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轉向與制度決定論
在
遠古時代，正是通過技術，人類擺脫了蠻荒時代的威脅而延續至今，但是到了現在，人類技術創造的世界卻逐漸表現出負面的作用，表現出生態窒息並威脅自身的特徵。從目前的情況來看，生態窒息是一種正在形成的趨勢，如果人類沒有足夠地重視並迅速制定對策，那麼，這種可預見的趨勢終將釀成大錯。
文明發展是否存在新的轉機？關於人類文明的發展方向，這涉及歷史觀的問題，歷史觀是人們對於社會歷史的根本見解。不同的歷史觀，就有不同的歷史考察方法，且有不同的歷史展望。這裡我們將從歷史決定論的角度來探討一下人類文明的發展方向問題。
一、關於決定論與非決定論的探討
歷史決定論是指，歷史發展中存在因果決定性、必然性和規律性，通過分析歷史內在的因果性、必然性和規律性，可以總結歷史發展的軌跡。歷史上有多種決定論，歸納起來有：地理環境決定論，精神決定論，神靈決定論，唯物決定論，經濟決定論，技術決定論，文化決定論等。
（一）地理決定論
18世紀，在分析不同民族和人種的生存發展狀態時，孟德斯鳩提出了地理環境決定論，認爲地理環境會直接影響一個民族的性格和道德，甚至決定一個國家的政治法律制度。其理由是，氣候的寒熱會使人的神經纖維發生不同的變化，影響人的性格，熱帶的人比較怯懦，而寒帶的人相對勇敢。正是由於性格的迥異，決定了一個社會制度的差別。熱帶民族因爲怯懦往往容易成爲奴隸，而寒帶民族的勇敢使他們能夠維護自己的自由。他還認爲，一個國家的地形地貌會影響政治制度，如貧瘠多山的國家政體一般較爲平和，而肥沃平原的國家政體相對比較專制。由於貧瘠多山，所以財富少，又易守難攻，征服者的代價大而獲利少，於是社會逐漸形成一種防禦機制，社會相對處於自由平等的狀態。反過來，對於富裕的平原，征服者的代價小而獲利多，容易形成強者通吃與財富分配上的等級制度。
黑格爾在《歷史哲學》中，把地理看作是絕對精神展現的場所，是歷史的主要基礎。在地理環境中生長的民族精神便從這些可能性裡滋生出來。可見，孟德斯鳩的地理環境決定論對黑格爾的歷史哲學有很重要的啓示作用。
孟德斯鳩地理環境決定論有一定的道理，反映地理環境對人類生存的決定性作用，總體而言，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很多結論都流於簡單化，缺乏充分的論證和詳實的統計數據，難以令人完全信服，幾百年來，該理論一直倍受爭議。
普列漢諾夫在生產力的基礎上重新考慮地理環境決定論，辯證統一地看待地理環境與生產力對社會的決定關係，他把生產力作爲連接地理環境與人的中介，自然通過生產力，特別是通過社會組織對人發生影響，他甚至將這種關係公式化了：即地理環境——生產力——生產關係（經濟基礎）——社會心理——上層建築。其中地理環境對社會心理以及政治、法律、道德、文化等方面的影響，是通過生產力和生產關係這個中間環節來實現的。
顯然，普列漢諾夫把地理環境這個與人類社會命運息息相關的外在條件相對地獨立出來，然後有機地將地理環境與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矛盾運動結合起來。然而，實際上人類社會是一個高度複雜的巨系統，每個要素與其他諸要素的關係，都是紛繁複雜，無限多樣的，這些要素處於多維的、立體的、相互聯繫、相互作用、相互轉化、變化不定卻又高度有序的系統中。地理環境既可以直接作用於生產力，也可以間接影響生產關係以及上層建築中的政治、法律、道德、文藝等。機械地用一個公式來看待地理環境的作用，多少有失偏頗，囿於時代的理論模式，他只能在傳統經典的理論範式內，做出有限的創新。
白新歡認爲，地理環境決定論是一種形而上學的社會發展外因論，對於社會的發展來說，地理環境決定論是錯誤的。但是，對於社會的產生而言，地理環境決定論則是正確的，因爲在人類早期，面臨的最大的問題是生存問題，面臨的最直接的條件是地理環境，人與自然的矛盾纔是最重要的關係，而不是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矛盾。
