的文化傳統和內在邏輯發展，其發展速度相對緩慢，頻率相對穩定。俗話說：十年樹，百年人。如果把種植看成是經濟生產，把教育看成是文化的傳承，則此句話剛好說明了經濟領域和文化領域在週期和頻率上的長短區別。
第三，在政治領域，一方面，政治作爲經濟的集中體現，政治活動要反映經濟活動的情況，併爲經濟服務，所以政治活動不可能超越經濟活動的頻率，政治活動必須根據經濟狀況而採取相應的調整，具有一定的滯後性；另一方面，政治活動總是依靠一定的文化傳統和底蘊，並對文化的發展方向提出自己的功利性要求，因而相對於文化領域，政治活動具有相當高的自覺性。這種自覺性總是不失時機地利用各種社會力量，有計劃地均衡社會各個領域的整合與力量對比，並有節奏地推動社會各個領域的整體性發展，政治活動最終會體現在文化領域之中，因此政治活動的頻率會大於文化活動的頻率。所以，政治領域的活動頻率是對經濟領域和文化領域的折中，處於兩者之間。
如果從時間序列分析這些活動頻率或週期的結構和形態，則人類活動的節奏可以描述爲波形函數，在單位時間內，節奏快的波長較短，節奏慢的波長較長。例如，人們的經濟活動頻率快，波長就相對短，文化活動頻率慢，波長就相對長，政治活動頻率正好處於兩者之間，波長也就表現爲中等。因此，爲方便起見，我們可以用“經濟快波”、“文化慢波”和“政治中波”來描述上述人類活動頻率
的差異現象。
（一）經濟快波
這可以從生產的週期、資本的週期、投資信心、消費需求和行爲等現象中表現出來。在一個經濟共同體中，由於不斷有新的技術工藝和新的組織的加入，並在競爭中處於優勢地位，而舊的技術和舊的組織不斷隨之解體，經濟共同體處於較快的震盪之中。經濟快波最典型的特徵可以從世界各大證券市場的指數波動得到顯示，證券市場的指數波動快、週期短，當然，證券指數包含的層次較多，在短波中體現出經濟增長的長波特徵，在長波之中又覆蓋和包含衆多的短波。
通過經濟發展的時間序列分析，可以得到經濟發展的週期特徵。經濟序列的分解因子包括長期趨勢T（理想條件下系統內部資源、技術、制度、勞動力的生產水平的綜合），週期因子C（實際經濟發展圍繞長期趨勢做週期性的上下波動），季節因子S（氣候、節假日等季節性變化），不規則因子I（偶然因素的綜合）等四個方面。通過分析發現，其他三個因子相對都比較固定，只有週期因子C是最值得研究的。週期因子就是我們探討的經濟週期波動的原因。
關於經濟週期理論，早在20世紀20年代蘇聯經濟學家尼古拉·康德拉傑夫在《經濟生活中的長波》一文中提出經濟週期的長波理論，該理論研究的地位迅速得到理論界的肯定，但造成經濟長波現象的內在動因一直沒有形成統一的看法。有的學者強調經濟機制內部對社會生產的調節作用，如福雷斯特等人的動態非平衡模型論，認爲資本主義生產部門有着很明顯的增長與跌落的波動，兩個高峰之間的間隔時間大約爲50年，在這50年當中，包括10年的大危機，30年的投資活躍與經濟增長， 10年的經濟不穩定；還有羅斯托的相對價格長波論，曼德爾的利潤變動長波論等等。西方許多學者不同意資本主義自身內部生產體制能夠造成經濟的週期波動，他們更強調技術創新對經濟增長的推動和衝擊的作用，如熊彼特的長波技術論，認爲一種新的技術創新能夠帶來其他企業效仿的創新浪潮，從而引起整個社會生產的繁榮與蕭條；還有門斯的長波變形理論和弗里曼的勞動就業長波論都是對熊彼特長波技術論的有益補充和發展。除了強調經濟機制內部的原因和技術創新的原因以外，還有一些學者認爲其他非經濟原因往往起着決定性的作用，如波蘭經濟學家米哈爾·卡萊茨基認爲政府週期性地制止爬行通貨膨脹而引起經濟的波動，而美國經濟學家羅伯特·盧卡斯基認爲整個社會對未來經濟走向的理性預期纔是引起經濟週期波動的根本原因。
概括起來，影響經濟週期波動的因素主要有兩個，一個是自然（包括技術方面）因素，一個是社會（包括經濟制度、政治法律方面）因素。
上述幾種理論都有一定的解釋力，能夠解釋資本主義社會生產週期波動的某些原因和動力，但是都不能解釋爲什麼會有大約50年的衰榮週期。作者認爲，生產力因素是首要的力量，首先要承認造成經濟週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根本動力是生產力和生產關係這一對矛盾運動的結果。其次，要動態地看待生產週期問題，特別是近些年來，隨着技術創新步伐的加快，技術創新和技術更新頻率不斷提高，這對經濟週期的影響完全不同於過去的情況了。隨着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知識大爆炸把人類帶入知識經濟社會，在知識經濟社會裡，經濟週期的波動具有新的特徵。一方面，知識經濟有利於減輕工業社會經濟危機帶來的危害強度，另一方面，知識經濟也可能會引起虛擬經濟和泡沫經濟的危害。
