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生態制度的哲學論證
生態文明暗含着“人與自然關係”的哲學維度、“文明演進路徑”的歷史維度、“可持續發展”的經濟維度以及環境治理的技術維度，這反映了人們在生態文明這個問題上的多維認識。由此可以衍生出的新的價值體系、新的行爲規則乃至新的社會制度。因此，從廣義上說，文明本身就是一種制度，生態文明就是一種參照自然而立法的制度體系。生態文明的政治結構強調整體的利益，強調人類基本需求的滿足，強調全球共同治理和世界主義。
（一）發展主線的選擇
以往我們注重經濟環境的建設，卻是以自然環境的退化爲代價，同時也忽略了文化環境的軟實力功能，以及制度環境的自組織功能。文化環境可以營造主體感受、精神寄託，可以作爲化解社會矛盾的解壓閥。單一的社會性追求，必然造成偏頗，是最大的系統性風險。
在我國改革開放的30多年當中，一直存在着效益與公平的兩難爭論，同時也存在經濟與生態的兩難爭論。如果說，效益與公平是生產關係領域問題，則經濟與生態是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兩個領域的問題。發展優先的最好例證是發達國家的“環境庫茨涅茲曲線”，即發展會帶來環境的不斷退化，但很快又會轉向逐步改善，相當於一個由亂而治的過程。這些例子究竟有沒有普遍性呢？翻開現代環境污染史，從國際上看，西方發達國家環境好轉的過程，恰恰就是發展中國家環境惡化的過程，發達國家的環境改善在很大程度上說是建立在發展中國家的環境惡化基礎上的，是憑藉其經濟和技術的優勢，損人利己的所謂改善結果。從全球範圍看，根本不存在所謂的先污染後治理的改善現象，發達國家的局部環境改善，根本掩蓋不了全球性的環境問題。各人自掃門前雪，哪管別人瓦上霜，就是當前全球性的環境問題的真實寫照。
西方的“環境庫茨涅茲曲線”有其先發優勢的歷史背景，中國作爲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環境的改善不可能依靠西方式的轉嫁手段。中國必須要依靠自身的力量，發展出一條適合自己的道路。對於資源消耗量大、污染嚴重的產業，不可能像40年前西方國家那樣實現全產業鏈轉移國外，或製造環節向國外逐一轉移。實際上，當前中國的情況是，個別相對發達的東部區域的環境改善，有一部分轉嫁到了相對落後的西部地區。這種轉移與當年西方發達國家向落後國家轉嫁污染有相似之處，應該謹慎考慮。
在中國，30多年的改革開放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在生態危機面前，我們究竟選擇什麼發展主線，是要經濟增長，還是要生態保護？這二者成爲當前戰略抉擇的矛盾。單純的經濟增長，必然要對環境與資源造成壓力，影響生態環境的質量；單純的生態保護，必然要削弱經濟增長的勢頭，影響社會物質財富增長的水平。然而，反過來，在生態危機不斷惡化的情況下，財富的增長失去了人本的意義；而經濟缺乏動力的情況下，生態治理的支出也失去了財力的支持。總之，生態與經濟是我國當前發展主線的核心問題，辯證地看待這一對矛盾，確定發展方針，是中國未來30年能否順利發展的關鍵環節。
十八大精神明確提出建立社會主義生態文明的方針，顯示出我國這些年來關於經濟與生態的兩難爭論畫上句號。生態制約下的經濟發展，成爲當前不爭的共識，即可持續發展必須在生態承載能力的約束之下，在生態系統的可持續性的條件下，才能考慮實現經濟利益的最大化和資源配置的最優化。可以說，通過十七大和十八大報告，已經形成較爲完善的建設生態文明的綱領性文件，勾勒了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的基本框架。特別是在十八大報告中，確立了生態文明建設在社會主義建設總體佈局中的基礎性地位。生態文明建設的核心理念是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融入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各方面建設全過程，努力建設“美麗中國”，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堅持節約優先、保護優先、自然恢復爲主的方針，突出強調綠色發展、循環發展、低碳發展，形成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空間格局、產業結構、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從源頭扭轉生態環境惡化趨勢的治本之策。