白新歡的觀點具有一定的創新性，指出了早期社會對地理環境的絕對依賴性。但是，我們不得不承認，關於社會發展的決定性條件，依然還沒有根本解決。
地理環境雖然是社會發展的外在生存條件，但是作爲自然的社會存在，地理環境首先也是勞動對象和生產要素，因而它應該也是社會發展的內因。所以，地理環境決定論實際上具有較爲深刻的理論意義。在當今世界，自然資源環境問題日益嚴峻，地理環境對社會發展的巨大作用越來越明顯。我們應當對傳統地理環境理論進行重新認識，辯證地吸取其中的合理因素，建立更完善的理論體系，以更好地闡釋社會發展的規律性問題。
（二）精神決定論
真正的決定論思想源於黑格爾，黑格爾是歷史唯心主義者，他創造了一個絕對精神的概念，試圖以此來解釋萬事萬物。絕對精神指萬物最初的內在本質，是先於自然界與人類社會的永恆實在，由此演繹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萬事萬物都是絕對精神的外在表現。黑格爾認爲它的存在是一個自我演化的過程，在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產生之前，它是純粹邏輯概念的推衍過程；之後外化爲自然界；再後又自我否定，轉化爲精神並返回自身。精神通過正-反-合的辯證法運動，分階段地把種種事物實現出來，期間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是邏輯階段，絕對精神作爲純粹抽象的邏輯概念，自身在超時空、超自然地發展着。第二是自然階段，絕對精神把自己外化出來，形成爲自然界，表現爲感性事物的形式，自然界的表象反過來束縛了絕對精神。三是精神階段，絕對精神否定自然界的束縛，返回自身，首先表現爲主觀精神（個人意識）、然後外化爲客觀精神（社會意識），到最後，主觀精神和客觀精神走向結合，形成絕對精神。絕對精神在經歷正-反-合的運動之後，終於實現了更高的階段，可以按藝術、宗教、哲學三個形態來任意展現自我。藝術通過直觀來把握絕對精神，宗教通過表象來把握絕對精神，哲學通過邏輯的思考來把握絕對精神。顯然，絕對精神與宗教中的上帝是有所不同的。上帝是一位全能的人格神，是絕對精神在世間的最高體現。絕對精神的內涵和外延更加寬泛和模糊。
黑格爾認爲，世界歷史是絕對精神在時間中合理地、必然地體現的過程。黑格爾把世界精神看作是決定一切社會現象和人類歷史的基礎力量，一部世界歷史就是世界精神的發展史。
他甚至還具體地指出人類文明走向的某些“軌跡”，認爲世界精神最初以古代東方民族爲其體現者，但在這裡僅有法老或帝王是自由的。因而世界精神又轉而選擇了古希臘、古羅馬爲其活動的場所，但在這一階段上，自由的依然只有少數的奴隸主。最後，世界精神轉向“基督教日耳曼”世界，在這裡，所有人都意識到了自由，因而這才必然是世界歷史的最高階段。由此，我們不難判斷，在人類社會發展這個問題上，黑格爾堅持的是精神決定論。
（三）神靈決定論
神靈的崇拜是人類的共性，因此神靈決定的思想在古今中外都十分普遍。據不完全統計，在人類發展史上，所有民族早期階段或多或少都有神靈崇拜的信仰和習俗。這其中大多數是以萬物有靈和神靈崇拜爲特徵的原始宗教，即在生活的點滴中自發形成的初始的模糊的神靈概念，伴隨着一些行爲習慣和相應的儀式制度，但還沒有形成清晰的、系統化的、理論化的崇拜對象和教義教條。它的內容繁雜多樣，飄忽不定，崇拜的對象包羅萬象，一般有自然崇拜、圖騰崇拜、植物崇拜、鬼神崇拜和祖先崇拜，以及相關的禁忌、巫術等。在這種信仰狀態中，萬物皆有靈性，世界上充滿了各種神靈，神靈具有非
凡的超自然力量，是人類的保護者。神靈可以是日月星辰、山川河流、花草樹木、飛禽走獸的化身，也可以是隱而不顯的偉大力量，這種力量決定着人類的命運。因此我們完全可以說，關於人類社會發展的問題，神靈決定論是最早的，也是最普遍的一種觀念。
在目前的宗教派系中，基督教、伊斯蘭教是最具典型意義的神靈崇拜，因而在人類社會發展這個問題上，應該是屬於最有典型意義的神靈決定論。