關鍵的一點是
，我們在承認生產週期的社會因素的同時，不要忘記人作爲一種生物體的存在，其自身的壽命也是十分有限的，人均經濟生活壽命不會超過50年。人的生理壽命對經濟生活壽命、政治生命和文化生命具有決定性的影響，生理壽命直接決定經濟生活壽命，而對文化生命只是間接的影響，政治生命則處於兩者之間。一個人生理壽命的結束，首先意味着經濟生活的結束（其實在衰老過程中就已經漸漸地淡出了經濟生活）。而文化生命則不同，文化生命在某種程度上已經超出了人的生理壽命，一個人的死亡並不說明他的文化生命也死亡了，他的精神可以流傳下來，孔子生活在2000多年前，但是他的文化生命至今活躍在今日世界之中。
經濟週期是客觀的歷史現象，這種現象是不以人的意志爲轉移的，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控制和克服。例如，國家可以通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來弱化波動振幅，通過完善現代企業制度來增強企業的自我約束能力，通過發展多種經濟成分來緩解經濟低谷時的就業壓力，通過培育扶持高新技術產業來提高企業的生存能力等等。
20世紀40年代以前，由於資本主義國家奉行不干預政策，經濟在獲得較快發展的同時，也表現出較大的波動。因爲在經濟的擴張過程中，按照投資乘數理論，經濟可以在短期內得到膨脹，這種膨脹是比較脆弱的，一旦遇到資源的瓶頸，就會逐漸滑入谷底，甚至出現負增長的現象。在20世紀30年代發生世界性的經濟大危機，迫使西方國家採取國家干預宏觀經濟的政策。這充分說明，當自由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時，其自身的波動力量越來越大，需要有一個引導和控制的力量，逆向經濟趨勢採取經濟政策，來熨平週期性的波動，營造良好的制度環境，以保證宏觀經濟的平穩發展。資料表明，美國英國等西方主要發達國家在經濟大危機之前的經濟週期特徵和大危機之後有明顯的不同，前者表現爲週期短、頻度高、膨脹期短、衰退期長，而後者則表現爲週期較長、頻度減小、膨脹期加長、衰退期縮短。這些情況說明，政府利用政治力量干預經濟運行，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改變經濟週期的波動，並能實現經濟的良好發展。
實際上，馬克思在100多年前就討論過資本主義社會生產的週期性問題。1825年，當時資本主義的頭號國家英國爆發了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經濟危機，從那以後，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呈週期性的爆發。馬克思認爲，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根源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即生產的社會化和資本主義私有制之間的矛盾，這一矛盾的激化，造成生產的過剩和羣衆有限消費能力的對立，導致商品流通的阻滯和市場的蕭條，最終引發經濟危機。在危機期間，生產壓縮，產品被廉價處理，政府採取生活救濟和生產扶持等協調手段，可以逐漸緩解矛盾的對立，於是經濟開始復甦、高漲，直至下一次經濟危機的到來，這就是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危機的週期運動的模式。馬克思曾以此成功預言過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到來。
（二）文化慢波
這可通過人類文明發展的進度，社會制度、宗教倫理、法律觀念、道德意識、科學成果、哲學思潮的變遷反映出來。關於人類發展的進度問題，摩爾根把人類社會分爲幼稚時期、矇昧時期、野蠻時期（又分三個階段）、文明時期，他認爲文明的進步有自身的法則，“人類法則進度始終是按照幾何比例的”