生態文明的建設，從根本上說是生態制度的形成及其實施的過程。生態制度應包括正式的法律規則以及非正式的道德規則，前者包括一系列法律法規的制定，後者包括行爲規範、慣例和自我限定的行事準則。不管是法律規則還是道德規則，目的是依照生態文明的願景，用最低的成本從制度上嚴格實施。
當然，生態文明的建設並不意味着對經濟發展的抑制和忽視，相反，在逐步提升生態文明建設的同時，要更加重視經濟建設過程中的佈局和質量。當前我國處於中等收入陷阱的敏感階段，經濟發展方針堅決不能動搖。如何解決這個現實的困境呢？首先，要把生態文明建設提升到國家戰略層面，形成我國的生態制度體系，強調經濟發展不能逾越生態文明的總體框架。其次，在生態文明的總體框架下，立足我國國情和發展需要，大力扶持培養節能減排的生產方式，採用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的技術、方法和模式，大力發展新興產業和綠色經濟。依靠綠色經濟，實現新的突破，探索新的發展空間。
（二）制度變遷理論的啓發
從某種意義上說，生態文明建設也是一場革命，是人類文明的轉型，涉及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的變遷，涉及社會生活方式的變遷，意義非常重大。作者認爲，道格拉斯·諾斯的制度變遷理論對當前中國生態文明建設的制度問題具有很大的借鑑作用。
制度變遷理論認爲，制度可以看成一種由個人或組織生產出來的公共產品，由於人們理性的有限性和資源的稀缺性，決定製度的供給也是有限稀缺的。由於社會環境的不斷變化，或社會自身理性程度的不斷提高，人
們不斷產生新的制度需求，以實現更好的收益。當制度的供給與需求處於相對平衡狀態時，制度是穩定的。當制度不能滿足社會的需求時，就會發生制度變遷。推動制度變遷的主要力量有兩個，即“第一行動集團”和“第二行動集團”, “第一行動集團”對制度變遷起主要作用，“第二行動集團”對制度變遷起次要作用，二者都是決策主體。根據充當第一行動集團的經濟主體的不同，可以把制度變遷分爲“自下而上”的制度變遷和“自上而下”的制度變遷。所謂“自下而上”的制度變遷，是指由個人或一羣人，受新制度獲利機會的引誘，自發倡導、組織和實現的制度變遷，又稱爲誘致性制度變遷。所謂“自上而下”的制度變遷，是指由政府充當第一行動集團，以政府命令和法律形式引入和實行的制度變遷，又稱爲強制性制度變遷。
制度變遷的一般過程可以分爲五個步驟：第一是形成推動制度變遷的第一行動集團，即對制度變遷起主要作用的集團；第二是提出有關制度變遷的主要方案；第三是根據制度變遷的原則對方案進行評估和選擇；第四是形成推動制度變遷的第二行動集團，即起次要作用的集團；第五是兩個集團共同努力去實現制度變遷。
在經濟效益與環境效益的博弈中，唯有成本的計算，才具有決定性的價值取向。在歷史演化中，制度變遷、經濟績效等等一些關鍵性的問題，都取決於在多大程度上契約能夠低成本地得以實施，這一定程度上也是高效的制度展現的過程。諾思發現，在一個理想的信息完全的公平競爭的市場裡，制度是多餘的，因爲不存在報酬遞增，利益都會趨向於平均分配。但現實中，市場是不完善的，總是存在利益不均、不公現象，即所謂的不完全市場，這時的制度就顯得非常重要。
諾思認爲，國家並不是中立的，國家決定產權結構，國家既可能是經濟增長的關鍵動力，又可能是經濟衰退的人爲根源。國家的職責是制定市場博弈的遊戲規則，一方面是界定產權結構，使統治層的租金最大化，另一方面是降低交易費用，使社會產出最大化，進一步使國家稅收最大化。他認爲，在歷史上這種租金最大化的產權結構與交易費用最小化的效率體制之間存在着衝突和矛盾。正是這種衝突和矛盾，才使社會經濟無法實現持續的增長，甚至是導致國家興衰的原因所在。
此外，諾思認爲，意識形態可以使制度變遷得以順利進行。意識形態是由道德和倫理法則等互相關聯的世界觀而合成的。當人們具有相同的意識形態的時候，市場機制可以得到最高效的運行。“社會強有力的道德和倫理法則是使經濟體制可行的社會穩定的要素。”