很多學者喜歡把這種信仰歸因於恐懼、無知，或對超自然力量的依賴，作者不太認同，信仰其實是一種生存樣態，不能簡單地斥之爲無知或恐懼，也不能認爲是人的軟弱無力，纔去尋求神靈的庇護。如果說在信仰狀態中，人不但可以獲取宇宙的起源、人類的起源、種族的起源、自然現象的奧秘，同時又可以獲得了智慧、安寧與祥和，這又何樂不爲呢？爲什麼要去尋找一些毫不相干的理由呢？當代社會，傳統的神靈崇拜正經歷着劇烈的變遷，生產的工業化、全球化徹底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以往的廟會變成今天的商品交流會，以往莊重的祭祀活動變成了今天的娛樂節目，以往巫師的活動儀式變成今天雜技項目，民間的信仰變成了影視作品任意篡改的腳本。傳統的神靈崇拜正逐步淡出歷史。
（四）唯物決定論
馬克思、恩格斯創立的歷史唯物主義認爲，人類歷史既不是神靈決定的，也不是英雄創造的，社會的主體是人民羣衆，因而社會發展的歷史即是人民羣衆實踐活動的歷史，人民羣衆是歷史的創造者，但人民羣衆創造歷史的活動總是受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經濟、政治和思想文化條件的制約。歷史的所有事件發生的根本原因是物資的豐富程度，社會歷史的發展有其自身固有的客觀規律。歷史唯物主義認爲，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決定社會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社會存在（包括地理、人口、生產等諸因素）決定社會意識（哲學、宗教、法律、政治、藝術等諸領域），社會意識又反作用於社會存在。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這兩對社會基本矛盾對立統一運動是社會發展的動力，共同推動社會發展。在階級社會中，社會基本矛盾表現爲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階級社會發展的直接動力；階級鬥爭的最高形式是進行社會革命，完成社會制度的更迭，推動社會向着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乃至社會主義社會方向演化。
唯物決定論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是獨特的，與以前的歷史觀截然不同。它強調歷史的主體是人，歷史不過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而已。但歷史唯物主義所說的人不是其他理論所描述的處在與世隔絕狀態的抽象的人，而是處於可以通過經驗觀察到的活生生的人。歷史唯物主義認爲，人是社會關係的總和，現實的人的性質和活動始終取決於自己所處的物質生活條件。只有從周圍物質生活條件去考察人及其活動，才能站在現實歷史的角度描繪人類發展的真實過程。唯物決定論是當前最具科學性的理論。
（五）經濟決定論
經濟決定論，又稱經濟唯物主義，是對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一種庸俗的理解，是一種機械的歷史觀。堅持這種觀點的有德國社會民主黨內的“青年派”、第二國際修正主義首領伯恩施坦、俄國的“合法馬克思主義者”經濟派以及孟什維克等。經濟決定論單獨強調經濟發展對社會發展的決定性作用，否認政治、文化、思想、理論等因素的作用，認爲社會的發展只是經濟發展的自然結果。經濟因素的自動作用可以解釋複雜社會現象和歷史發展過程。應該說，經濟決定論主要是由於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和剩餘價值論提出後，引發的一種爭鳴和理論思潮。例如德國的保爾·巴爾特就曾把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理解爲經濟決定論，認爲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把社會歷史簡單地歸結爲純粹的經濟運動過程，根本不講其他因素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他認爲按照馬克思觀點，經濟是客觀發展的，人永遠是經濟的奴隸。顯然，經濟決定論背離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決定論，一直以來受到馬克思主義學者的批判。