，這種幾何比例一方面表現爲歷史發展的時間跨度在逐步縮小，另一方面則表現爲技術發明和經驗知識的進步含量的縮小。從時間長度來看，幼稚時期比矇昧時期長，矇昧時期又比野蠻時期長，文明時期最短，期間的時間長度是按照幾何級數的比例遞減的。從技術發明和經驗知識上看，每一項知識的獲得，就變成了進一步獲取新知識的動力，一直髮展到錯綜複雜的現代知識。所以，人類儘管在最早一個時期的進步速度最慢，在最近一個時期進步速度最快，但是這兩個時期的成果同文明發展的歷程的關係來比較，那麼早期的文化含量可能是最大的。“除了人類的發展進度必然沿着幾何比例這一論據以外，我們還從古代技術的遺蹟中普遍地發現一種漸進式的比例，在制度方面也同樣能夠看出這種比例。人類經歷矇昧時期的時間長於此後的全部經歷，而文明時期所佔據的只是人類歷史的一個小片斷，在人類學上的這一結論是極爲重要的。”
在人類文明起源的早期，各文明處於相對獨立的狀態，文明的產生、發展遵循自身的內在邏輯，可能因爲地理優勢而興盛，也可能因爲偶然的因素而滅亡，一個文明消失了，另一個文明可能在前一個文明的基礎上產生，也可能完全互不干擾。古代很多民族的文明，在經歷了自身的鼎盛週期之後，紛紛消失在衆多的文化叢林之中，如瑪雅文化、巴比倫文化、古印度文化、古埃及文化等等，從產生、興盛到滅亡，都經歷了較長的一個時間週期。
通過對希臘文明和中國文明起源的比較可以發現，作爲文明的發源地，兩者都具備農業耕作的良好地理條件。實際上，把農耕作爲各民族文明的起點，這一點已經得到衆多歷史學家和人類學家的認同。通過其他民族發展史的比較可以進一步得出這樣的規律，即所有民族傳統文化的形成和發展幾乎都要經歷三個發展週期，第一個週期是傳統文化的萌發期，第二個週期是傳統文化的展開期，第三個週期是傳統文化的確立時期。
在中國，除了可以按照上述三個文化週期劃分歷史階段以外，還可以根據社會發展的繁榮程度，劃分出三次大的文化興盛時期，第一次是春秋戰國時期，第二次是唐宋年間，第三次是“五四運動”時期。春秋戰國時期，社會紛亂，諸侯羣起，社會出現百家爭鳴的良好景象；唐宋年間，社會政治穩定，經濟繁榮，文化進入一個空前的興盛時期；“五四運動”時期，國家的衰敗和西洋文明的侵入，喚起了中華民族的自救行動，知識分子的思想在西方文明和中華文明的全面碰撞和融合中產生有史以來最燦爛的火花。
由於每個文明有自身的發展週期，因而文明之間的交流也會呈現一定的週期現象。例如，西方古典文明曾經在中國有幾次大的傳播階段，有學者概括出五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從春秋戰國時期到明清之際，這個階段的交流主要通過中國西部的絲綢之路，中國民衆只是模糊地知道西方還有國家，甚至描述爲傳說和神話；第二個階段是明清之際到鴉片戰爭，這個時期的特點是西方的傳教活動，他們介紹和翻譯一些西方古典名著，使得中國的民衆開始瞭解古希臘、古羅
馬的文明；第三個階段是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這個時候中國人開始改變被動局面，主動地翻譯和接受西方先進的科學和人文知識；第四個階段是從“五四運動”到新中國建立，這個時候國人在大量介紹和吸收西方知識的同時，開始反思本土傳統文化與西方文明的融合問題，分化出許多不同的理念，並引起一些論戰。第五個階段是新中國成立後時期，前半部分主要受到蘇聯的影響，後半部分是改革開放以來，直接面對西方現代文明的衝擊，有保留地吸收和借鑑西方一切先進的文明成果。
綜觀這五個階段，每一次傳播階段既有融合的一面也有衝突的一面，這也反映中國在對待西方文明的漫長的歷史過程中的一種謹慎的選擇態度。從時間縱軸上看，這種文化的傳播和融合時間跨度大，對社會形態和觀念的影響深遠而緩慢，體現出文化慢波的特徵。文化慢波雖然在節律上比經濟快波和政治中波都要慢，但是它深沉的姿態卻容易形成文化發展的慢波優勢，作爲社會發展的精神動力和穩定力量。
但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文化慢波不是固定不變的，社會在發展，時代在變遷，從春秋戰國時期到明清之際的第一個時期以來，中西文化交流的頻率正在加速，尤其是在現代市場經濟社會裡，傳統文化受到經濟的強大幹預，逐漸出現文化慢波的異化。
所謂文化慢波的異化，作者認爲，在市場經濟裡，經濟的驅動力十分強大，文化發展失去了一定的獨立性，在某種意義上依附於經濟的發展，而經濟發展是一種快波週期，因而文化在屈從經濟發展週期過程中也呈現週期縮短的現象，異化爲快波節律。例如當代世界的各種時尚和文化潮流，都體現出文化慢波的異化情形，即文化形態和文化主題隨着經濟的發展而在非本真地變遷，人們的情緒和對生活的理解與態度也在跟隨這種潮流非本真地漂移。文化出現快波現象，是人類失去精神根基感的主要表現。
（三）政治中波