從這個意義上看，意識形態是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市場效率的最好的制度安排。因爲任何一個規則都有一個理解、認可乃至最後貫徹的過程，這個過程是需要代價的，也即是有成本的。假如規則貫徹過程產生了太高的成本，這將使制度產生負效益而無法進行下去，反過來會使人們在制度信任度和合法性方面投入更多的成本。因此，在這種情況下，意識形態發揮重要的作用，它可以發揮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無法達到的效果，可以使人更加相信制度是公平的，於是人們在不顧個人利益的條件下，堅定服從社會規則，這使得社會交易費用大爲降低，提高了社會的產出率。
制度變遷有一種路徑依賴，這類似於物理學中的慣性。一旦進入某一條路徑，就容易對這種路徑產生依賴。諾思認爲，制度變遷與技術變遷具有相似性，內含着報酬遞增與自我強化的機制。路徑依賴這種特點使制度變遷總是按照既定方向發展，並在報酬遞增中得到自我強化。假如選擇的路徑是優良的，制度變遷就會順利地沿既定的方向推進，並極大地調動社會的積極性來從事收益最大化的活動，促進市場的良好發展，反過來，經濟的增長又成爲推動制度變遷的肯定力量，雙方呈現互相促進的正反饋局面，於是社會進入良性循環的軌道。反之，假如路徑選擇錯誤，則制度變遷不能帶來大多數人的收益遞增，而且可能加劇社會的不公平競爭，這種制度變遷就不會得到社會支持，最終導致市場混亂和經濟衰退，社會進入惡性循環軌道，滑入無效率的狀態而導致停滯。這種局面一旦形成就很難扭轉，一些發展中國家在這方面教訓頗爲深刻，中國這次生態文明建設不能不引以爲戒。
在制度變遷過程中，由於市場的複雜性和信息的不對稱性，制度變遷的路徑往往被一些偶然的事件所改變，容易偏離初始設計的方向。通常而言，利益最大化是人類行動的方向，一個制度變遷若能給人們帶來不斷的報酬遞增，那麼這個制度變遷的方向就能得到支持並穩定下來。反之，制度變遷是不確定的，也容易滑入無效率的狀態而導致停滯。
（三）中國生態制度的獨特優勢
十八大報告中指出，要加強生態文明制度建設。保護生態環境必須依靠制度。要把資源消耗、環境損害、生態效益納入經濟社會發展評價體系，建立體現生態文明要求的目標體系、考覈辦法、獎懲機制。建立國土空間開發保護制度，完善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水資源管理制度、環境保護制度。深化資源性產品價格和稅費改革，建立反映市場供求和資源稀缺程度、體現生態價值和代際補償的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和生態補償制度。積極開展節能量、碳排放權、排污權、水權交易試點。加強環境監管，健全生態環境保護責任追究制度和環境損害賠償制度。加強生態文明宣傳教育，增強全民節約意識、環保意識、生態意識，形成合理消費的社會風尚，營造愛護生態環境的良好風氣。
按照諾思制度遷移理論，作者認爲，在中國建設生態文明具有其他國家所沒有的三大優勢：
第一，中國社會具有較爲統一的意識形態，以及高效的思想政治工作，可以彌補市場機制的不足，甚至
可以使市場機制得以最高效地運行。意識形態發揮的重要作用，是其他經濟制度所無法達到的。在生態文明建設過程中，需要高度一致的國家、社會、企業、個人的協同行動，意識形態將發揮最核心的作用。
第二，中國的經濟性質是社會主義公有制，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佔的比重很大。在生態文明建設過程中，國家能不能做到完全的中立，是一個關鍵。按照諾思的制度遷移理論，國家並不是中立的，國家制定市場博弈的遊戲規則，界定產權結構，調節社會分配，但是產權結構與利益階層存在着衝突和矛盾。這種矛盾，在西方資本主義社會裡，由於國家機器被資本所綁架，產權結構是一個極難解決的問題。但在中國，這種衝突和矛盾存在解決好的可能性，國有經濟的產權畢竟與私人經濟有很大的區別，國家在法律與行政層面上都有較大的可操作空間，更容易實現生態文明的整體利益。
第三，中國擁有30多年的豐富改革經驗，這種經驗不一定能直接照搬照抄地用於當前生態文明的建設，但至少很多地方可以借鑑。其中，中央政府頒佈原則性的政策，地方政府根據區情進行再創新的強制性制度變遷方式，對當前生態文明建設來說是尤爲重要的一條經驗。生態文明建設是一個長期的系統工程，單靠任何一個地方、一個羣體都無法完成，必須舉全國之力，纔可能完成。再者，當前的生態危機十分嚴重，十分急迫，容不得半點疏忽，靠局部地區或個人摸索經驗再全國推廣的方式恐怕不能解決燃眉之急。只有採取自上而下的強制性變遷方式，才能充分體現生態文明的急迫性、重要性、系統性、整體性，才能用最短的時間在全國範圍內大興生態文明建設**。