（六）技術決定論
技術決定論這個概念最早也是源於對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另一種曲解，片面誇大馬克思主義關於科學技術對生產力的影響作用，即科學技術決定生產力，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生產關係影響經濟基礎，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於是整個社會都受到科學技術的強烈的影響。技術決定論並不是一個嚴格的概念，在不同的語境中，其內涵也有所不同，至今還沒有一個統一的定義和流派。但由於在科技昌明的今天，技術已經滲透到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技術決定論的思想不能不引起學術界普遍爭論。
根據不同的角度，我們對技術決定論可以有多種不同的劃分形式，目前技術決定論的表現形式分別可以劃分爲技術悲觀主義、技術樂觀主義、強技術決定論、溫和技術決定論、技術自主論、媒介決定論和技術統治論。
技術悲觀主義以人性與自然性統一爲出發點，通過對技術帶來的生態危機、全球問題、社會問題的揭露，表明一種濃厚的悲觀情緒，認爲技術的進步將帶來嚴重的危機，代表人物有法國雅克·埃呂克和美國J·裡夫金。而技術樂觀主義則針鋒相對，誇大科學技術對社會的積極作用，認爲技術的發展促使社會進步，人類有能力克服科技造成的所有問題，科技有能力挽救一切，能有效制止危機的發生。代表人物有美國的赫爾曼·卡恩等。
強技術決定論否認社會對技術發展的制約因素，認爲技術的進步是社會發展唯一的、最重要的決定因素，這將使人類社會趨向一個特定的結果。代表人物是19世紀上半葉的奧格本學派。溫和的技術決定論則認爲技術的歷史就是人類實踐的歷史。技術的發展離不開政治、經濟、文化等社會因素的影響，也即說技術與社會之間的關係是相互的，技術產生於社會，又作用於社會。這種觀點能夠比較全面地看問題，由此得到較多學者的支持。代表人物有埃呂爾、邁耶爾等。
技術自主論把技術作爲一個社會子系統，並賦予這個子系統以自主性，使該系統具有一種決定其他社會子系統的作用。技術統治論一般來講是指在這種政治制度中，決定性的影響屬於行政部門和經濟部門中的技術人員。
此外還有媒體技術決定論，如加拿大的馬歇爾·麥克盧漢就認爲，任何新技術的誕生都使人的感官能力發生變化，由此引發社會結構、社會生產的組織模式的變化，這種連鎖反應也會決定人類的文明進程。現在西方文明的增長呈內向性發展方式，在機械技術引領的時代裡，人的身體也相應經歷了空間意義的延伸，在電力技術時代，人的中樞神經系統相應地經歷着向全球範圍的延伸。當前，人體正向着最後階段延伸，即意識的技術模擬階段。麥克盧漢把人的延伸看作是一個從低級到高級進化的過程。顯然，麥克盧漢把人的延伸作爲技術產生的標尺，具有濃厚的技術決定論味道。這種思想在某種程度上，具有很大的預測性：早在1962年，電子計算機還處於萌芽狀態，麥克盧漢就大膽預言：由於新型電子的發展，整個世界將變爲一座地球村。
由音字母和現代印刷術所分割的世界，將逐漸被電子技術“重新部落化”。“地球村”的特徵是，生活在電子媒介技術時代中的人類將形成是一個整體，過去那些民族、國家之類的概念將被瓦解，“地球村”人的交往範圍將突破過去的地理侷限，由過去相對獨立、相互分離的交往變成爲“處處皆中心，無處是邊緣”的空間層次裡。