這是處於經濟和文化之間的一種集體節奏現象。政治週期是綜合的，也是自覺的，是對經濟快波的一種反映，也是對文化慢波的一種激勵，這是社會整體現象的紐帶，使得經濟現象和文化現象有機地協調起來。政治中波包括思想上層建築和政治上層建築的內容，既體現觀念的一面，也體現物質力量的一面，表現爲政治體制、經濟體制、社會各種制度、法律體系、政府行爲等。
從宏觀上看，政治中波表現爲較大規模的政治制度革命和各種體制的改革活動。例如日本近代以來出現三次大的社會發展週期，都是政治運動高度自覺的結果，第一個週期從明治維新開始，歷時43年，通過學習西方資本主義科學技術、政治體制推行富國強兵的擴張路線，取得了成功。第二個週期從大正時代開始，歷時33年，由於擴張政策造成國內民衆生活的巨大犧牲，國內出現人權危機，於是開始學習西方的法律制度和人權自由；但由於國內接連不斷的經濟危機，使得極端軍國主義趁勢擡頭，實行法西斯主義統治，把國家推向戰爭的邊緣。第三個週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冷戰結束之間，歷時45年，日本在美國的保護和干預下，發奮圖強，致力於經濟建設，走一條和平發展的道路。上述三個週期大約以40年爲社會轉型的波動週期。
從日本近代的週期性發展軌跡可以看出，政治力量作爲一種高度自覺的社會整體現象，在協調和控制社會過程中，能夠發揮巨大的作用，一方面能夠利用文化發展的慢波優勢，作爲社會發展的精神動力和穩定力量，另一方面又能夠協調社會各階層的利益關係從而刺激經濟短波的快速發展。
在中國，幾千年來一直困惑歷代統治者的，是各王朝無法擺脫的初興後亡的歷史“週期律”。中國人喜歡用分與合、興與亡作爲社會週期運動的標準。中國人有“300年必有王者興”的說法，認爲每個王朝大約等於300年（以統一王朝的興替時間爲標準），西漢（前206—公元23）東漢（公元23—220）各200年左右，合起來約400年，唐（公元618—907）、宋（公元960—1279）、明（公元1368—1644）、清（公元1644—1911）各有300年左右。有的人認爲封建社會以800年爲週期（以社會大規模的分與合的運動爲標準），第一週期從戰國開始到西晉滅亡（前475—公元317），歷時790年，第二週期從東晉、十六國到北宋滅亡（公元317—1127），歷時810年，第三週期是南宋到辛亥革命（公元1127—1911），歷時784年，在這三個大尺度週期中，包含了300年王朝興替的週期，同時封建土地私有化程度，農民戰爭爆發的頻率都呈現週期性的反覆。總之，決定中國封建社會發展的週期運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所謂的300年週期或者800年週期都是相對而言，其原因有必然的也有偶然的，必然的原因是生產力的跳躍性發展對社會上層建築的決定作用，而偶然的原因也可能是外來的壓力和內部的腐敗。
每一個統治者都想試圖跳出歷史週期律，跳出滅亡的命運，實現江山永固。這種週期律具有一定的歷史普遍性，一般情況下很難超越，表現出歷史上朝代更迭的節律，同時，政治活動體現人類對社會的整體控制能力和自覺能力，當政治體制合理化達到一定程度時，可以局部打破歷史週期律的制約，實現長時間的政治穩定。抗戰勝利前夕，黃炎培和毛澤東曾談論過如何跳出歷史週期律的問題，毛澤東回答說：“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個週期律，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纔不會鬆懈，只有人民起來負責，纔不會人亡政息。”
從微觀角度看，政治中波可以從國家政策的出臺、領導人的活動、新法律的制定、政府組織的改革和行政活動體現出來。這種政治活動的頻率取決於經濟活動的結果和文化活動的要求，政治活動的頻率可以從側面反映出經濟運行情況以及經濟與文化之間的協和狀況。
經濟快波、政治中波、文化慢波是反映人類在經濟、政治、文化三個領域中的活動節律的差異，三者之間互相包容互爲動力，經濟快波是政治中波和文化慢波的動力，反過來經濟快波又爲政治中波和經濟快波所包容，並從政治活動和文化活動中體現出來。總之，經濟快波在受到政治力量的控制和社會其他力量的干預之後，作阻尼運動逐漸加大波長，從而促進了政治中波和文化慢波的形成。從大尺度時間跨度看，人類社會的所有活動最終都表現爲大週期的文化活動。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