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公共時間的規劃與社會生活的協同節律
（一）社會生活的節律
社會時間是反映人類社會生活的節奏、節律、組織秩序以及觀念形式。作爲人類活動的節律形式、組織形式和觀念形式，應該說，社會時間的主要意義在於橫向比較，若進行縱向的跨時代比較，則可能會出現偏差。因爲每一個時代的社會節奏都是當時代社會生產力狀況和社會生存結構的體現，在當時代的具體情況下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其社會時間所蘊涵的價值內涵也是特定的，不便簡單地用其他時代的價值標準來衡量。當我們用自然時間來比較社會時間的時候，就會出現如吳元樑所說的情況：原始社會存在的時間長度遠遠大於資本主義社會，因爲原始社會在自然時間中存在了上百萬年；用社會時間來量度，那麼資本主義社會在人類社會發展史上的時間長度又遠遠大於原始社會，因爲資本主義社會所造成的生產力發展及取得的社會進步是人類以往的歷史所無法比擬的。如果我們用這兩種時間標準分別量度社會整體性發展的話，就會發現人類歷史上依次更替的各種社會整體性在自然時間的長度上呈現着由長變短的趨勢；而在社會時間的長度上則呈現着由短變長的趨勢；地球的空間是有限的，但人類可以在其中獲得無限的生存空間，人類的發展前景主要是由社會空間所展示的。
吳元樑認爲社會時間可以作爲量度的參照系，並認爲社會時間和自然時間可以有同變換而得到一種變換系數。實際上，社會時間是不能度量的，社會時間沒有自己的度量單位，社會時間只能藉助於自然時間的度量性質（如年、月、日、小時等），才能對社會事件進行有效度量和比較。在不同的社會歷史形態中，社會時間不能直接進行簡單量化比較。具體的社會都有自己獨特的結構，在這種結構中，社會時間只是反映內部的生活節律，節律是社會主體活動的整體現象，自身沒有固定的衡量單位。
社會時間的本質是人的實踐活動，人的實踐活動不是機械運動，而是有一定節律的活動，一張一弛，一作一息，在形式上表現爲週期性的非線性運動。人類社會實踐的節律可以分爲三種，即自然節律、內源節律和諧調節律。
第一，自然節律。實踐活動從根本上說是人類克服與自然之間矛盾的過程，因此實踐活動都是具體的客觀的，是離不開自然環境的。而自然環境是有固定週期性的，人們每天活動都是有一定的週期性的。這種因自然環境引起的活動週期性，自人猿相揖別之前就開始表現爲自身活動的自然節律。實際上，所有地球表面的生物，都不同程度地具有因自然環境造成的活動週期性。因此我們可以說，自然節律是自古有之的，這種節律是跨地域、跨物種、跨世代的節律，這種節律不因民族地理位置的不同而不同，不因人們生活習慣的改變而改變，不因國家經濟的發展而加快，不因社會文化的進步而提高。總之，只要我們還生活在這個熟悉的地球空間裡，實踐活動的自然節律就不會改變，也沒有必要改變。
第二，內源節律。實踐活動是有目的性的，其基本過程表現爲：目的-手段-新目的。每一次目的的實現，就意味着新的目的的開始，相應的實踐活動表現爲：每一次實踐活動的結束，就意味着新的實踐活動的開始，如此反覆，體現出人類活動的內在節律。如果說自然節律是生物意義上的本能節律的話，那麼內源節律則是社會意義上的意識活動的節律。前者是基本的、深層的、簡單的節律，後者是高級的、淺層的、複雜的因自身生存需要人爲形成的一種節律。在社會生活中，經濟活動是人們形成內源節律的主要因素，追逐經濟利益是人們形成內源節律的主要動力之一。所以，內源節律的舒緩快慢直接與社會經濟發展的快慢相聯繫。
第三，諧調節律。在現實社會中，人類的實踐活動不可能像動物那樣完全按照自然節律而進行，也不可能完全忽視自然節律而任憑物質利益的驅使，而是不知不覺地兼顧了兩種節律的作用。同時，人類的實踐活動是社會性的，每個人不可能孤立地進行物質生產活動，人與人之間需要一定行爲上的協調，在理性的指導下，形成固定的時間觀念和時間規則，從而制約人們的行爲方式，最終形成人類活動的諧調節律。三種不同節律不是絕對孤立的，通常混同在一起，呈現出較爲複雜的生活節奏。一方面，諧調節律是自然節律和內源節律的綜合，諧調節律又要受到社會羣體的干擾，因此就個人而