現在，隨着網絡的普及和交通的便利，地球村正在逐步形成。地球村打破了傳統的時空觀念，使人們與外界的聯繫更爲緊密，人類之間變得更加了解了，促進了世界經濟一體化進程。地球村概念的產生，能夠更加直觀地表現民族之間的和平願望，無論膚色、種族，人人平等，都是同一個村落中的村民。
當然，負面作用也十分明顯。地球村的形成使經濟全球化
過程中，各國經濟的相互依賴空前緊密。任何一個經濟波動和危機，都會迅速跨國界傳染到世界各個角落，任何一個國家的內部失衡都可能會反映爲外部失衡，進而可能將所有關聯國家都引入失衡與危機的境地。近些年的金融危機，都足以說明這些情況。地球村的問題還有很多，如加劇全球範圍內的貧富分化和資源的肆意掠奪，以及民族文化的消亡，民族國家在主權獨立性方面受到嚴重的挑戰，加劇了政局的動盪和民生的不穩定性等。總之，地球村形成之後，傳統的世界景觀將不復存在。
（七）非決定論思想
歷史決定論也並非一帆風順，決定論的思想從誕生之日起就遇到各種各樣的阻力和否定。關於決定論的否定思想，可以稱爲非決定論。歷史非決定論是相對於歷史決定論而言的，非決定論通常否認歷史發展存在因果決定性、必然性和規律性。在黑格爾創立歷史哲學之前，還沒有人從哲學意義上探討歷史決定論問題，歷史觀中充斥着偶然論和宿命論。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誕生之後，確定了歷史決定論的客觀性，而且具有了意識形態色彩，於是引起關於歷史問題上的決定論思潮與非決定論思潮的爭鳴與對峙。
典型的非決定論有博厄斯學派的理論和波普爾的理論。
美國博厄斯學派的非決定論思想，主要表現在歷史特殊論，或者說是文化相對論上。這是美國曆史學派創始人博厄斯針對當時歐洲流行的地理決定論和經濟決定論而提出的。博厄斯全部理論的核心就是“歷史特殊論”。他認爲，歷史特殊論的主要任務是“構擬”具體地域民族的歷史，尋找各種不同社會中相似的社會特點。博厄斯這一觀點消解了古典進化論尋求的人類普遍進化法則，認爲世界各地許多相似的文化現象具有自身的特殊性，不能被進化論法則成功地解釋體系自身的特殊性和獨立性。他認爲，不存在一種文化進化的普遍規律，因爲各種文化都是各個社會獨立的產物，這些看起來相似的文化現象其實各有自身發展的歷史線索。所以，博厄斯反對普適的文明進化論，他主張文化應該是特殊地區的特殊歷史。博厄斯認爲，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歷史，有與文化相適應的特點與發展規律，每一個文化都有其複雜的歷史。因此，博厄斯相信，理解某一文化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重建其獨特歷史，即所謂的“構擬歷史”。“構擬歷史”成爲他研究文化人類學的重要目的和手段。
與歷史特殊論相對應的是他的文化相對論。既然每一個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而每個文化又是各社會和民族的獨特產物，那麼，文化相對論就是這種歷史觀的必然推論。文化相對論提出一些頗有創意的研究視角和方法，首先拒絕承認歐洲傳統的權威，抵制“歐洲中心主義”和“白人種族優越論”，他用實證材料和嚴密論證，嚴厲地批駁了白種人天生優越的謬論。反對種族主義，倡導文化平等與獨立。
博厄斯強調，種族和民族並無優劣之分，文明人與原始人之間的差異只是表象，各族文化發展的差異不是由於生理而是由於社會原因和歷史條件。世界上並沒有文化的高低之分，荒唐可笑的是，現在的標準是將西方社會制度作爲人類發展的最高階段。在《人類學與現代生活》中，博厄斯的文化相對主義更加強烈，他說：“只要我們突破現代文明的侷限，去看看別的文明，就會發現爭取最大利益的困難大大加強了。中非黑人、澳大利亞人、愛斯基摩人和中國人的社會理想與我們的非常不同，他們賦予人類行爲的價值觀是不可比較的，如一個民族認爲好的常常被另一個認作是壞的。”