（四）生態文明制度先行
生態文明有別於歷史上的原始文明、農業文明以及工業文明，是人們在高度發展的工業文明之後自覺反省並自發繪製的一種文明，是人類社會嶄新的文明形態，是迄今爲止最高的文明形態。換句話說，生態文明是人工選擇的結果，是人類自覺的、反思的文明形式。
因此，生態文明不能依靠傳統的自發的發展模式，任其發展可能需要幾百年甚至幾千年的時間，從當前生態危機的急迫性來看，耽誤不起。我們必須從頂層設計的角度，科學論證生態制度的合理性與可行性，最後制定出一套完整的制度體系來。
在中國，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論證生態制度的合理性：
第一，制定一整套生態文明的相關法律法規，從法制角度明確方向。法制建設的目的是從資源環境角度形成對全社會的制度約束和規範，杜絕環境破壞的法制漏洞，達到人人犧牲一點自由，最終人人自由的境界。目前的法制還很不完善，對於現有的法律，要按照生態社會的標準進行篩選，必要的相關法律要進行生態化調整。
第二，開展生態意識的教育和培訓，強化生態觀念。人與自然的關係，不管有多麼的複雜和微妙，但首先有一點是明確無疑的，那就是人需要依賴自然而生存，否則，一切無從談起。這就決定了人一定要建立一個尊重尊然、愛護自然的心態和機制，心態來自人的內心自覺，機制來自制度的引導和約束。
第三，把生態文明建設上升爲國家核心戰略，經濟發展不能背離生態文明的底線。生態文明的制度創新，可從科學決策制度、法治管理制度、道德文化制度等幾個方面進行，並把這些制度上升到國家核心利益的層面，便於雷厲風行，以解決刻不容緩的生態問題。
第四，建立科學決策制度。建立環境保護的科學決策制度，研究生態綜合治理的程序、辦法以及技術手段，便於統一國家意志，協調各個部門，特別是各級決策者在全局與局部發展的具體決策過程之中，建立高效的環境發展綜合決策機制，具體從產業佈局、工業標準、經濟結構等規劃決策上控制環境問題的產生。加強對“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等“兩型社會”建設的戰略研究，對重大規劃項目進行科學的、民主的生態評價。科學的生態評價，是指要組織有關專家進行深入的充分的論證，避免出現技術性和方向性的決策錯誤；民主的生態評價，應該有廣泛的社會參與，需要履行一定的民主程序的環境影響評價，甚至可以將“兩型社會”建設列入政治協商議政的內容。
第五，設立與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平級的生態戰略委員會，生態戰略委員會有兩大功能，第一個功能是制定生態文明建設的方針政策，督促地方政府貫徹實施生態文明建設的全過程。第二個功能是從生態的角度，對國家發改委的工作進行一定程度的監督和評價，並適當增加資源環境主管部門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監督權和經濟規劃決策中的話語權。
第六，建立生態文明人代會與生態文明政治協商制度，增加各級人代會對生態文明建設的立法監督問責職能，以及增強政治協商會議對生態文明的關注與決策。
第七，建立生態政府，改革幹部考覈任用制度，加大對地方資源環境問題的問責力度，甚至可以實行“一票否決”制。
第八，建設生態社會，讓生態文明的理念滲透到民間各個角落，激發民間的參與熱情，允許各行業、協會、學會、俱樂部以及其他各類正義團體參與到生態文明建設的建議建言、監督檢查、發明創新等環節，利用羣衆的力量，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降低生態文明建設的各種成本，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九，培養生態公民，生態文明建設歸根結底是個人行爲的合力，離開了個體的參與，一切都是空談。因此，培養公民的生態理念，轉變原有的生活方式，形成生態生活方式是生態文明建設的最終目的。只有當每個人都處於生態生活方式的狀態時，生態文明才真正地到來。培養生態公民是最基礎的環節，也是最終目的，它是生態文明成功與否的最終標誌。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