言，諧調節律是高度複雜的非線性的節律，另一方面，只有從宏觀上看，諧調節律纔會呈現較爲清楚的波形來。
不同社會實踐活動的節律是不同的，每一個時代都有相對突出的節律形式。
社會實踐活動的內在動力，來源於人們對物質生活資料的需求和物質生產活動之間的矛盾運動。每個人爲了爭取生活資料和發展空間而進行社會活動，社會活動表現爲有目的性的內源節律。爲了達到某種經濟利益，人們的活動不再注意四季的區別，也不太在意晝夜的自然節律。如：一個地區的經濟形勢決定了人才流動、投資熱點、民工潮、移民潮、股市行情的起伏和走向，反過來這些社會因素的起伏和走向又影響該地區經濟發展的節律。
同時，時間觀念的形成和時間規則的制定，使人們有可能在理性的指導下，在更大的世界範圍內協調各自的生活節律，達成相對統一的社會時間，從而形成社會實踐的諧調節律。
總之，由於社會的發展，使人們的活動方式由自然節律逐漸轉向內源節律；又由於社會的進一步發展，使人們的活動方式從內源節律轉向規範的諧調節律，其中，實踐活動從內源節律向諧調節律的變換，也是社會時間的外化過程。社會時間的外化，一方面是城市生活交往密切和步調統一的表現，另一方面也是現代人在犧牲私人時間並向公共時間妥協中逐漸失去精神根基的原因。
（二）時間道德與公共時間的節約
魯迅先生說過，浪費別人時間就等於謀財害命。在先生看來，人生中最爲珍貴的，莫過於時間了。在當代以經濟建設爲中心的時代裡，物質財富是社會成員最直接的爭取目標。財富再珍貴，但是可以花相當的勞動時間去產生的，而時間的流逝，卻是永遠也生產不出來的。因此，比之物質財富，時間不知要珍貴多少倍。就是說，我們可以生產財富並節約財富，但是對於時間，我們不能生產而只能節約使用。在知識經濟時代裡，人力資源越來越成爲最珍貴的資源，比金融資本還受到重視。實際上人力資源就根本來說，可以反映在時間資源上來。多一個人，多一份時間的使用。
充分利用時間資源是十分重要的，其標準是節約時間。這就要求我們一方面要珍惜時間，只有珍惜時間才能懂得節約時間；另一方面又要有超前意識，只有具備超前意識才能有效地節約時間。
珍惜時間的社會效益是十分明顯的。首先，珍惜自由時間，就意味着在自由時間裡人能夠積極地發展自己、完善自己，一方面可以提高自身的勞動能力，另一方面則可以滿足自身精神生活的需要，這本身就是人類的終極理想。其次，珍惜勞動時間，就意味着對勞動時間的節約使用，這就意味着自由時間的增加，而自由時間的增加，則意味着人的素質可以得到不斷提高，反過來素質的提高又有利於勞動效率的提高，從而進一步縮短勞動時間，再增加自由時間，如此往復，直至良性循環。
應該說，時間觀是人生觀的一個有機部分，兩者緊密相連，人生觀決定時間觀，反過來時間觀又影響人生觀。從人生觀這個角度看待時間的話，時間便披上了道德色彩。蘇聯昆蟲學家柳比歇夫認爲，時間不僅僅是物理概念，更是道德概念，他制定了一些道德禁令，規定了使用時間的道德限度。在生活中不講究時間道德的人，是那些浪費別人時間和荒廢自己時間的人。
前些年，國內有人對政府開會次數和官員發言的時間提出了看法，認爲公共時間都是十分寶貴的，需要珍惜愛護，繁多的會務和冗長的演講是一種浪費資源的行爲甚至是不道德的行爲，因此開會次數應該減少，發言時間應該縮短。在現代社會，節約自己的時間，尊重別人的時間，這是一種最有人文關懷的社會美德。
（三）和諧城鎮與城市羣的社會節律
就羣體而言，需要考慮公共時間的結構問題，公共時間的結構需要由國家政府統一調劑。由於進行每項經濟活動與非經濟活動都需要在空間上發生移動，而人們的移動存在時間限制。因此，有必要研究如何在空間上組織人們的活動系統使個人生活環境得到改善，這種改善不是單靠增加收入能夠實現的。我們要力圖通過針對個人行爲的線索式研究，總結出不同人羣與不同行爲系統的匹配，進而更加準確地把握不同類型人羣的不同生活需求，爲城市規劃提供可靠的依據。例如，在工業化的城市裡，居民有着極爲相似的活動節律，人們在同一個