文化價值是沒有確定的標準的，換句話說，我們不能以自己的文化標準去衡量他族的文化。因此，研究者要從自身文化的種種標準中解脫出來，潛心於具體研究對象的民族文化內涵，並在其基礎上深入每種民族文化，並把各種文化的標準和價值列入我們總的研究範圍之內，文化研究才能做到客觀公正。
博厄斯的文化相對論的思想不僅影響美國曆史學派的研究方法和視角，其理論意義或許更爲深遠。既然文化本身是一個獨立的整體，則任何用單一原因推論文化形態的做法都是錯誤的，文化現象實際上是與自然環境、社會環境各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這些因素或包括生物、地理、歷史、經濟等方面。其中，地理環境因素或者經濟因素雖然都能影響文化，但只能影響文化的細枝末節，卻不能根本決定文化的主體。事實上，文化反過來也能限制着地理環境和經濟條件的發展。總之，地理、經濟與文化的關係是相互作用、互爲因果的，不存在一方決定另一方的問題，用任何單一原因推論歷史發展和文化形態的做法都是錯誤的。博厄斯的歷史理論究其根本都屬於非決定論的範疇。
波普爾的非決定論是另一個典型的理論。在波普爾看來，未來的事物是不可預測的，科學如果不能對未知事實作出精確的預測，則說明不存在相應的規律。從證僞原則來看，要證明存在一種不以人的意志爲轉移的歷史規律是不可能的，反過來，要證僞一種歷史決定論卻是容易的。因此，只要一次否定歷史的精確預測，就可以證明歷史沒有確定的規律。
爲了全面否定歷史決定論，波普爾經過苦思冥想，不惜尋求另一個決定論——知識決定論來幫忙解決歷史決定論的困境。波普爾的邏輯推理是這樣的：
人類知識的增長決定性地影響人類歷史的過程，但由於我們找不到合理方法來預告科學知識的增長，因而我們不能預告人類歷史的行程。既然歷史進程不可預測，那麼，這就意味着不可能有歷史發展的任何科學理論，所以，歷史決定論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波普爾用這個推理巧妙地把歷史決定論轉化爲科學知識增長可否預測的問題上來。爲什麼科學知識的增長是不可預測的呢？
這與科學知識的增長模式有關。傳統的觀點認爲，科學知識是科學觀察所獲經驗的歸納，科學知識的增長則是一個不斷得到經驗證實的知識的累積過程。波普爾認爲，這種累進模式就是一個決定論的模式，其決定論內涵體現在科學知識累積效應的可證實性。正因爲科學知識累積效應的確定性，這就意味着增長就是一個必然的客觀過程。但是，波普爾認爲科學知識的增長不是簡單的累積總和，而是一種理論不斷代替舊理論的過程。即所謂的“四段圖式”:P1—TS—EE—P2。這個模式可以通俗地表達爲提出問題-解決問題-檢驗問題-新問題的出現。這表明，科學知識不是始於觀察，而是始於問題。當出現問題P1時，人們提出假說TS來嘗試解決，然後，再對這一假說進行證僞式的檢驗EE，最後產生新的問題P2，如此循環往復，使問題越來越深入。其中某個假說如果被駁倒了，就嘗試創造新的理論，而如果這個假說成功地經受住了檢驗，則嘗試性的理論的逼真度也將越來越高，假說也就演變成了科學理論。
顯然，在波普爾的這個模式中，與其說科學知識在增長，不如說是爲了解決問題，各種解決方案之間的優勝劣汰，只有那些能夠通過證僞檢驗的方案，才能被稱爲科學知識，其餘則被淘汰，從中可以看出，科學知識的總量未必呈正相關增長。因此，波普爾的科學知識增長模式是一種非決定論的模式。
至此，我們可以最後理出波普爾的非決定論邏輯：
科學理論是一個新理論取代舊理論的過程——科學知識的增長具有不確定性——人類歷史在科學知識的強烈影響下也具有不確定性——歷史是不能預知的——決定論的消解。
波普爾的功過是非我們暫不討論，這裡是想通過他的非決定論思想反映人類文明進程中的兩個憂慮：即我們在何種程度上可以把握甚至預知我們的未來？科學知識爲什麼能強烈地影響人類文明的走向？
從某種意義上說，波普爾的非決定論思想並沒有逃脫決定論的思維範疇，傳統的歷史決定論被否定了，但新的決定論又產生。他只是把馬克思唯物史觀的決定論轉換成了知識決定論，知識究竟能否決定歷史的進程？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