時間裡起牀、同一個時間裡吃飯、同一個時間裡工作、同一個時間裡看電視（如新聞節目）、同一個時間裡睡眠。生活節律的整體性具有積極的一面也有消極的一面，活動的共時性有利於人們之間的交往，也有利於保持良好的社會秩序。但是，消極的一面也是明顯的，如在同一個時間裡上下班，會給交通帶來很大的壓力，經常引起潮涌式的交通阻塞，把人們的時間白白浪費在路途當中，這是社會的巨大損失。上下班的時候經常會發生交通擁堵，如果把這一段公共時間分割成幾個部分，使不同地區不同部門的上下班時間交錯開，則交通狀況將會顯著得到改善。
具體來說，有以下幾個建議：
1．錯峰上下班
按照前一章的介紹，在標準的和諧城鎮內，特殊的環形設計可以避免交通擁堵，但這只是通常意義下的穩恆車流，對於上下班高峰期引發的潮汐車流，也是沒有免疫力的。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呢？我們知道，既然潮汐車流實際上是一種時間性的現象，那麼我們可以從時間維度上考慮解決。首先要明確，跨鎮上下班的相對較少，因此潮汐人流和車流基本都在和諧城鎮內，只要按不同職業或行業錯峰上下班即可，具體說，可以這樣安排：環衛清潔工作6點上班，中小學7點上學，生態工業園8點上班，政府與公共事務部門9點上班，商業部門10點上班，同理下班的時間依次提前。這種錯峰的分流，使人流和車流在總量不變的情況下，由於時間的控制而達到良好的效率。
2．節假日管理
目前我國實行每週雙休日製度，大大提高了人們的休閒時間。但在假日管理方面，尚存在一些需要改進的地方。譬如，由於春節、國慶長假的設置，拉動了旅遊經濟和休閒經濟，但是客觀上也造成了潮汐出行現象，給鐵路、高速公路、機場和旅遊景區帶來巨大的短期壓力。如何解決這個難題？作者認爲，除了春節有特殊性之外（在下一點討論），其他長假一律只有一天的公假，一天的公假是象徵意義，與週末雙休意義本身不同，因此不必要來回拼湊，增加管理成本。那麼，餘出來的公假可以拼湊擴展成全國指定的強制性帶薪假期，帶薪假期每人每年5天，加上頭尾雙休，實際上每人每年有一次性9天的長假。這樣的好處是，一天的公假和週末雙休並不一定連接，不會帶來大規模的人潮涌動，同時，由於每個人都有9天的帶薪長假，必然會在一年某個時間段裡出行，但這是隨機的出行計劃，絕不會出現全國性的統一的大遷徙的行爲。
3．大春運管理
春運是頗具中國特色的現象，這既是土地遼闊、人口衆多、區域發展不平衡的綜合結果，也是中國文化的一種情懷。根據近些年來的調查顯示，春運的主角有兩類人羣，一是城市暫住人員的返鄉潮，二是城市常住人口的返鄉潮。前者是主流，且來去勢頭兇猛，組織性較差，在時間管理上有很大的難度。後者是城市的常住人口，有相對固定的工作，也可能有固定的房產，因此人口流動相對平緩，但由於春節長假只有7天，這些人羣只能集中在這麼短時間內返鄉，潮汐現象實際上更加明顯。如何解決這個難題？作者認爲，要區別對待，首先對於暫住人員，一方面政府號召工礦、建築、粗加工等企業，在春運期間給農民工春假以更寬的選擇項，避免集中春節前幾天才統一放假，譬如對於家鄉距離很遠、父母子女存在實際困難的可以提前放假；另一方面，政府大力推廣城鎮化建設，讓更多的農民有機會到城鎮就業、買房、定居，安居樂業的農民工對城市有了歸屬感，父母也會時常過來暫住或者也遷居過來，這樣逢年過節的時候就不再有大量的農民工返鄉了。其次，對於常住人口，特別是在商業、工業部門工作的人員，政府要鼓勵春假倒休制度，讓錯峰過年的人能夠得到實際的回報。最後，政府有必要在國人過年的形式上進行藝術性、現代性、科學性地論證，提倡多樣化的、健康的過年方式，如旅遊過年、多家庭聚餐會過年，和諧城鎮裡可以嘗試建立生日城，平時給所有過生日的人提供專門場所，春節期間就作爲過年城等。同時，也要抵制庸俗式的過年方式。目前農村地區過年三件事是必須做的，即放炮、喝酒、搓麻將，據作者不完全統計，農村地區至少有1/4以上收入在牌桌上重新分配。某種意義上說，春節成爲了世界上最大的人口遷徙、最大的酒席、最大的牌桌的時間節點，規範的意義在於文化的健康，而不是酒徒與賭徒的狂歡。
（本章完）